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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5月，在伊朗议会选举巨大胜利的鼓舞下，伊斯兰共和党迫不及待地重新开始了“伊斯兰化”计划，以重塑伊朗国家和社会。
从伊斯兰革命一开始，原教旨主义者就一直抱怨人民圣战者和左派在工厂和大学煽动不满、支持库尔德人反叛、抨击宪法有关法基赫统治的规定。
在王权垮台后的第一年，左派和人民圣战者并未对原教旨主义者构成严重威胁，实际上，他们倒是做了诋毁、削弱温和派的有利工作，原教旨主义者尽得渔翁之利。到1980年中期，形势变了。随着“追随伊玛目路线的学生”成为反帝国主义的代言人，随着温和派的力量被严重削弱，左派和人民圣战者日益为伊斯兰共和党所不容。
如同攻击末代国王政权一样，大学也是反对伊斯兰共和国的温床。在1979年和1980年上半年期间，左派和人民圣战者已经将主要大学变成了他们的活动总部和意识形态争论的公开论坛。因此，在教育机构伊斯兰化的旗号下，原教旨主义者从大学人手开始了根除左派和人民圣战者的运动。当年巴列维国王对大学和知识分子采取了一种抑制与安抚相结合的政策，而原教旨主义者遵循的则是清除和占领的原则。
霍梅尼亲自发动了这场清除大学里所有“危险分子”的运动。
他宣称：“我们所有的落后过去是、不幸现在仍然是由于大学知识分子对伊朗伊斯兰社会缺乏准确的理解。对这个社会造成最致命打击的正是这样一群大学培养的知识分子，他们总是自鸣得意，说着那种只有所谓知识分子才能理解的话语；如果说大众不能理解他们的话语是什么意思，那是大众太糟糕了！因为在这些知识分子眼里根本就没有人民，只有他们自己”。
他声称：“伊朗所有大学都应服从于高尚的革命，所有与西方有联系的教授都应肃清，大学应成为学习伊斯兰科学的中心”。
在讲话中，霍梅尼痛斥马克思主义和伊斯兰信仰调和论者(指人民圣战者，正是在这一阶段他将人民圣战者称为伪穆斯林或“伪信者”)，警告“和东方或西方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将被排除在伊斯兰秩序之外。
这实际上是对巴尼萨德尔及其支持者的警告。
1980年4月26日，霍梅尼又发表讲话：“当我们谈起改革大学时，我们的意思是指我们的大学目前处于依赖他人的从属地位。它们是帝国主义的大学，它们所教育和训练的人迷恋西方。”
他强调：“50年后，我们没有能满足人民需要的医生。我们要求从根本上改革大学制度，以便大学为国家服务，为祖国的需要服务，而不是为外国人服务。”
在霍梅尼对大学直接攻击的鼓舞下，伊斯兰革命委员会于1980年4月向左派和人民圣战者发出最后通牒，威胁他们要么撤出大学校园，要么准备付出沉重代价。
在这步棋上，巴尼萨德尔完全打错了算盘，所谓夺取运动领导权之举无异于水中捞月，正如巴克哈什所指出的，“通过攻击大学来证实自己的身份，巴尼萨德尔既激怒了左派，又未能赢得教士集团的信任。”
4月，占主导地位的教士集团也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司法系统的非世俗化。5月的最后几天，霍梅尼告诫议会要实施伊斯兰正义，“这一点在我们国家已经被巴列维王朝的压迫者和篡位者剥夺了。”1981年初，已经中止几个世纪的伊斯兰刑法被提交议会。
1980年7月是莱麦丹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正式开始了伊斯兰新秩序。其标志是7月5日（一说6月28日）政府下令，凡在政府和公共办公室中工作的妇女一律要戴面纱和穿黑色长袍。即使是游泳，也要穿衬衫，而不得穿泳衣。一大批女性国家雇员由于未能“穿着得体”而被解雇。（一年后，议会通过伊斯兰着装法，违犯者可处长达一年的监禁。)这一时期，激进教士的清教徒狂热达到一个新高度。7月5日，两对男女由于非法性行为而被石击致死。
原教旨主义者在各部门展开大规模清洗。到7月初，有超过1000名公务员被开除，有大约150个整肃委员会在工作。7月，整肃工作在全国各地持续了整整一个月，仅在7月底的最后两天，就有约450名公务员被开除。教育部门和军队系统由于其意识形态和军事上的战略重要性，清洗尤其广泛，大约2万名教师和8000名军官被解职。
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侵入伊朗，持续8年之久的两伊战争爆发。随着对外战争的爆发，军队立刻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作为军队总司令的巴尼萨德尔也就成了保家卫国的民族英雄。居于统治地位的乌里玛被指责瓦解了一支曾经强大的军队，导致国家处于危难状况，面对这种舆论，原教旨主义者不得不暂时处于一种防守地位。
有一个群体特别欢迎温和主义者重新登上政治舞台，这就是巴札商人，因为原教旨主义者的极端措施会损害巴札商人的利益。巴札商人一直是伊斯兰共和国的主要支柱之一，当商人站在总统一边的时候，伊斯兰共和党的地位就受到严重削弱。在1980年11月16日的一次讲话中，霍梅尼严厉批评了巴札商人的背叛，将他们归于邪恶的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人民敢死队少数派的同类。
与伊拉克的战争暂时中止了激进乌里玛对各部门的清洗，也给巴尼萨德尔及受困的温和派一个机会来逆转这场清洗，但终究巴尼萨德尔及其助手未能果断行动，未能利用军队的受欢迎和巴札商人的不满，在政治气氛非常有利的时候组织支持他的各种群体采取一致行动，而仅仅满足于冗长乏味的高谈阔论。直到1981年3月，巴札商人一直表现出对总统的支持，但随后情绪明显低落，因为他们一直等不到总统的明确号召。
乌里玛集团在三四个月的短暂喘息之后重新展开进攻。到12月，乌里玛已经完全重新镇定下来，着手分享战争成果的荣耀。战争爆发后，霍梅尼曾下令成立由激进派乌里玛控制的最高国防委员会，名为统一调度战时全国人力物力的应急措施，实则含有限制军队总司令巴尼萨德尔权力的意图，现在，这个委员会开始通过任命代表监管各条战线来显示自己的战争努力。
更重要的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战争中的角色极大加强，其指挥官都是由最高国防委员会任命的。1980年12月底，伊斯兰共和党力促通过一项法案，要大大扩展革命卫队的规模。1980年12月24日，在对宗教界发表谈话时，霍梅尼强调，“干预政治事务是神职人员的职责”，“如果政治家们按照伊斯兰教义办事，捍卫独立与自由，而不把国家引向西方或东方，他们就有处理问题的自由；如果他们不这样办，我们就一定要干预，并且监督他们”。
霍梅尼开始说服巴札商人，劝诱他们放弃对巴尼萨德尔的支持，忠诚于为乌里玛服务的拉贾伊政府。
如同当年的俄国和法国革命一样，从某种角度说，外来侵略总是有助于稳固革命政权，伊朗也不例外：伊拉克的入侵使得伊斯兰共和国不得不同仇敌忾，强烈的宗教热情与伊朗民族主义结合起来使新政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支持。
战争的确加剧了巴尼萨德尔与伊斯兰共和党之间的竞争，但并非如萨达姆·侯赛因所希望的那样导致伊朗内部混乱、颠覆原教旨主义者，相反，最终却稳固了原教旨主义者的统治。
从长远来看，两伊战争对原教旨主义者而言是因祸得福。
第一，巩固了原教旨主义者与下层阶级的有机联系，一方面，因为他们掌管着战争动员机构，负责征募战争志愿者，他们可以打着保家卫国的旗号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支持基础；
另一方面，由于战争造成物资匮乏，加上美国在人质危机后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的影响，政府不得不对生活必需品实行定量配给，清真寺和自治委员会成为各地分配定量卡的中心。
富人可以在昂贵的黑市购取物资，而中下层民众只有依赖清真寺和自治委员会获得供给，清真寺和自治委员会因而成为社会层面上一种强大的经济、政治力量，控制这些机构的乌里玛也就被推上大众分配网络的支配地位。
第二，急剧扩大了革命卫队的规模，提高了它的作战经验和军事能力，巩固了他们作为伊朗领土完整和共和国生存的忠诚保卫者的形象和地位。
第三，由于武装部队专心于对外作战，保卫国土，反伊斯兰政府的军事政变可能性得以彻底消除。
第四，在战时紧急状态的借口下，政府加强了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例如，人民圣战者的报纸由于对政府的战争政策持批评态度而被关闭。
在加强自己在民众中的战时基础的同时，原教旨主义者也在悄悄拉紧巴尼萨德尔脖子上的绞索；他的报纸被政府关闭；他的16个亲密助手被自治委员会逮捕；乌里玛利用清真寺网络谴责他；他的办公经费预算被削减；议会通过立法要求他在5日内签署议会法案，否则总理有权取而代之。从
某种意义上讲，巴尼萨德尔被架空为徒有虚名的总统。
在1980年巴尼萨德尔第一年任期里，从挑选总理到指导战争的所有重大问题上，原教旨主义者都比他占有优势，这种软弱无力的感觉使他感到灰心和怨愤。1981年3月，在一次纪念摩萨台诞辰100周年的大型集会上，当他的讲话被质询者打断的时候，他命令警察逮捕了这名质询者，后来证实此人是伊斯兰共和党的支持者。
原教旨主义者进行了回击：总检察长开始调查总统下令逮捕质询者违背法律一事，一些议会代表呼吁弹劾巴尼萨德尔。
在前一时期，巴尼萨德尔和伊斯兰共和党这场争斗的双方都未能很好地组织、协调已方的行动，权力斗争出现了持续一年的僵局。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领袖的霍梅尼自己此时没有直接介入议会与总统之间的斗争，而且坚决反对乌里玛占据国家的最高民选职位。
现在，巴尼萨德尔和伊斯兰共和党对于内政外交的不同主张使两者的矛盾趋于激化，危及伊斯兰共和国的存续，这一次，霍梅尼干预了。
1981年3月中旬，他在自己的寓所召开了一次伊斯兰共和党高层和巴尼萨德尔参加的会议。他命令成立一个由伊斯兰共和党、巴尼萨德尔和他本人选择的代表组成的三方调和委员会，以调查相互争斗的原因。他仍然让巴尼萨德尔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但他要求巴尼萨德尔与伊斯兰共和党在调和委员会作出结论之前避免公开的相互攻讦。
有些绝望的巴尼萨德尔并未就此休战，他继续攻击伊斯兰共和党，变得更加目中无人：他谴责政府侵害人权、严刑拷打和新闻审查；他质疑议会和监护委员会的合法性，要求霍梅尼废除这两个机构；他甚至要求举行公民投票以解决他与伊斯兰共和党之间的争论。这就等于直接向霍梅尼的权威提出了挑战。
1981年5月27日，霍梅尼发表广播讲话，在讲话中，伊斯兰革命和共和国最高领袖猛烈抨击受困的巴尼萨德尔，对伊斯兰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的未来做了不祥的预测，暗示他将会像第一任总理巴札尔甘一样被废黜，警告他及其支持者“回到欧洲去，回到美国去，回到任何他们想去的其他地方去。”
6月8日，霍梅尼在电视讲话中，直言不讳地威胁巴尼萨德尔：谁反对议会、总检察长和其他权力机构，谁就是独裁，谁就将得到同国王一样的下场。两天后，前线激战正酣，霍梅尼解除了巴尼萨德尔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消除了亲巴尼萨德尔政变的可能。议会宣布巴尼萨德尔不称职，为弹劾他作铺垫。
从此，巴尼萨德尔开始潜入地下，转而反对霍梅尼政权。
对伊斯兰共和党最高阶层垄断权力的憎恶，造成了在巴尼萨德尔、民族阵线、自由运动、穆斯林人民共和党残余、某些正统派乌里玛和人民圣战者之间，结成一个广泛的反伊斯兰共和党联盟的绝佳时机，但原教旨主义者以一种古老而有效的分而治之策略摧毁了这一联盟的萌芽。
民族阵线计划于1981年6月11日举行一次大张旗鼓的集会，表面上是反对伊斯兰刑罚的野蛮、退化，实际上是反对伊斯兰共和党、支持巴尼萨德尔。
在集会前数小时，霍梅尼在国家电台和电视台发表讲话，宣称民族阵线一向关心民族主义而非伊斯兰，因而它反对伊斯兰刑罚和伊斯兰共和国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何其他的伊斯兰团体与个人会同民族阵线和人民圣战者联盟呢？霍梅尼的讲话是在迫使民族阵线的潜在盟友进行抉择，要么支持、要么反对伊斯兰，这就将政治问题转变为了宗教问题。这一策略成功了，因为，巴尼萨德尔和自由运动随即放弃参加这次集会。
这再次显示巴尼萨德尔无力对抗霍梅尼，也就失去了反对原教旨主义者的尊重和支持。最终，民族阵线的这次集会变成了一场闹剧，因为大多数参加者是前来捣乱的真主党成员。这标志着民族阵线在伊朗公开活动的终结和世俗民族主义的失败。
6月19日，霍梅尼批评巴尼萨德尔是“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反伊斯兰的反革命分子”，声称再给巴尼萨德尔一次悔改机会，以与“人民圣战者、民族阵线和其他非伊斯兰团体分离”。
巴尼萨德尔明白自己的任期结束了，在给霍梅尼的信中，他写道：“你并不想要一个得到贯彻的宪法。…你只是想要一个虚弱的总统、一个软弱的政府、一个顺从的议会，和一个作为威胁、镇压反对派工具的司法系统。”
6月22日，霍梅尼动用宪法授予的权力，解除巴尼萨德尔的总统职务，并命令逮捕他。躲藏起来的巴尼萨德尔呼吁举行民众起义，反对正在形成的“毛拉政府”。1981年6月20日支持巴尼萨德尔的一次主要示威游行被血腥镇压，至少100人被枪杀，另有150人被捕并以“在世界传播腐败”的罪名被立即处决。受难者主要是人民圣战者的成员，也有一些来自巴札的成员被处决。次月，巴尼萨德尔逃离伊朗。
在这场权力斗争中，民选总统巴尼萨德尔尽管拥有一系列令人炫目的头衔，其政治理念也得到多个集团的共鸣，但是如同当初的巴札尔甘一样，在企图将伊朗推向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过程中，他也面临着很多不利因素：他未能迎合平民主义路线；他被原教旨主义者掌控的辅助机构钳制、架空；他没有得到多少街头支持；他受到人质危机引发的狂热反美气氛的束缚。
尽管得到多个集团不同程度的支持，但巴尼萨德尔的一个明显过失在于未能将其支持力量组织化：他没有建立一个自己的政党；没有认真尝试与其他温和派结成一个正式联盟；甚至在总统任期明显时日无多的时候，他也缺乏勇气公开支持民族阵线的六月集会。
巴尼萨德尔失败的最致命因素在于他的政治理念为霍梅尼所不容。与伊朗其他许多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一样，巴尼萨德尔虽然坚定支持反王权革命，但他对伊朗未来的设想带有深深的西方烙印，这是原教旨主义乌里玛绝不可能接受的。霍梅尼非常清楚巴尼萨德尔的西化倾向，他曾经这样告诫巴尼萨德尔：“是的，你是一个正直、天真的人。但你不熟悉伊朗的形势；你从欧洲回来并不知道这种形势：乌里玛是精明的，他们掌握形势。”
因此，虽然巴尼萨德尔原先为霍梅尼所喜爱，在一年半的总统任期内他也竭力拉拢霍梅尼站在自己一边，但在反对伊斯兰共和党的斗争中他并没有赢得霍梅尼的支持。
毕竟，伊斯兰共和党是霍梅尼的化身，与伊斯兰共和党相争，实际上就是在与霍梅尼战斗，霍梅尼洞悉这一点，因而在所有关键问题上支持伊斯兰共和党。霍梅尼最终抛弃了自己的“精神之子”，因为巴尼萨德尔的伊斯兰现代主义及其民主伊朗的幻象与霍梅尼的原教旨主义及其神权政治理想是不相容的，有时甚至是敌对的。
巴尼萨德尔的下台被原教旨主义者称之为“第三次革命”，霍梅尼随即命令议长拉夫桑贾尼、总理拉贾伊和最高法院院长贝赫什提组成临时总统委员会代行总统职务。随着巴尼萨德尔的被驱逐，伊斯兰共和党就完全控制了国家。
伊斯兰和世俗民族主义者被赶出政治舞台，除了自由运动，他们的政党或被镇压或被解散，双重主权时期随着教权主义者接管国家最高民选职位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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