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尖悬在纸上，洇开一团墨。
于生水低头看着那团墨迹，像看一口深不见底的井。窗外是机关大院一成不变的灰色，窗内是他坐了十二年的椅子，椅子上的漆已经磨得发亮，亮得有些嘲讽。他叹了口气，把笔放下，转而从抽屉最底层摸出一沓稿纸。那是他上个月偷偷写的短篇小说，题目叫《局长》。
故事里没有局长。故事写的是一个老科员，在机关里待了二十年，每天给领导端茶倒水，最后发现自己连端茶都端出了肩周炎。他写得很克制，甚至有些温情，只是结尾处让老科员在退休那天，把办公室里养了十年的文竹连根拔起，带回了家。
“根已经长穿了花盆，扎进地板缝里了。”他写道。
他喜欢写机关里的事。不是因为他懂什么权谋机变，恰恰是因为他不懂。他只是如实写下他所看见的——那些永远亮着灯的空办公室，那些会议桌上永远没人喝的热茶，那些微笑底下永远说不清的微妙。他的小说陆续在地方报刊上发表了，稿费不多，但每一笔都让他觉得，自己还活着。
然后马局长开始找他谈话。
第一次，是因为那篇写领导与女下属私通的小说。于生水想解释，那确实是虚构的——他连那位女下属的名字都是翻字典随便取的。马局长不听，拍着他的稿子说：“福生啊，影响不好。”
第二次，是因为那篇写贪官故意弄坏门前路灯的小说。这次于生水没法理直气壮地说“纯属虚构”了——马局长家门前的路灯，确实坏了三年没人修。他说是巧合，马局长说是“暗箭伤人”。他张了张嘴，想说那盏灯我也每天路过，我也在黑夜里摔过跤，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他只想写小说。可写着写着，所有的角色都变成了局长。他控制不住，好像他眼中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局长，和其他人。而他写来写去，写的其实都是同一种东西：权力在人心上压出的那道印痕。
今天，第三次谈话通知来了。他坐在办公桌前，心中已经做好了准备。他想好了所有辩解的话，甚至想好了如果马局长发火，他就把那些稿子全都烧掉。
门开了。马局长走进来，脸上带着一种他从未见过的表情——不是愤怒，不是敷衍，甚至不是那种居高临下的宽容。那表情他想了很久，才找到一个词来形容：郑重。
“福生啊，”马局长坐下来，把他的稿子摆在桌上，一篇一篇地翻，“我昨晚把你这两年写的东西都看了一遍。”
于生水没有说话。
“文笔好，构思也好。”马局长抬起头看着他，“我以前对你了解不够，太官僚了。现在我明白了，我不能放着眼皮底下的人才不用。”
于生水愣在那里。他看见马局长的嘴唇一张一合，说了一些关于“担子更重”“没有时间再写小说”之类的话，最后那只手拍上他肩膀的时候，他忽然觉得那重量不像鼓励，更像一口盖子。
一周后，他被任命为秘书科科长。
又过了一周，批复下来了。
于生水搬进了新的办公室。房间更大，窗户更亮，桌子是实木的，椅子是真皮的。他坐在那里，望着窗外，发现从这个角度看去，机关大院竟然有了一种庄严的美。他想，也许这就是马局长想让他看见的风景。
他拿起桌上的笔——这支笔比原来那支贵得多，笔杆上刻着他的新职务。他想写点什么，却发现自己不知道该写什么了。那些曾经在深夜涌上心头的故事，那些让他辗转反侧的人物，此刻都像怕光似的，躲进了某个他找不到的角落。
他把笔放下。笔尖在纸上洇开一团墨。
像一口井，又像一句没有说完的话。
后来，有人问于生水还写不写小说。他笑了笑，说工作忙，等有空了再说。说这话的时候，他想起老科员那盆文竹，想起那句“根已经扎进地板缝里了”。他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有些东西长着长着，就不是你想不想拔的问题了，而是你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已经被当成了花盆。
而他的那些小说里，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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