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爱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用树皮纹路摩挲着布满老茧的手指。这棵树是我和老头子成亲那年栽的，如今枝干都歪了，却还年年开花，细碎的白花落在青石板上，像撒了一地星星。

十二年前那个雪天，我永远记得。儿子小伟的病床前，心电监护仪发出绵长的嗡鸣，他攥着我的手慢慢松开，最后一丝温度也随着窗外的雪花消散了。我整个人像被抽去骨头，瘫坐在医院冰凉的长椅上，看着儿媳晓梅抱着五岁的乐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乐乐仰着泪痕交错的小脸问我："奶奶，爸爸是不是睡着了？"我把他搂进怀里，闻到他头发上淡淡的奶香味，喉咙像塞了团浸水的棉花。

办完丧事的第二天，晓梅开始收拾行李。我看着她把乐乐的奥特曼玩具一件件塞进箱子，突然想起小伟小时候也爱收集这些塑料小人，他总说等有了儿子要和他一起玩。"妈，我想带乐乐回北方。"晓梅红着眼眶说，"那边有我哥照应，孩子能上好学校。"我张了张嘴，想说"留下吧"，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晓梅才三十岁，总不能让她守着我们这两个半截入土的人过活。

离别的那天，乐乐抱着我的腿死活不肯撒手。他穿着新买的蓝色羽绒服，帽子上的毛边蹭得我下巴发痒。"奶奶，我还能回来吗？"他抽抽搭搭地问。我蹲下来替他擦眼泪，粗糙的指腹碰到他冰凉的脸颊："能，等乐乐考上大学就回来。"火车开动时，孩子的小脸贴在玻璃上，小手在窗内拍打着，渐渐变成一个小点。我站在月台上，直到铁轨尽头只剩白茫茫的雪，才发现手里还攥着他落下的一只毛线手套。

最初那几年，晓梅还会偶尔打电话。她说乐乐在那边上了小学，说他参加了学校的足球赛，说他长高了能帮妈妈拎菜篮子。每次挂断电话，我都要把通话记录翻来覆去看好几遍，仿佛这样就能留住那点微弱的联系。后来电话越来越少，最后彻底没了音讯。我托人去北方打听，只听说晓梅改嫁了，对方是个开货车的，对乐乐挺好。

日子像老槐树的年轮，一圈圈刻在树皮上。我和老头子种了两亩菜地，春天收菠菜，夏天摘黄瓜，秋天晒萝卜干。赶集时总多称半斤糖果，可直到糖纸都发脆了，也没人来吃。老头子走的那年冬天，我把他的棉袄叠好放进樟木箱，发现里面藏着张泛黄的照片——是小伟带着乐乐在公园划船，孩子举着冰淇淋，笑得眼睛弯成月牙。

去年清明，我给小伟扫墓回来，发现老槐树下多了个快递包裹。拆开一看，是件崭新的羽绒服，尺码小得可怜，还有张照片。照片里的少年穿着校服，站在北方的雪地里，眉眼像极了小伟。我摩挲着照片背面的字迹："奶奶，这是我小时候穿的衣服，一直留着。"当晚我抱着衣服哭湿了枕头，老伴的话在耳边回响："孩子心里有你，比啥都强。"

三天前的清晨，露水还没散尽。我正在灶间熬玉米粥，听见院门外有动静。推开门，晨光里站着个高高瘦瘦的男孩，背着褪色的帆布包，眼睛亮得像两颗黑葡萄。"奶奶。"他轻轻喊了一声，声音带着颤音。我手里的木勺"当啷"掉在地上，滚烫的粥溅在手背上也不觉得疼。十二年了，那个在雪地里哭喊着"奶奶再见"的小不点，如今比我高出大半个头，喉结微微滚动着，像只刚学会打鸣的小公鸡。

他从包里掏出个铁盒，里面整整齐齐码着火车票、奖状和画纸。"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的票根。"他指着一张泛黄的车票说，"这是我十岁时画的全家福，那时候总梦见咱们在老槐树下吃饭。"我一张张翻看，指尖抚过他稚嫩的笔触，仿佛触碰到岁月的褶皱。

现在，乐乐正在灶间帮我添柴火，火苗映得他脸红扑扑的。他说大学毕业了，要回来考本地的公务员。我往他碗里舀了勺红枣，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突然想起小伟小时候也这样，总把饭粒粘在嘴角。窗外的老槐树在春风里沙沙作响，新抽的嫩芽绿得晃眼。我摸了摸藏在围裙口袋里的活期存折，那是给乐乐准备的买房钱，攒了整整十二年。

暮色四合时，乐乐突然指着天边的火烧云说："奶奶，北方的云没这么红。"我望着被染成金色的槐树梢，突然明白，有些牵挂就像树根，越是深埋地下，越是盘根错节。当年的离别是为了让他长成参天大树，而今天的重逢，是老树发了新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