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东燕的破防与抗争|公知|易中天|胡锡进|袁崇焕|证据

全网痛打“公知”的年代，越来越越多KOL选择了噤声，法学教授劳东燕还在坚守。仅此一点，我就表示支持，何况她以前就遭受过、也正在遭受网络暴力，支持劳东燕，对我来说愈发责无旁贷。

她主张性侵认定从“强制手段”转向“缺乏同意”标准，尤其是熟人关系中没有反抗不代表同意，并建议男性通过录音存证以避免争议，她之前还支持对治安违法记录进行封存，这些表态被某些人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声称这种言论是西方价值观渗透。进而，针对她个人的网暴持续发酵，从辱骂到人身威胁不一而足。

被逼无奈的劳教授出现情绪激动的愤怒之言，似乎又被人抓住了“尾巴”，劳东燕坚定地表示，“我已然下定决心，不会再让体面与修养成为禁锢自己的枷锁。”“对于各式的辱骂、造谣与丑化，我不会再沉默与忍让应对，采取一种清者自清的姿态，或者你打我左脸，我还把右脸让出来给你打。”随后，她开始“挂人”，把那些龌龊的评论和私信截图发布。

作为一个常年受到相似攻击的表达者，我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一些人。体面，常常成为公开表达者的软肋，你跟它讲事实，它说你五十万，你跟它说理，它说你公知，你跟它客气，它当你胆小，你怼回去，它说你破防了。只许它以践踏基本伦理的恶毒来攻击，不让你有丝毫情绪来反驳。

谁也不是圣人，长期看到类似言语，任谁都难以始终保持冷静平和，换句话说，表达者也没有义务在受到人身攻击的情况下依然如此。

在我看来，讨论的空气往往比讨论的内容更重要。人文社科领域往往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就以性侵认定来说，两种认定方式都不完美。做强制手段的取证更加“有力”，但往往困难重重，一个人高马大的男人用进行威胁后施暴，就很难找到证据。以“缺乏同意”作为性侵认定，又容易造成重口供轻证据的错觉。这是性侵认定的特殊性造成的天然困境，却在传播中被曲解为立场之争，制度设计的复杂性一旦被设定为立场问题，就变得“简单”起来，恨就完了，袁崇焕被凌迟后，分食人肉的百姓自己也会觉得大义凛然。袁崇焕杀毛文龙也有其性格或权力的问题，历史和人都十分复杂，粗暴定义忠奸，的确是思考能力欠缺的表现。

大多数人（包括我）都缺乏这类思考能力，因此我们才需要开放的公共表达。不同观点切磋琢磨，即使得不出两全其美的办法，也能让人们知道事情本身的多面性，在遇到类似事件时尽量谨慎判断思虑周详。

讨论的空气，从“公知”被污名化并逐步退场开始恶化。从左拉开始，公共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开始通过公共表达来质疑，质疑不是抬杠，而需要提供足够的事实和逻辑来证明，这就要求公共知识分子要有独立思考精神、一定的智识储备、相当的逻辑能力和公开发声的勇气。谁知这个词像“小姐”一样，在中文语境发生了腐坏性质变，走向词语本义的反面。“公知”变成了立场论的受害者，只要主张借鉴欧美的经验和先例，就有被一棍子打死的嫌疑。易中天老师讲历史，罗翔老师讲法律课，偶有涉及公共问题，甚至只是提及一些西方理论和学者，就被归为“公知”之流，如今又轮到了劳东燕。

曾几何时，社交媒体上各路神仙打架，携千万读者展开论辩，不分左右无问西东皆有一席之地。当“公知”的帽子成了烫手山芋，很多人开始不关注讨论的问题，而把关注点放在讨论问题的人的屁股。驳倒别人，不再需要收集足够的论据、找到对方的逻辑漏洞、组织语言进行反驳，只需要说某人屁股歪，就能让人闭嘴。屁股决定嘴，就成了一大奇观。

一些人相继退场，另一些人宣布胜利。胡锡进老师本来是一面旗帜，忽然发现自己前边没人了，他自己却被身后那些更加激进的人推到了对面，时不时被戴上公知的帽子斗一斗。估计胡老师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

“把人当人来对待，是作为公民而不是作为臣民或子民，这是现代观念，不是西方的专利。”这是劳东燕对批评者的回应。热衷于划分阵营和立场，在每件事上都要区分敌我，久而久之就会变成一座封闭而激进的孤岛，复杂被简单取代，温和被激进取代，然后被更激进取代。“把人当人来对待”越来越难，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标签，公知、五毛、殖人、基本盘、小仙女、直男癌……所有人都变得不可理喻无可救药。

我支持劳东燕教授，当然不是支持她的全部观点，她也是人，也有其不擅长的领域和认知有限性。我支持的，是她自由发声的权利，是即便发声也能免于恐惧的权利。她的“破防”，是因为体面无法再护她周全，她的抗争，是为了公共表达能维持基本的多样性。连俗语都知道，“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那些侮辱劳东燕教授的人，恐怕先背弃了老祖宗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