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1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做了一件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极为罕见的事——他绕过了常规的官方交涉渠道，直接给美国普通民众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他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立场：美国在伊朗周边建立了大量军事基地，这本身就构成了威胁；伊朗如果做出任何反应，完全是为了合法自卫，而非主动寻衅滋事。他还质疑美国究竟是真正奉行“美国优先”，还是仅仅充当“以色列的代理人”，并邀请美国民众超越政治话术的束缚，重新审视伊朗的立场与意图。
这不是佩泽希齐扬第一次释放对美谈判的信号，也绝非最后一次。早在2025年3月，他就曾公开表示“自己支持与美国谈判”；同年7月接受美国媒体人塔克·卡尔森采访时，他又重申相信伊朗能与美国通过谈判化解分歧，前提是重建信任。几乎每隔一段时间，这位71岁的改革派总统就会站出来，向美以方向抛出橄榄枝或喊话停战。
问题在于：在伊朗这样一个最高领袖掌握外交与安全核心决策权、总统实权极其有限的国家，佩泽希齐扬这些频频出现的谈判表态，究竟是他本人的自作主张，还是获得了最高层的授权？答案并非非黑即白，而更像一场在制度夹缝中进行的精密政治表演。
一、改革派的底色：佩泽希齐扬确有谈判动机
佩泽希齐扬属于伊朗政坛中的改革务实派，支持同美国和西方展开核谈判，以推动其放松制裁，同时强调内部稳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主张通过对外开放改善民生。作为心脏外科医生出身的技术官僚型政治家，他的核心任务是维持政府机构运转、保障战时民生需求，这与他的竞选口号“为了伊朗”、实现8%经济增长的目标是一脉相承的。
从个人诉求来看，佩泽希齐扬主动寻求对美谈判，是有充分动机的。伊朗长期遭受的严厉经济制裁，已经令民众生活苦不堪言。普通民众和饱受制裁之苦的商界人士大多支持他缓和对外关系的尝试，“他们早已厌倦了充满紧张气氛的局势，只要能够避免战争、缓解经济困境，大家都乐于看到这种喊话的尝试”。作为民选总统，他需要回应国内这种渴望和平与改善经济的呼声。
2025年3月，佩泽希齐扬在一次表态中清晰地暴露了自己内心的矛盾与无奈：“尽管他个人支持与美国对话，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反对，伊朗就不会与美国进行对话。”这句话的关键在于“个人支持”四个字——它意味着，与美谈判至少在主观意愿层面，确实是佩泽希齐扬自己想要的。
二、制度的铁笼：总统并无外交决策权
然而，意愿是一回事，权力是另一回事。在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体制中，“伊斯兰”在“共和”之前，伊斯兰系统的权力高于共和系统。最高精神领袖掌握着武装部队最高指挥权、宣战权以及任命高级官员的绝对权力。总统虽然是民选产生，但其权力理论上要受到领袖等伊斯兰系统的制约，没有领袖的支持，“总统行使权力寸步难行”。
具体到外交与安全领域，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监督国家安全和制定外交政策的最高委员会，但其决议必须得到最高领袖的批准方可正式生效。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生前掌控着外交与安全的核心决策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不向总统汇报，保守派牢牢把持着宪法监护委员会和司法系统。即使是在佩泽希齐扬上台之初，分析人士就普遍认为，他能做的空间极其有限。
2026年3月美以发动联合空袭后，哈梅内伊遇袭身亡，佩泽希齐扬被卷入最高权力真空的漩涡，但他面临的制约并未因此消失。革命卫队实际上的指挥权仍然掌握在哈梅内伊生前最信赖的助手、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手中。有分析指出，佩泽希齐扬的战时发言权与革命卫队的实际行动之间，存在一道明显的鸿沟：3月7日，他在电视讲话中宣布伊朗不会主动攻击周边国家，并就此前袭击海湾各国的行为公开道歉，然而“道歉讲话播出后仅几个小时，迪拜国际机场便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这一幕生动地说明：总统的话，未必就是国家的行动。
三、拉锯中的博弈：授权与自主的灰色地带
既然总统并无最终决定权，那么佩泽希齐扬频频喊话谈判，究竟有没有获得授权？答案是：既有，又没有——或者说，存在于一个微妙的灰色地带。
从公开表态来看，最高层对于“谈判”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2025年8月，哈梅内伊在一次讲话中曾为可能的对美谈判打开大门，表示“没有坏处”。同年4月，他更是表示对美伊谈判“感到满意”，尽管同时警告谈判可能毫无结果。在“红线”之内——即不放弃铀浓缩权利、军事能力不可讨论——伊朗最高层并非绝对排斥与美接触。
但更多时候，哈梅内伊表现出的是强硬抵制姿态。2025年2月，他表示与美国的谈判“既不聪明，也毫无尊严”，认为过去的经验证明谈判不会解决伊朗的问题。同年10月，他直接拒绝了特朗普提出的重启伊核谈判提议，指责美国对伊朗核工业的干涉是非法行为。伊朗强硬派更是将“对美缓和”等同于“叛国”。
在这种拉锯格局下，佩泽希齐扬的谈判表态更像是一种“被允许的表演”。他的公开喊话带有明确的舆论避险策略：既是在安抚国内那些渴望和平的民意，也是在向外界清晰地表明伊朗的底线——伊朗并不想让事态升级，也不希望与美国爆发全面冲突。当谈判提议遭到强硬派压制甚至导致30多名议员呼吁他辞职时，佩泽希齐扬也很清楚自己的表态限度在哪里。
2025年3月，他曾经有过一次耐人寻味的表述：当被问及对美政策时，他一面表示“愿意通过平等对话解决分歧”，一面又立刻补上一句“绝不会向美国霸凌屈服”。这种分寸感极为精准的表态，恰恰揭示了他的真实处境：既要在制度允许的框架内表达自己的改革派立场，又不能踩踏最高层和强硬派的红线。
结论：一场精心编排的“授权表演”
综上所述，佩泽希齐扬频频要求与美以谈判，既不是纯粹的自作主张，也不是完全的奉命行事。从个人动机和改革派底色来看，他确实有意推动对美缓和、以谈判换取制裁解除，这符合他作为改革派总统的执政逻辑。但从制度框架来看，伊朗的外交决策权牢牢掌握在最高领袖手中，总统充其量只是这一决策的“前台执行者”和“舆论测试器”。
佩泽希齐扬之所以能一再释放谈判信号而不被彻底叫停，是因为这些表态在很多时候恰恰服务于最高层的战略需要——用总统的“温和面孔”为伊朗在国际舆论中争取道义制高点，试探美方反应，同时又不至于触碰强硬派的底线。这种模式可以概括为“被授权的自主性”：总统被允许在一定范围内表达谈判意愿，但核心决策权和最终否决权始终保留在最高层手中。
因此，佩泽希齐扬的谈判喊话，既是一场个人的意志表达，也是一场制度的授权表演。只不过，在这场表演中，观众所看到的那个“主动喊话”的总统，实际上被一根无形的线牢牢牵引着。这根线的另一端，握在伊朗真正拥有最终话语权的人手中。而这根线的长度、松紧和方向，并非由佩泽希齐扬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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