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日本防卫省宣布，在熊本县健军驻屯地与静冈县富士驻屯地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这是日本战后首次在本土部署此类武器，也是日本安全政策发生实质性变化的一次标志性事件。
根据日本陆上自卫队公布的信息，此次部署的核心装备包括“25式陆基反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前者射程约1000公里，可覆盖中国部分沿海地区；后者虽为早期型号，但未来射程计划延伸至2000公里以上。日本媒体普遍认为，这意味着日本已经首次真正具备所谓“反击能力”，也就是在遭受攻击之前即可打击对方军事基地。
消息公布后，日本国内并未形成一致支持声音。相反，熊本当地民众迅速组织抗议活动，大量居民聚集在健军驻屯地门口，举起“反对部署”“不要导弹”等标语。日本学者高林秀明在现场公开表示，这一部署不仅增加战争风险，更严重的是，它本身已经触碰甚至违反日本宪法。
日本学界之所以直接提出“部署远程导弹违宪”这一高度敏感的判断，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其一，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放弃战争权，不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同时不得保持“战争力量”。战后日本长期奉行“专守防卫”原则，其核心含义十分明确：只能在遭受攻击后进行最低限度防御，不得拥有主动攻击他国的能力。
过去几十年，日本自卫队的武器体系基本围绕防御展开，例如防空系统、反潜力量和近海防卫装备。但此次部署的远程导弹性质完全不同。射程1000公里意味着其打击范围早已超出日本本土防卫需要，具备直接攻击他国军事基地、港口甚至城市的能力。
日本共同社在报道中也承认，这类导弹可以在敌方防空网之外实施打击。换句话说，它并非防御性武器，而是典型的进攻型远程打击系统。这正是日本学者认为其违反宪法的第一原因，武器属性已经突破“专守防卫”。
其二，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本身与宪法精神相冲突。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解释称，只要认定对方即将发动攻击，日本可以实施“反击”。但问题在于，“即将攻击”的判断高度主观。一旦判断失误，就可能演变为先发制人攻击，而先发攻击正是国际法和日本宪法试图避免的行为。
日本国内不少法律学者指出，日本宪法并未授权政府进行预防性战争。如今将远程导弹部署为常态化战备力量，本质上等同于承认日本拥有主动开火选项。这意味着日本安全政策已从“被动防卫”转向“主动威慑”，甚至具备“先发打击”逻辑。
高林秀明直言，如果允许政府自行决定何时属于“威胁”，那么宪法第九条将失去实际约束力。这也是日本学界反对声音持续扩大的重要原因。
其三，此次部署程序本身也被批评为违反民主原则。日本防卫省在部署前没有召开居民说明会，也未进行充分国会讨论，仅通过内部决定推进实施。熊本驻屯地位于人口密集城区，半径两公里内分布大量学校、医院和住宅区。一旦发生冲突，这些区域极可能成为优先攻击目标。
当地居民指出，政府在没有取得民众同意的情况下，将城市直接置于潜在打击范围之内，这不仅是安全问题，更是对国民主权原则的忽视。日本宪法强调“主权在民”，而重大军事部署却绕开公众讨论，因此被视为程序上的违宪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国内反对声音并非首次出现，早在去年8月日本防卫省公布部署计划时，多个市民团体就提交请愿书要求撤回决定。随后数月，抗议活动持续不断，但政府始终未作实质回应。
事实上，日本安全政策转向并非孤立事件，而是近年来持续演进的结果。
面对日本正在逐渐脱离战后和平国家定位，向“可作战国家”转变这一趋势，周边国家高度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3月31日回应指出，日本自卫队右倾化和再军事化动向值得国际社会警惕，并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中方强调，日本作为曾给亚洲带来严重灾难的国家，更应谨慎处理军事问题。
从地区安全角度看，日本部署远程导弹带来的影响具有连锁性。一旦周边国家认为日本具备先发攻击能力，就可能采取反制措施，进而形成新的军备竞争格局。中国方面始终强调，地区和平依赖合作与互信，而非威慑和对抗。中日作为亚洲重要国家，保持稳定关系符合双方和地区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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