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老玻板
文/李明
对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生的孩子而言，“玻板”这个词，大约早已从他们的语汇里悄然退场，如同一个褪色的旧梦，再也打捞不起。可在我这代人的记忆里，它曾是何等的体面与风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谁家书桌上若能铺一块玻板，那是要让左邻右舍眼热的。板下压着全家福，压着孩子的奖状，压着从报纸上剪下的诗，便仿佛把整个日子的精气神都压在了里头，亮堂堂的，叫人看了心里踏实。
我参加工作那年，特意挤到百货公司的柜台前，买下了平生第一件像样的物件——那玻板长六十公分，宽四十五公分，厚五毫米，配着黑色的压膜托垫，四角用深蓝塑料片箍得方方正正。去村小报到的前夜，我在油灯下给它裹了一层又一层废报纸，又包上自己的衣裤，像襁褓中的婴儿般抱在胸前。上下客车，始终捂在怀里，生怕旁人碰着。就这样一路捧着，捧上了高高的杨家梁。
没想到，这物件竟真成了满屋子的光。乡亲们围上来，指着玻板下零星的照片问长问短。我尤其得意地介绍那张摆在正中央的黑白合影，那是我们六个接班的年轻人，在短训结束、即将各奔东西的前夜，于安居食店对面的“二轻工艺美术服务部”留下的。照片正面，我题了一首稚嫩的打油诗：“严冬腊梅怒放，同志将散各方，携手并进相馆，留此笑影一张。”每次有人问及，我便不厌其烦地讲起每个人的去向，仿佛那玻板里压着的不是一张薄纸，而是我们整个的青春与前程。
后来，许是虚荣心作祟，怕人笑话自己接班的身份，我竟悄悄抽出那张“脏班子”（方言，即丢脸、丢人）的合影，揉成一团扔掉了。许多年后，我们六人再聚，竟无一人留存那张步入社会前最珍贵的影像。如今想来，那是我对老玻板犯下的第一桩罪，也是岁月对我最初的惩罚。
到了中心校，玻板仍是生活的必需。那时相机金贵，会照相的人少，每一张照片都来得不易，洗出来便如获至宝，赶紧压到玻板底下，日日看着，心里才觉安稳。
再后来恋爱了。女友被分配去了遥远的东安，一个本不该她去的地方。怕她寂寞，我用背篓把玻板背了四十里山路，在她的土屋里寻来一张坑洼的办公桌，铺上白纸，把她学生时代的照片按年月摆进去，也偷偷夹进一两张自己的。还在玻板左右边框上歪歪扭扭写了一副对子：“路远天遥阻断朋辈音讯多，人近心通常见笑貌忧愁无。”那半通不通的联语，大约只有我自己能懂，懂那山长水远里的惦念，懂那见字如面时的慰藉。
后来，我们在区里有了一个小家，玻板便又从东安飞到了新居。那时，一家九口挤在老河街四十平米的吊脚楼里，楼板吱呀作响，墙壁漏风，我仍要给这块玻板寻一个妥帖的位置。仿佛只要它在，日子便还不算太潦草。
一九九六年，教育系统的第一例安居工程竣工。我终于从小吊脚楼里逃出来，第一次给玻板找到了一个不必借光也能看清照片的地方。里面的黑白照渐渐换成了彩照，远亲近邻来了，头一桩事便是围着玻板指指点点，问这人是谁，那地儿是哪儿。我在一遍遍的讲述里，竟也咂摸出几分骄傲与乐趣。
时光倏忽。新世纪初，我响应号召，赊欠借贷在城北盖了房。搬家那天，我不放心搬家工人，自个儿把玻板捂在胸前，带到了新居。它跟着我，从村小到中心校，从东安到城区，从吊脚楼到安居房，如今又进了书房的电脑桌旁。里面压着的，是多少年的精神寄托和美好回忆——从夫妇的结婚照，到孩子的满月照，再到父母的寿辰照，还有我这些年当先进领奖状的照片，层层叠叠，像一部家庭的编年史。后来照片越积越多，一些旧人旧事便在一次次的更替中被挤了出去，尽管这样，老玻板仍压得沉甸甸的，仿佛承载着太多它本不该承载的岁月，有些不堪重负了。
直到终于学会了电子相册，学会了扫描，学会了在墙上布置照片墙。时代也从晶体管收音机，走到十四寸黑白电视，再到贴着彩色塑料膜的彩电，直至今日的液晶大屏幕。我们从手摇电话、腰挂BP机，一路走到了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云端存储。如今再多的影像，也能分门别类地安放，再不占屋里一寸地方。
我的老玻板，终于退休了。
它先从书房退到杂物间，又从杂物间隐居进卫生间，自始至终，我们两口子都舍不得扔。这块写满故事的玻板，早已成了我们怀旧不离不弃的信物，那不是念旧，是念着那一路走来的自己。
夜深人静，我常独自面对它。那玻板面上，早已布满细碎的划痕，像老人脸上的皱纹，像岁月留下的掌纹。我透过那些斑驳的痕迹，看见一九八零年的蜡梅，看见东安土屋里的油灯，看见吊脚楼漏下的月光，看见安居房里第一次亮起的白炽灯……几十年的人生，苦乐年华，都压在这薄薄的一层玻璃底下，沉甸甸的。
回想过往种种，我不止一次以泪洗面，唏嘘不能自持。不知那赋闲在卫生间角落里的老玻板，是否也和我一样，在无人处默默回首，默默怅惘？
作者简介：李明，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城口县作协副主席，曾在《中国水利报》《重庆日报》等刊物发表作品，出版散文集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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