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诚英：词心归处，垄上行吟｜漫读|古典诗词|垄上行|江南|词章

导语

徽州青山如黛，烟岚绕郭，水墨山水滋养出一脉清婉又坚韧的文脉，曹诚英先生，便是从这片江南灵秀之地走出的一代奇女子。

她字珮声，玉振清鸣，恰是一生写照：温润含情，傲骨藏心。世人多知她与民国岁月牵系的往事，品读她幽微婉约、欲说还休的诗词，却常常忽略她别样的人生底色。她是诗心缱绻的词人，幼承国学浸润，结缘新文学浪潮，词作载身世浮沉、病中悲怀、故友情谊、家国风云，笔淡意深，哀而不伤，尽得古典词章含蓄之韵；她更是中国农学界首位女教授，负笈康奈尔研学农学，深耕育种济世之路，于田垄田间躬身求索，以科学初心纾民生饥苦，乱世中守真理风骨，不随世俗俯仰。

诗笔慰心灵，农学安苍生，诗意与实干在她生命里相融共生。今乡贤学人搜罗散佚遗篇，辑校《珮声诗词集》，让尘封词章重焕光彩。通过此文，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代民国才女曹诚英的词章与人生，更是一个时代知识女性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努力活出完整的痕迹。

翻开此卷，既可读徽州山水孕育的词心雅致，亦可睹一代知识女性跨越风雨、双向奔赴诗与大地的通透人生，读懂藏在笔墨与岁月深处，属于曹诚英的缠绵与铮铮风骨。

漫游家，心随自然

词心归处，垄上行吟
—《珮声诗词集》

徽州多山。山是青黛色的，层层叠叠，像一卷永远展不尽的水墨。山间多雾，雾起时，村庄、田畴、牌坊都隐入一片苍茫，只剩下溪水的声音，清泠泠地响着。在这样的山水间长大的人，骨子里大抵是有些诗意的——那诗意不是书斋里吟风弄月的雅趣，而是从泥土里长出来、又被云雾浸润过的，一种说不清的缠绵与坚韧。

曹诚英先生便是从这样的山水间走出来的。她字珮声。珮者，玉也；玉鸣之声，清越悠长。这个名字取得好，仿佛预言了她的一生——如玉温润，亦有玉的刚性与清音。

我第一次读到她的词，是在一个秋日的午后。窗外也下着雨，雨打在瓦檐上，疏疏落落的。翻到那句“百劫余生还大病”，心里忽然一紧。是怎样的一个人，经历了什么，才会在词里这样平静地写自己？后来读得多了，慢慢拼凑出她的轮廓：绩溪旺川的女儿，中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康奈尔大学的硕士，沈阳农学院的创办教授之一……然而这些头衔背后，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她会为一场秋雨感怀，会在病榻上思念远方的友人，会在异国的黄昏里写下“绮色佳的秋色”，也会在深夜的灯下，把那些无法言说的心事，一字一句填进词里。那些词章，便是她的“珮声”——玉振之声，清而不激，哀而不伤。

感谢方静先生以乡贤之心，悉心整理点读曹诚英先生存世的诗文，让这些散落的词章得以辑录成编，不致湮没于时光的尘埃之中。承蒙认可，嘱我为这部《珮声诗词集》作序，我既感荣幸，又诚惶诚恐。作为徽州的女儿，我自幼便仰慕曹先生所处的那一个时代——民国。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用心相处的年代，心与心之间，字字入扣。先生留下的这些词章，便是那样一种用心的产物：不矫饰，不喧哗，字里行间是真情在流淌。

词心归处

曹诚英的文学根柢，来自幼年私塾的浸润。五岁入塾，熟读经典，她从小便偏爱诗词。在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她加入了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柔石等人组织的“晨光社”——那是浙江省第一个新文学团体。在那里，她得到了朱自清、叶圣陶等文学大家的指点，诗艺日进。汪静之晚年曾动情地说：“没有她，就没有《蕙的风》。”可见她在那个文学圈子中的分量。

她的诗词继承了婉约派的传统，风格清新，情感真挚。读她的词，常有一种“欲说还休”的韵味——不是刻意为之，而是情感本就幽微曲折，难以直说。比如那首《临江仙·百劫余生还大病》：“百劫余生还大病，重来更知何如？”大病之中回望半生，百劫余生，却只用七个字轻轻带过，下面接一句“重来更知何如”，欲言又止，留下的空白比文字本身更沉重。又如《卜算子·新月挂疏帘》，写月色，写孤寂，笔触极淡，淡到几乎透明，但那种清冷之感，却久久不散。

本集所收词章，多写于奔波劳碌、病痛缠身之际。有留学海外时的异域风景——《踏莎行·绮色佳的秋色》记录了她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对异国秋天的感受；有病榻之上的生死感怀——《临江仙·割甲状腺之前夕感怀》坦陈面对手术时的复杂心绪；有对时代风云的悄然记录——《水龙吟·意大利投降》折射出一位知识女性对世界战局的关切；也有与友人往来的低回唱和——《临江仙·别效珍君眉久敬诸友》《虞美人·答汝华》等，字里行间是真诚的情谊。

其中某些篇章，隐约牵涉一段为人所知的往事——1923年，她与胡适在杭州烟霞洞共度的那段时光。烟霞深处的旧游，诗词往还的默契，以及后来绵长的思念与沉默，都在词中留下了若有若无的痕迹。但曹诚英写得极克制，从不直露。比如那首《御街行·当初曾把梅花约》，读来像是在写一段无果的等待，却不点破等的是谁、为什么无果。欲言又止，止于当止。或许正因如此，这些词才格外动人——它们不是宣泄，而是沉淀之后的低语。

抛却尘世间的种种传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曹诚英。她以一介女流之身，能学一技之长，能进退自如，能有感而发，能宽宏待世。这份从容与坚韧，固然来自她个人的品性与修养，却也离不开徽州这片土地的包容、慈爱与接纳。故乡给了她最初的启蒙，也给了她最后的归宿。

垄上行吟

然而，如果我们只读她的词，只把她当作一位“江南才女”，那便错过了一个更重要的曹诚英——一个在田间垄上“行吟”的诗人科学家。

她曾说过一句话：“写诗不能救人。”据说，正是这句话，让她从一个吟风弄月的文学少女，转向了脚踏实地的农学之路。她目睹民间饥馑，看到百姓食不果腹，深感诗词歌赋虽能慰藉心灵，却无法填饱肚子。于是她立下“仰面求人，不如低头拜土”的志向，决心“以农学救国民之饥”。

这一转身，决绝而清醒。

1925年，她进入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农艺系读书，1931年毕业。1934年，她远渡重洋，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主修遗传育种，获硕士学位。康奈尔是她心中那个人曾经读书的地方，但更是当时世界农学的重镇。在那里，她接受了最严格的科学训练，也确立了自己一生信奉的学术立场——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

回国后，她先后在安徽大学农学院、四川大学农学院、复旦大学农学院任教。1952年院校调整，她调入新成立的沈阳农学院，成为创办之初的十七位教授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在沈阳，她主讲遗传学、遗传育种、马铃薯栽培育种等课程，为中国北方培养了大批农业人才。

她的科研工作，最突出的成就是在马铃薯育种领域。20世纪50年代，马铃薯是东北地区的重要粮食作物，但产量低、病害多，农民辛苦一年，收成寥寥。曹诚英深入田间，主持马铃薯品种观察和种薯不同收获期的产量比较试验，经过反复选育，终于培育出高产抗病的新品种，并总结出一套新的栽培技术。

尤为难得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国内生物学界全面推崇李森科-米丘林学说、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被作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批判的背景下，曹诚英没有随波逐流。她坚持自己所学的科学真理，公开撰文进行学术争鸣。这种不盲从权威、敢于坚持己见的风骨，与她词中的坚韧一脉相承——她在田间垄上“行吟”的，不只是诗，更是一种对真理的执着。

“垄上行吟”这四个字，放在曹诚英身上，格外贴切。她不是在书斋里把玩词藻的诗人，而是在马铃薯田埂上边走边吟的科学家。她的诗与她的农学，看似遥远，实则同出一源：都是她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关切。诗抚慰人心，农学养活人心——她一样都没有放弃。而她那玉鸣般的“珮声”，既响在词章之间，也响在垄亩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