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上野千鹤子因此前的一次演讲在国内出圈，由于观点鲜明、论述平易，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近一两年，与她的声名相伴的是她流传开的还有某些争议性言论，这些言论一开始只是在男权主义者的圈子里面传播，试图证明她歪曲洗白慰安妇制度，甚至为军国主义招魂。
但是这些描述都存在着非常明显的断章取义、拼凑歪曲，似乎只是为了在道德和声誉上打倒这位新女权偶像。而这种断章取义卑劣地裹挟和利用了中国人对于历史的敏感，变成男权狗哨的一个工具。这种对历史的简化和工具化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背叛和遗忘。
“慰安妇”问题是日本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强征中国、朝鲜、台湾以及东南亚多国女性充当性奴隶的严重战争罪行，这段历史在战后长期处于沉默和被掩盖的状态。
1991年，韩国受害者金学顺最先站出来以亲身经历指证日军强征女性充当军队性奴隶的罪行并起诉日本政府。随后一大批韩国女性加入指证行列。韩国政府确认的239名幸存者都留下了珍贵的口述资料，并被整理成《被日军强征的朝鲜“慰安妇”》等多种证言集出版。慰安妇问题得以揭露，开始逐步进入公众视野，并引发了持续至今的国际争议。
上野千鹤子显然是承认日本的慰安妇罪行的，她认为这一制度是战争暴力、父权控制与国家动员的共同结果，对女性实施系统性持续性的性暴力，日本政府应该承担历史责任，并应提供正式道歉与赔偿。
同时在女性主义的问题意识和视角下，她也指出，这些女性的经历是复杂、多元的，不应该淹没于单一的、民族主义的叙事，反对各国政府用民族主义的受害者叙事架空个体的真实经验。
那些斩钉截铁地说上野为军国主义招魂的人，只是想通过对她言行和人格道德的指控，降低她的可信度。任何素材都可以成为对网上的女性主义思潮抱着顽固反对态度的人的一个借口。
她在日本军国主义和慰安妇问题上的立场跟她的女性主义立场大体上是自洽和一致的。但是为了更好了解上野的原意和相关的争议，还需要更多一些梳理，我们无权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绝对正确的视角，作为受害国的记忆继承者，更需要尽量避免先入为主的偏见。
以下是对上野相关争议言论的初步梳理。
1、士兵和慰安妇的“同志关系”？
随着慰安妇问题的揭露，日本政府在1993年承认军方参与慰安所设置，在各方面压力下，1995年，在日本政府支持下成立了“亚洲妇女基金会”（又称国民基金），旨在通过民间募捐筹集资金，向“慰安妇”制度受害者提供抚慰金，并附带时任首相道歉信。
2003年，上野千鹤子就慰安妇和国民基金事宜采访过在东南亚战场担任过文职人员以及基金会的组织者之一鹤见俊辅。两人的对话收录于《战争留下了什么》。
1965年日本和韩国签订《日韩基本条约》，赔偿问题被政府视为已经“解决，作为战后比较有良知的左翼知识分子，鹤见深知，让日本政府进行直接的国家赔偿和法律认罪难如登天。日本政府在战后体制和国际格局下几乎不可能以“国家赔偿”形式承认责任。鹤见俊辅参与的初衷是在政府僵硬的框架内，使其能多少为受害者争取一些现实利益。
但是基金会的运作方式更近于民间的人道主义抚恤，而舍弃了日本的国家法律责任，因此被视为一种规避责任的政治操作，而非真正的赔偿与和解，该基金会从成立之初就伴随巨大争议，最终遭到大部分受害者强烈的抵制而不了了之。
在对谈中，上野对于“国民基金”转嫁责任给民间与个体的做法显然是不满的，也对鹤见发起了尖锐提问，可见其在国民基金和慰安妇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与所谓帮日本政府逃避罪责、洗白慰安妇之类的低级谣言截然相反。
在这个对谈录中也涉及到“慰安妇”和日本士兵可能的“感情”问题。鹤见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认为离乡背井、对战争幻灭和绝望的日本青年与慰安所的女性在艰难处境中可能存在某种“同志关系”甚至“爱”，但上野则从受害者的角度指出这种“爱”即便可能，也是建立在非常特殊的情景与极度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之上的（幸存者证词表明这种情况确实客观存在）
当然，后来上野在其他场合用这种极端的“爱”举例，例如《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
以及2004年与中国妇女研究学者李小江的对谈《历史中“人”在哪里 上野千鹤子vs李小江》。
尽管在见证过他们制造的滔天罪恶后，我们无法接受日本士兵和平民都是被军国主义洗脑的受害者的模糊说法，这种说法试图用一个看似公允的框架，将加害者与受害者混为一谈，本质上是对历史责任的逃避和扭曲，强调女性的“主体性”即使在最压迫环境下也未完全消失：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确实必须承认他们都是活生生的，各不相同的个体，有自己的生命经验和感受，有自己的主体性。而者就意味着，这些日本士兵在结构下是有更多选择的呀。那样的温情和爱的让历史中的苦难变得鲜活、荒谬、诡异、残忍。
因为这更显示出在更完整的结构性处境中，许许多多的日本士兵的人性被彻底剥去，变成军国主义战争机器的一环。侵略战争难以维持军纪和士气，慰安所是为了维持军国主义而创造的生命政治装置，女性被强行剥夺自由，成了某种军需物资，对士兵的性暴力进行系统性满足和引导。这种制度鼓励执行征服和杀戮任务的士兵蹂躏为其安排的性奴隶，从中索取享乐、温情和抚慰，那种奇异的“爱”也是这个结构其中必然的产物。因此可以理解的是，“爱”也不是上野暗示的那样是某种颠覆民族叙事的缝隙和例外而是其运作的日常，这种“爱”也没有让士兵走向质疑军国主义与联合反抗，而可能带来更深的服从。
军国主义洗脑，这个说法好像仅仅是错误思想的灌输，但实际上它直接的结果是对中国人的侵略和暴行。它意味着对外侵略成为国家的最高目标，通过长期宣传教化丑化中国人，灌输种族优越论，使得“老实的”日本士兵对中国人充满仇恨蔑视。
军官故意纵容暴行从而强化士兵的作战意志，在军队内部是森严的等级和绝对服从以及严酷的体罚。士兵就是从军队中，从长官和老兵那里学会了如何不把中国人当人。这套体系成功地将日军打造成了一台高效、冷酷、脱离文明社会规范的战争机器。日军士兵在战场上将压抑转化为对外的极端残忍，虐杀俘虏、屠杀平民。军队系统不仅默许，更是有组织地实施了无数反人类暴行。
的确，日本士兵们也有自己独特的生命史和个体叙事视角，需要认可士兵存在作为“人”的主体性和独特性，才能看到从普通人变成加害者被军国主义体制所异化和摧毁的历程，从而从不同角度启发、警醒后世。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很大比例的士兵和军官在战争结束后也毫无悔意，战后顺利过上“正常生活”，因为二战后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没有被彻底清算，而是出于各种原因被保留和掩盖并流毒至今。这种罪恶过于强烈残酷，而又被战后日本保守势力以及美日联盟的反共意识形态掩盖，时至今日，历史正义仍有待充分伸张。
2、上野千鹤子是否指责张纯如用南京“把广岛从金字塔的顶端拉下来”
这句话来自《民族主义与性别》英文版第四章第二篇《作为一种象征的广岛》：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些十万或二十万的伤亡数字背后存在着政治动态的博弈。例如，作家张纯如（1997年）在其著作中主张南京大屠杀（即南京暴行）的遇难者人数达三十万。张纯如坚持这一数字确有她的考量——该数字超越了广岛原子弹爆炸二十万遇难者的统计，从而使南京大屠杀成为一场超越广岛悲剧的浩劫。这种对苦难程度的竞争可被称为"受害者金字塔"的构建，而张纯如的意图正是要将广岛从金字塔顶端的位置上取代。”
原文：
I might add here that political dynamics are at work in these figures of 100,000 or 200,000 casualties. For example, the writer Iris Chang (1997) claims that there were 300,000 casualties in the‘Rape of Nanking’(the Nanking massacre). Iris Chang has good reason for standing by this figure as it surpasses the figure of 200,000 for Hiroshima. Thus, the Nanking Massacre emerges here is a tragedy that surpasses Hiroshima. This competition over suffering can be called a‘pyramid of victimhood’, and Iris Chang’s intent here is to knock Hiroshima from the top of the apex.
这段话关于南京大屠杀和张纯如的论述近期招致很多批评。根据上下文语境，这里上野要论证的是二战的集体叙事和记忆是被人为尤其是国家力量构建出来的。——关于哪些事件哪些苦难应该被铭记和宣传，是国家精心挑选，用来塑造国民认同和争夺国际话语权。
《民族主义与性别》第四章第二节：作为象征的广岛——战后日本受害者形象的建构
"作为象征的广岛"这一表述，自然是指广岛作为战败的象征。虽然将广岛视为象征可能令某些人感到不适——尤其是那些视广岛经历为独特存在者。但试问：在德国可曾存在与之相当的战败象征？通过对比，日德两国差异立现。毫无疑问，德国的战败象征是奥斯维辛。因此，战后德国的自我认知只能从加害者身份出发，而日本却能够以广岛为象征，将自身遭受的苦难作为叙事基点，从而构建起受害者而非加害者的身份。
"一亿总忏悔"：责任真空体系
这种自我受害者化的建构背后，隐藏着以"一亿总忏悔"（当时全体国民的集体忏悔）为标志的责任豁免体系。当然，论及战争责任时，天皇与平民的责任不可等量齐观；甲级、乙级、丙级战犯与最低等士兵的责任亦有区别；战时被剥夺选举权的女性与男性的责任更是截然不同。对公民而言，选举权是"权利之权利"，即获得权利的权利，简言之乃是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极端而言，未曾享有此权的女性本不应承担战争责任。尽管如此，战后日本仍以"一亿总忏悔"为出发点。当所有人都需要忏悔时，实则意味着无人需要承担责任。从某种意义上看，从天皇到平民均被免除了战争责任，而东京审判则为此盖上了橡皮图章。
"新型炸弹"的冲击
所谓广岛原子弹终结战争之说实属历史谬误。战争末期，天皇与军部虽清楚知悉新型炸弹在广岛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但御前会议的记录明确显示：无论是天皇还是大本营都未曾因此作出终战决定。即便长崎再遭核爆后，当局仍未决心停战。历史事实表明，天皇与军部是在苏联参战后才接受无条件投降。故从历史维度而言，所谓天皇因新型炸弹决定终战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对空袭正当化的论证
关于这种“新型炸弹”——原子弹的残酷性，人们已经谈论得很多。那么，对东京的空袭又如何呢？东京市民也许会想，为什么人们总是谈论广岛，却无视东京空袭的受害者。从平民的受害程度来看，冲绳地面战造成了包括军人在内共计20万人的死难。广岛原子弹爆炸造成了最初10万人以及后来共计超过20万人的死难。据说，东京大空袭也造成了超过10万人的死难。因此，其受害程度超过了广岛原子弹爆炸最初造成的10万人规模的死难。与海湾战争中所谓的“精确轰炸”不同，地毯式轰炸不仅仅摧毁军事设施，它还无疑是对平民的直接攻击，旨在摧毁市民的生命线和生计。在强调这种新型炸弹带来的伤亡时，人们往往忽略了非核空中攻击的野蛮性。
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在这些10万或20万的伤亡数字背后，政治动力在起作用。例如，作家张纯如（1997）声称，“南京大屠杀”（南京大虐殺）的死亡人数是30万。张纯如坚持这一数字有充分的理由，因为它超过了广岛原子弹爆炸的20万死亡人数。这样一来，南京大屠杀就成了一场超过广岛悲剧的灾难。这种对痛苦的竞争可以被称为“受害金字塔”，而张纯如的意图是将广岛从金字塔顶端踢开。
即使在当时，攻击非战斗人员也是国际法规定的战争罪行。虽然反对意见认为原子弹无法区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但针对非战斗人员的攻击真的可以说是不正当的吗？我们在这里遇到的问题在于，现代战争是总体战，伴随着总动员体制。平民有责任配合国家执行战争这一最大的事业。因此，在总体战期间，有充分的理由攻击非战斗人员。
尽管风格上作者叙述风格相对中立，但也可以看到，上野指出了：1、日本政府刻意通过广岛强化日本受害者的形象；2、从天皇到平民，尤其是没选举权的女性，他们的战争责任各不相同，但是由于要求所有人忏悔，导致所有人都被免除了战争责任（这段论述我不认同）；3、广岛的原子弹爆炸不具有多么强的特殊意义。
总体来看，关于张纯如的论述更多是为了论证，存在这么对记忆象征和历史叙事权的争夺，虽然我也不认同这段论述的预设——争夺显然是存在的，但理据也是充分的，姑息退让而不去捍卫历史的真实才是天理难容，但是上野的这些论述放在纯学术语境里问题不大，不能简单等同于所谓的攻击、污蔑。
为什么上野要突出叙事权的问题呢？主要还是为了表明“慰安妇”所承受的多元压迫，而民族叙事具有压制性，与之相对立的是个体叙事以及性别叙事。身处现代意识形态话语下的我们需要能对其进行拆解，这个论点是没问题的，但是也要警惕在具体的论述中收束为消解正义的现实性的相对主义。
实际上，《民族主义与性别》尝试寻求超越民族国家的女性主义，在坚持慰安妇作为受害者主体视角及其承受的多重结构性压迫的同时，确实有很多地方是容易引起误解和争议的，“在两种父权体制的对抗中，强奸常被用作象征性武器。”——但是作者没有提到最起码的差异，在那个具体时空里，一个是把女性作为礼物赠予士兵的法西斯主义父权制，一个是遭受前者残酷侵略的传统农耕社会的封建父权制。
作者的这些表述或许不止于“战争来临的时候女性受伤害最大”的朴素认知，更强调了慰安妇首先是父权制逻辑的受害者，只是从一个魔窟掉进另一个更大的魔窟，或许还暗示了“战争只是男性的游戏，女性是纯粹的受害者”，无论是十四年抗战还是其他战争。当然，可以有也必然会有这样的观点和视角。
《民族主义与性别》第二章第二节：民族耻辱的父权范式
历史上不乏先例表明，在两种父权体制的对抗中，强奸常被用作象征性武器。此间存在一种父权逻辑：它认定女性的性归属权是男性最根本的权利与财产，任何对此的侵犯不仅构成对女性自身的侮辱，最终更会转化为对其所属男性群体的终极羞辱。
早在1937年南京大屠杀之前，日军对中国妇女的性暴行便已频繁发生——而南京大屠杀本身正是慰安妇制度的直接催化剂。因其间大规模性暴行的存在，该事件亦被称为"南京强奸事件"。据报道，日军对中国女性的凌辱意外激起了中国男性"超乎想象的强烈反日情绪"。正如预料的那样，他们自然将这些暴行视为对自身男子气概的终极亵渎。即便在慰安所设立后，日军在占领区的性暴力仍未停止，这充分体现了将女性视为"战争战利品"的父权逻辑。
对性暴力的自我认知，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女性确立了自身作为性主体自决的身份认同。这种认知带来主体能动性的觉醒——它使人意识到，与性相关的决定权（直言之，与自身身体相关的决定权）应归属于个体本身，而非父亲或丈夫的父权权威。
3、《帝国的慰安妇》与朴裕河
给韩国学者朴裕河作品《帝国的慰安妇》背书是上野的另一个争议点。东亚各国的历史恩怨很深，而要追问东亚的前途和未来，不可避免的还是要回溯历史，尤其是日本帝国侵略史。这本书也是试图通过历史观重构来探讨东亚和解的可能性。
上野的《民族主义与性别》尝试寻求超越民族国家的女性主义，而《帝国的慰安妇》则顺着这个研究思路将前者的理论应用到朝鲜的慰安妇问题上。
这本书根据一些史料和证言，认为朝鲜存在“纯洁少女被强迫变成慰安妇”的传统叙事，而这个形象是一种虚构，慰安妇中有的是被欺骗的，还有的是在日本帝国殖民下“自愿”加入的。“纯洁少女”作为完美受害者的形象是一种刻意美化，排斥了其他女性的真实经验。这种单一的加害者-受害者叙事无助于东亚的历史和解，需要把“慰安妇”问题放在一个更真实、多元的框架中理解。
如果只放在民族主义框架下讨论，受害女性独特经验会被“民族创伤”的宏大叙事所吞没。上野对朴裕河的支持，大概也是因为觉得后者的研究方向能让人们关注慰安妇真实具体的经验，让民族主义主导的叙事有所松动，摸索一种“相互理解”的可能。
当然，从结果来看，这本书是相当失败的，重构记忆、淡化仇恨有利于朝韩和解这个前提就是很有问题的，对受害者内部的差异的强调在最终效果上也是背离写作初衷的。而且作者选取了少量符合自己论述的证言来印证自己的结论，客观上伤害了幸存者的情感，也可能被右翼用于淡化战争罪责。
4、“我无法断言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就是正确的。”
这句话同样来自《民族主义与性别》，第三章第八节，《超越民族国家》。
以下为机翻：
另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插曲，即上野看到日本年轻人因日本政府制造了“慰安妇”罪行而道歉，则来自这一节的其余部分。
1996年12月，东京大学教育学部的学生们举办了“听‘慰安妇’证言”的活动。这些证言被整理成一本宣传册，其中收录了一名20多岁女性的如下感想。
“以前，上野千鹤子曾说过，不要将个人与国家、日本政府混为一谈，受她的影响，我自己一直在逃避。上野女士所说的是，突然日本政府在年轻人的推动下，匆忙开始就慰安妇问题道歉，这是一种可怕的民族主义。也就是说，在认识并接受日本政府所做之事时，要注意避免将国家与个人混为一谈。我当时在心里想着“是啊，也只能这样小心翼翼的态度了”，就把这事搁置一边了。我不想去触及这个问题，只是一味地逃避罢了。我深切地感受到必须要学习历史，开始自己的行动了。”
上野千鹤子则认为这种想法依然是不对的，她说：
“遇到这样的“感想”，可能有人会认为，主张不要将个人与国家同一化，就成了免除加害国民责任的证明。这位 “二十多岁女性” 的 “感想” 所介绍的事例如下：日本的年轻人访问韩国，在访问活动中，有听取战时被强制掳走的男性以及被迫成为 “慰安妇” 的女性的经历的环节。我在电视上看到了相关节目，在会场中，有体格健壮的日本年轻人站起来，突然号哭着说：“我根本不知道发生过那样的事啊，请原谅我。”
大概这是出于“纯粹的善意” 而做出的天真的反应吧，围绕着这位年轻人天真的反应的这一 “感人的小插曲”，他如此轻易地将国家与自己进行同一化的天真之处，让我感到恐惧。
他所感受到的那种“痛苦” 的表达，有必要找到除了与国家同一化之外的其他途径来展现。再介绍一个事例吧。有一位社会课教师在课堂讨论中提及“慰安妇” 问题时，面向班里的在日韩国女学生，要求全班同学 “你们在这里向她道歉”。而这位在日韩国女学生将这一令她困惑的经历进行了汇报，她直率的反应是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问题啊”。这位教师无疑是一位 “有良知的教师”。这些事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例证了个人与国民国家同一化的陷阱。”
在这里，上野尝试消解关于民族的宏大叙事，因为民族主义只能做到不完美的正义。前面是一段关于历史罪责主体的讨论。历史责任的主体究竟是谁？上野认为，无论指认这个主体是抽象的民族、国家或者具体的个人，都会面临困难，都有模糊罪责的危险。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在侵略性的帝国主义与防御性的民族主义之间，在军国主义日本与受其侵略的民族的民族之间，存在着一条较为清晰的界限呢？上野这时候没有再停留在东亚的历史语境，她说，被压迫的民族的民族主义也不见得是正确的。“我们在民族主义中通过将自己与民族进行同一化，构建出了 “我们” 和 “他们”，但这种集体同一化，无论是强者的民族主义还是弱者的民族主义的情况，都像陷阱一样在等着我们。”
接下来，上野就在论证，这种个人和集体的同一化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在慰安妇问题上，作为日本人应该如何反应呢？共情慰安妇的人来自各个国家，是超越具体民族的。尤其是作为女性，也就是说这也是父权制对女性的系统性犯罪的一部分，性别是比民族界限更普遍更超越，个体的感受比民族的宏大叙事要更真实——这下不得不“超越民族国家”了。
最后，上野再次举例论述个人与国家同一化的问题——全班被老师要求向一个在日韩国女学生道歉。另一个例子，日本年轻人在了解到慰安妇受害者的悲惨人生后哭着道歉。上野的看法大概是，把自己等同于日本人，继而等同于犯了罪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以及军人，这是不对的，是一种无意识行为，一种未经反思的、强制性的集体认同，它错误地将历史罪责内化为个人道德负担。
单看这一节，上野的论证明显有错位和跳跃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不严谨的，经常是在用很多弱论据堆砌一个强论点或者强暗示。比如，上野表示，单靠基于民族主义框架的追责是不够的，但她的论证在另一个地方就可能跳跃到任何基于民族主义的追责意识都是成问题的。
但是细看为什么“个人不应该跟国家同一化”的问题，其实又并没有给出有力的论述——除了表示民族和革命运动内部也有差异、矛盾、断裂、压迫（但是，真的会有某个一劳永逸的完美无暇的乌托邦等着你加入吗？）。
这可能会让读者疑惑，难道谁说民族主义就一定是完美无暇的吗，这些简单的常识性、事实性的结论，难道读者不知道，或者作者真的假设读者不知道，或者因为不够深刻而共享某种智识上的污点。
值得一提的是，在某种程度上，从九一八开始在华的数十万日本妇女既是受害者也是日本侵华的被动参与者、帮凶和获益者，但显然也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认为父权制加军国主义下，是女性在压迫男性。寻求多元的个人的叙事角度，总不可能抛开日本法西斯军队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进行自卫战争这个最大的事实吧。
上野看来，民族和个人是对立的，从方法论上，个体经验更能通向真实，而超越个体的宏大叙事总是显得可疑，尤其是民族主义。那么，超越民族主义的和解必定要建立在对民族主义的拒斥上吗？
历史创伤是民族记忆的核心，是基于面对外部强敌，或作为帝国主义的受害者等否定性的面向确认自己共同身份的。对于亚洲很多国家来说，这个敌人就包括日本帝国主义。
一个现代人将会有多重身份，民族身份仅仅是个体的多重身份之一，民族国家（nation）并不是完美的，民族内部当然也会存在各种矛盾，也必定存在压制。但是这并不冲突。民族主义意味着在人类的集团化竞争中，一群人可以团结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最大化单位，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基本构成，民族共同体无非是许多人命运的集合，它当然不是人类的终极理想，而且内部必定存在地域、阶级、性别等矛盾和斗争，但是它最起码可以决定自己如何走向更好方向，也可以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
如上野所说，日本人的身份是共情慰安妇苦难的障碍吗？显然不是，慰安妇的不幸能够让世界各地的人们共情，这份苦难记忆属于全人类，上野作为日本人、作为女性也完全可以加入其中，谴责日本军国主义，谴责父权制逻辑，无论如何不必觉得是针对她的。
在不同民族中，由于父权制的存在，即便是弱国的独立运动也会存在压迫女性的现象。通过对民族的解构，慰安妇受害者承受的压迫的交叉性，就可能转化为成一边彻底压倒、否定另一边——性别压迫大于所谓“民族压迫”，但历史上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是和妇女解放是紧密相关的呀。似乎在上野看来，弱者的反抗总是不够正义的，因为这里可能存在对于更弱者的压迫，可能存在暴力，但是这个逻辑不也正是通向彻底消解责任、消解反抗的虚无主义吗？
日本由国家对被侵略国女性实施的反人类犯罪，这背后自然是由父权制逻辑，而且在普遍的意义上，父权制也在伤害女性，显然，这两者的界限不应该模糊，因为这种模糊会淡化真实而特定的历史罪行。一个不容忽略的背景是日本今天仍存在很强大的新右翼力量，反对政府承认参与并道歉，抹黑和否认慰安妇证词。
在历史解释问题上，日本左翼的阵地日益局限于学术领域，右翼相对而言具有更广泛的大众传播度，民众需要自豪感和自我认同，右翼顺势提供更简单直接的民族主义的叙事，改写公共记忆，然而，在别国天然正当的民族叙事，在日本恰恰是应该否定和抛弃的，或者说，日本的民族主义需要建立在新的历史记忆之上。左翼似乎是跟民族主义保持距离的，却也没能提供另一套不同的叙事，反而嫁接了自由主义的魂，并自我阉割，限制自身的传播基础。于是注定要进入大家各自分工，合理共存，相安无事的猪圈生态。
上野千鹤子从女权主义的视角研究慰安妇问题也不是什么罕见的路径，看起来确实有点拧巴和投机性，修辞痕迹较为明显，但绝不能等同于很多人口中的招魂和洗白，也是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的。从这些论述也可以看到上野的立场更倾向于对结构进行拆解和归咎，而将主动权和无罪感交给个体，这也适应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个人主义逻辑以及更原子化的生存状态。
性别矛盾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是相互独立的，也是相互关联的，因为是更大的结构和系统生产的。互联网上激进女权坚持性别叙事，反对任何宏大视角，无视系统性危机的累积，传播自我孤岛化的生存和博弈策略，男权主义把女权主义者作为假想敌，渲染女权主义的丑恶，不承认性别压迫的存在以及性别话语的独立性，且不说这两种情况都带有法西斯主义的色彩，但也都不相信大写的正义，都踩在保守主义的节奏上。
女性主义作为一项解放事业、一个矛盾不断运动的过程，必定会有自我独立的取向，坚持独立的女性主义的视角确实是必要的。而在慰安妇和日本历史问题上，真正的女性主义难道不是推动对历史残渣的彻底清算和制度变革吗，对日本来说，相比追求捂着矛盾的和解，更偏执和彻底的改写更符合超越民族主义的女性主义吧。
我们都知道，日本二战后至今的政治状态和文化心态是美欧统治阶层刻意维持的，作为对抗共产主义的马前卒，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可以看作是统治结构掌握其能阅读的人口的文化工具，无论是上野所区分的个体叙事还是民族叙事都还是服务于结构的维持。
从上野的书中读出性别叙事和民族叙事、阶级叙事的对立是很正常的。上野多次提到参加左翼运动中的经历，她发现这些运动中依然存在女性被歧视的现象，也会要求其成员，女性会被要求为了“大局”而牺牲自我。性别压迫是持续性的、日常的、跨民族的，所有民族的女性都可能遭受父权制的压迫。
因此，从性别视角构建一种超越民族对立的、跨国界的女性团结，自然是比民族主义叙事更具解放性、“超越民族国家”的出路。但是这种跨越几乎没有任何现实的出b jv v口，最终 自然而然地收束到利己主义。所有进步方案和宏大叙事都不可信任时，退守到个体和性别身份就成为了一种最可靠的选择。批判结构是为了将其悬置和无视，所以当她提出应该追求一个弱者也能得到尊重的社会时，难免会被人歪曲为鼓励人们自认为弱者。
如果仅仅是为了作为一种划分标准，用性别取代民族就更具超越性吗？当人们发现区隔难以打破，当人们觉得没必要进行艰难的求索与自我突破，就会选择回到一个更舒适的基于自然身份的空间，人们不再相信我们能超越过去的缺陷前行，不再相信历史在活生生地展开，不再相信可能创造出新的选项，就会把利己主义作为最安全的堡垒，此时的激进就可能变成保守的极端化。
当然，在世界性的革命退潮年代还能坚持女性主义总归是某种乐观与进步。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