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农历八月初六，我记得很清楚。
那天一早，母亲就在院子里喊我：“建国！建国！你起来没有？隔壁王婶儿说了，今天刘家湾办喜事，你去帮忙吃个席。”
我翻了个身，还想再赖一会儿。八月的早晨已经有了凉意，被子裹着正舒服。
“听见没有？”母亲的声音又拔高了些，“你爹腿脚不好，去不了。咱家跟刘家湾的老刘家是远亲，礼数不能缺。你拿着这两块钱，随了礼，好好吃顿饭就回来。”
我叹了口气，从床上爬起来。那年我二十三，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在家跟着父亲种地，偶尔去镇上打打零工。日子过得平平淡淡，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
洗了把脸，换了件干净的蓝布衬衫，母亲把那两块钱塞进我兜里，又用别针别了一道，叮嘱道：“别弄丢了，两块钱呢。”
我骑着父亲的二八大杠，沿着乡间的土路往刘家湾去。路两边是高高的白杨树，风吹过来，叶子哗啦啦地响。田里的稻子已经收割了，只剩下短短的稻茬，偶尔有几只麻雀落下来觅食。
刘家湾不远，骑车也就二十来分钟。到村口的时候，已经能听见唢呐的声音了。那唢呐吹得热热闹闹的，是《百鸟朝凤》的调子，听着就让人心里欢喜。
村里到处贴着红双喜，路边的树上也挂了红布条。几个孩子穿着新衣裳，在村口跑来跑去，手里拿着糖块，你追我赶的。
我把自行车停在一户人家的院子里，顺着人流往办酒席的地方走。老刘家在村东头，院子里搭了棚子，棚子下面摆了十几张圆桌，桌上铺着红塑料布，已经坐了不少人。
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迎上来，笑眯眯的：“来了来了，里边坐里边坐。”
我认出来这是刘叔，老刘家的当家人。我喊了声“刘叔”，把两块钱递过去。他接过去，大声朝里屋喊了一声：“贵客到——记上！”
一个年轻人拿着本子出来，把我的名字和礼钱记上。
我正要找地方坐下，忽然听见有人喊我：“建国？是李建国不？”
我转过头，看见一个胖墩墩的中年妇女正盯着我看。我愣了一愣，认出来了——是初中时候隔壁班的张老师，教数学的。
“张老师！”我赶紧打招呼。
张老师笑着走过来，上下打量我：“长这么高了，我都快认不出来了。你在哪儿上班呢？”
“在家种地呢，张老师。”我老老实实地说。
“种地好啊，种地踏实。”张老师拍拍我的肩膀，“今天的新娘子你猜是谁？”
我摇摇头。
“林小禾！就是你初中一个班的那个林小禾，你还记得不？瘦瘦小小的，坐在前排的那个。”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林小禾。
这个名字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面，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去。
我当然记得她。
初中三年，她一直坐在我前排。她个子不高，梳着两条辫子，不爱说话，上课的时候脊背挺得笔直。她学习好，尤其是语文，作文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念。
我跟她之间说过的话，加起来大概不超过一百句。但有一件事，我一直记在心里。
初三那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上学路上我不小心摔了一跤，裤腿上全是泥水，冷得我直哆嗦。到了教室，坐在位子上，腿一直在抖。
林小禾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从书包里拿出一条干净的裤子，放在我桌上，又转回去了。
那条裤子是她弟弟的，新的，叠得整整齐齐。我后来还给她的时候，她说：“不用还了，反正我弟弟也穿不了那么快。”
那是我记忆中她对我说的最长的一句话。
后来初中毕业，她考上了县里的高中，我落榜了，回了家。从此再没见过面。
没想到今天在这里遇见她，而且是以这样的身份。
“新娘子是林小禾？”我又问了一遍，怕自己听错了。
“是啊，”张老师说，“嫁给刘叔家的小儿子刘志强，听说是在镇上开拖拉机的，条件不错。”
我“哦”了一声，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找了个位子坐下，旁边坐的都是不认识的人。桌上摆着瓜子花生和几碟凉菜，有人已经开始吃了。我抓了一把瓜子，慢慢磕着，眼睛却不由自主地往院子深处看。
唢呐声停了，又换了一拨鼓手，敲敲打打的。院子里人来人往，端菜的、倒水的、招呼客人的，忙得脚不沾地。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有人喊了一声：“新娘子来了！”
所有人都站起来往院门口看。
一辆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来，车头上绑着一朵大红花。车厢里坐着几个年轻姑娘，中间是一个穿红衣裳的人，头上盖着红盖头，看不清楚脸。
拖拉机停下来，鞭炮噼里啪啦地响起来，烟雾弥漫。有人扶着新娘子下车，踩着红纸屑往院子里走。
我站在人群后面，踮着脚看了一眼。红盖头下面，隐约能看见一张小巧的脸，低着眉，看不清表情。
仪式很简单，拜了天地，拜了父母，夫妻对拜，就算成了。司仪是个能说会道的中年人，逗得满院子的笑声不断。
新娘子被送进了洞房，宴席正式开始了。菜一道一道地上，红烧肉、清蒸鱼、炖鸡、炒藕片、凉拌黄瓜……乡下的酒席，实在，量大管饱。
我没什么胃口，夹了几筷子菜，喝了半杯散装白酒，脸就有些发烫了。
吃到一半的时候，我起身去上厕所。刘家的厕所在后院，要穿过一条窄窄的过道。我从过道走过去，上完厕所出来，正要回去，忽然听见有人轻轻喊了一声：“建国。”
我愣了一下，转过头。
过道的另一头，站着一个穿红衣裳的女人。红盖头已经揭了，露出一张清秀的脸。是林小禾。
她的脸比初中时候瘦了一些，眉眼却还是那个样子，安安静静的，像一株不张扬的植物。
“林小禾？”我有些不确定地喊了一声。
她点点头，朝我走过来，脚步很快。走到我跟前，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亮亮的，好像有话要说，又好像不知道怎么开口。
“你……今天挺好看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憋出这么一句。
她没接这个话，而是往两边看了看，确定没有旁人，才压低声音说：“建国，我问你一句话，你老实回答我。”
她的语气很认真，认真得让我有些紧张。
“你说。”
她深吸了一口气，像鼓足了所有的勇气，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抢婚不？你如果带我走，我立马跟你走。”
风从过道里穿过来，吹动她红色的衣角。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说什么？”我下意识地问。
“你听见了。”她的声音有些发抖，但眼神很坚定，“你带我走，我现在就跟你走。”
我站在原地，脑子里一片空白。酒劲上来了，太阳穴突突地跳。
林小禾，初中同学，今天的新娘子，让我带她走。
这是在拍电影吗？
“你……你开玩笑的吧？”我干巴巴地说。
“我没有开玩笑。”她的眼眶红了，声音更低了，低到只有我能听见，“我不愿意嫁给他。我不愿意。可是我爹拿了人家的彩礼，我没办法。但是如果你愿意带我走，我就有办法了。”
我的酒醒了一大半。
“可是……”
“你别说可是。”她打断我，眼泪终于掉下来，顺着脸颊往下淌，“你就说你愿不愿意。你不愿意，我这就回去，当我没说过。你要是愿意，我这辈子就跟定你了。”
院子里传来一阵哄笑声，有人在划拳，有人在劝酒。热闹是他们的，这条窄窄的过道里，只有我和她，和一个天大的难题。
我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她借给我的那条裤子，想起她坐在我前排时脊背挺得笔直的样子，想起她作文里写的那句“青春是一场大雨，即使感冒了，也盼望回头再淋一次”。
想起初中三年，一千多个日子，她就在我触手可及的前方，我却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她会站在我面前，让我带她走。
“林小禾，”我说，“你了解我吗？我就是个种地的，家里三间土坯房，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你跟我走，能过什么好日子？”
“我没想过过好日子。”她说，“我就想过自己能选的日子。”
我沉默了。
她又说：“刘志强那个人，你大概不认识。他喝酒，喝了酒就打人。他上一个媳妇就是被他打跑的。这些事我嫁过来之前不知道，前几天才知道的。可是我爹已经把彩礼收了，一万块钱，我们家还不起。”
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情。但她的手在发抖，我看见了。
“我不怕吃苦，”她看着我，“我就怕这一辈子就这样了。建国，你就当帮我一个忙，行不行？”
我站在过道里，听着院子里的喧闹声，心跳得很快。
二十三年的人生里，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个这么重大的决定。种地、打零工、吃饭、睡觉，日子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没有波澜，也没有惊喜。我以为这一辈子就这样了，平平淡淡地过下去，娶一个不认识的姑娘，生几个孩子，然后慢慢变老。
可是现在，有人在这条河里扔了一块石头。
“你等我一分钟。”我说。
我转身走了。
林小禾站在过道里，眼泪还挂在脸上，看着我的背影消失。
我去了院子里，找到刘叔，跟他说：“刘叔，我突然有点急事，家里来电话说我爹摔了，我得赶紧回去。”
刘叔正在敬酒，满脸通红，摆摆手说：“去吧去吧，路上慢点。”
我又找到张老师，跟她说：“张老师，我先走了，您吃好。”
张老师笑着说：“你这孩子，菜还没上完呢。”
我说不吃了，匆匆忙忙出了院子，走到停自行车的地方。
我没有骑自行车。
我把自行车留在那里，绕到了刘家院子的后面。那条过道的尽头有一道小门，通往后山的小路。我知道那条路，以前跟父亲来刘家湾收过粮食，走过一次。
我站在小门外面，等了三分钟。
这三分钟漫长得像一个世纪。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听见风吹过树梢的声音，听见远处传来的鞭炮声和唢呐声。
然后，小门开了。
林小禾出来了。
她把红嫁衣脱了，换了一件普通的碎花衬衫，一条深蓝色的裤子，脚上穿着一双布鞋。她手里拎着一个小包袱，大概是早就收拾好的。
她看见我，眼睛里亮了一下，随即又暗了下去。她走过来，站在我面前，两个人面对面，谁都没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我说：“走吧。”
她说：“好。”
后山的小路不好走，到处都是石头和杂草。我走在前头，她跟在后头，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偶尔她踩到松动的石头，身体晃一下，我就伸手扶她一把。她的手很凉，也很瘦。
走了大概半个小时，到了山脚下的公路上。公路上偶尔有拖拉机经过，突突突的声音在夜里传得很远。
“我们去哪儿？”她终于问了一句。
“先去我姑家。”我说，“我姑嫁到隔壁县了，离这儿六十多里地，没人认识我们。到了那儿再从长计议。”
她点了点头。
我们在路边等了一会儿，拦了一辆拉砖的拖拉机。司机是个四十来岁的汉子，听说我们要去隔壁县，痛快地说：“上来吧，正好顺路，带你们一段。”
我和林小禾爬上拖拉机的后斗，坐在红砖上面。拖拉机开起来，风呼呼地吹，吹得她头发散了，在风里飘着。
她侧过头看了我一眼，嘴角微微弯了一下。
那不是笑，但比笑更让人心软。
我想问她后不后悔，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问这些还有什么意义。
拖拉机开了将近两个小时，到隔壁县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我给了司机两块钱，他死活不要，说“年轻人不容易”，开着拖拉机突突突地走了。
我姑住在县城边上的一个村子里，三间瓦房，院子里种着两棵石榴树。我到的时候，我姑正在院子里收晒好的被子，看见我，愣了一下，又看见我身后的林小禾，愣了一下。
“建国？你怎么来了？”我姑放下被子，走过来，眼睛盯着林小禾看，“这姑娘是谁？”
“姑，这是我同学，”我说，“我们……有点事，想在你这儿住几天。”
我姑是个聪明人，看了我们一眼，什么都没问，说：“进来吧，正好你姑父不在家，去外地干活了，屋子空着呢。”
她给我们收拾了一间屋子，又煮了两碗面。我饿坏了，呼噜呼噜地吃了个精光。林小禾吃得慢，一小口一小口地吃，吃了一半就放下了。
“不吃了？”我姑问。
“吃饱了，谢谢姑姑。”她小声说。
我姑看了看她，又看了看我，张了张嘴，最后什么也没说，端着碗去了厨房。
那天晚上，我和林小禾坐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下。月亮很大，照得院子里亮堂堂的。石榴树上挂满了果子，青红相间，在月光下泛着光。
“后悔吗？”我终于问出了这句话。
她想了想，说：“不后悔。”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说，“你这一走，你爹那边不好交代。刘家那边也不好交代。搞不好要赔钱的，很多钱。”
“我知道。”
“我没什么本事，就会种地，打打零工。我养活不了你过什么好日子。”
“我知道。”
“你什么都知道，还跟我走？”
她转过头看着我，月光落在她脸上，她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得不像一个刚刚逃婚的新娘子。
“我就是知道，所以才跟你走的。”她说，“你这个人，实在。初中三年，你没有欺负过我一次。别的男生揪我辫子、藏我课本，你没有。我借你裤子，你还的时候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你还买了一包水果糖放在里面。”
“你还记得这个？”我有些意外。
“记得。”她说，“那包水果糖我没舍得吃，放了好久，后来化了。”
我笑了。她也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笑，真正的笑，眼睛弯弯的，像月牙。
“林小禾，”我说，“等事情过去了，你要是还想跟我过，我就娶你。你要是觉得跟错了人，随时可以走，我不拦你。”
她低下头，过了好一会儿，轻轻“嗯”了一声。
那天晚上，我睡在堂屋的条凳上，林小禾睡在屋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条凳又硬又窄，硌得我浑身疼。但更让我睡不着的，是脑子里翻来覆去的事情。
明天会怎样？刘家会不会找过来？林家会不会闹？我爹知道了会不会打断我的腿？
这些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像夏天的蚊子，赶都赶不走。
但每次想到林小禾在过道里问我那句话时的眼神，这些烦心事就都不那么重要了。
她说得对，她就想过自己能选的日子。
这有什么错呢？
在我姑家住到第三天，事情就找上门了。
那天下午，我姑正在院子里洗衣服，林小禾在帮她晾。我在屋里修一个坏了腿的板凳，忽然听见院门被拍得山响。
“开门！开门！”
我姑去开了门，门口站着三个人。领头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黑脸膛，五大三粗，穿着一件灰色夹克。后面跟着两个年轻小伙子，一看就是庄稼人，壮得像牛。
“这是李建国的姑家不？”黑脸膛的男人问。
我姑说：“是，你们找谁？”
“找李建国。”那男人往院子里看了一眼，看见了我，大步流星地走进来，“你就是李建国？”
我站起来，说：“我是。你是哪位？”
“我是刘志强的大哥，刘志刚。”那男人的声音很大，像是在跟人吵架，“我问你，你把我弟媳妇弄到哪儿去了？”
林小禾从晾衣绳后面走出来，脸色有些发白，但声音很稳：“我在这儿。”
刘志刚看见她，火气更大了：“林小禾，你这是什么意思？大喜的日子跑了，我们刘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你赶紧跟我回去！”
“我不回去。”林小禾说，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你不回去？”刘志刚瞪着眼，“你爹拿了一万块钱彩礼，你跑了，这一万块钱谁还？你当我们刘家是开银行的？”
我走上前，挡在林小禾前面：“刘大哥，这事跟小禾没关系，是我带她走的。你们有什么要求，跟我说。”
刘志刚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嗤了一声：“跟你说？你算老几？你一个种地的，你拿什么跟我说？”
“我拿这条命跟你说。”我说。
这句话说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这个人向来不爱惹事，更不会说这种硬气话。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我一点都不怕。
刘志刚愣了一下，随即冷笑起来：“行啊，有种。那我跟你说，你把人还回来，这事就当没发生过。你要是不还，一万块钱，一分不能少。拿不出来，我就去派出所告你拐带妇女，你信不信？”
我信。
我当然信。
一万块钱，在一九九二年，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我全家一年的收入，满打满算，也就两千来块钱。一万块，不吃不喝要攒五年。
但我没有退路。
“刘大哥，”我说，“小禾不愿意嫁给你弟弟，你强扭的瓜不甜。你把一个不愿意的人留在你们家，对谁都不好。彩礼的事，我会想办法还。你给我一点时间。”
“时间？”刘志刚哼了一声，“多长时间？十天？一个月？你拿什么还？你一个种地的，你还能变出钱来？”
我姑这时候插话了。她从屋里出来，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递给刘志刚：“大兄弟，喝口水，消消气。有什么事好好说，别上火。”
刘志刚没接，但火气似乎消了一些。
我姑说：“我是建国的姑姑，这姑娘的事，我也听了个大概。人家姑娘不愿意嫁，你硬拉回去，她跑了第一次就能跑第二次，你还能拴着她一辈子？要我说，彩礼的事，大家商量着来，能退多少退多少，剩下的分期还，行不行？”
刘志刚看了看我姑，又看了看林小禾，再看看我，沉默了好一会儿。
“分期还？”他说，“怎么个分期法？你们拿什么担保？”
“我担保。”我姑说，“我在这个村住了二十年，你出去打听打听，我赵桂兰说的话，什么时候不算数过？”
刘志刚显然听说过我姑的名字，态度软了一些。他跟身后的两个年轻人嘀咕了几句，转过身来说：“行，我给你半个月时间，你把一万块钱凑齐。凑不齐，就别怪我不客气。”
他说完转身走了，两个年轻人跟在后头，院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我姑看着他们的背影，叹了口气：“建国，你惹的这事可不小。一万块钱，你打算怎么办？”
我蹲在地上，抱着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林小禾走过来，蹲在我旁边，轻声说：“对不起，是我连累你了。”
我抬起头看她，摇摇头：“不是你的错。你说得对，人这辈子，总得选一回。”
那天晚上，我姑做了几个菜，又把姑父藏的一瓶白酒拿出来。姑父在外地干活，家里就我们三个人。
我姑倒了三杯酒，自己先喝了一口，辣得直咧嘴。
“建国，”她说，“你跟姑姑说实话，你喜欢这姑娘不？”
我看了看林小禾，她低着头，耳朵尖红红的。
“喜欢。”我说。
“喜欢就好。”我姑又喝了一口酒，“钱的事，你别太愁。我手头有三千块，先借给你。你爹那边，我明天给他打个电话，让他也凑凑。剩下的，咱们再想办法。”
“姑，我不能要你的钱……”我说。
“什么不能要？”我姑瞪了我一眼，“我是你亲姑，我不帮你谁帮你？再说了，这姑娘我看着就喜欢，踏踏实实的，比那些花里胡哨的强多了。”
林小禾抬起头，眼眶红红的，轻声说：“谢谢姑姑。”
我姑摆摆手：“别谢我，你们以后好好过日子就行。”
那天晚上，我又睡在条凳上。月亮还是那么大，透过窗棂照进来，在地上画出一个一个的格子。
我想了很多很多。想怎么挣钱，想怎么还债，想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想着想着，忽然听见屋里有动静。
林小禾披着衣服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小布包，递给我。
“这是什么？”我问。
“你打开看看。”
我打开布包，里面是一对银镯子，不算太粗，但做工很精细，上面刻着缠枝莲花的纹样。
“这是我妈留给我的，”她说，“本来是我的嫁妆。你拿去卖了，应该能值一些钱。”
我把布包还给她：“不行，这是你妈留给你的，不能卖。”
“我妈要是知道这东西能帮上忙，她会高兴的。”她把布包又推回来，“建国，你为了我，连命都不要了，我这一对镯子算什么？”
我握着那个布包，手心热热的。
“林小禾，”我说，“你相信我，我一定会把这钱还上。以后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
她点了点头，没说话，转身回屋了。
门关上的那一刻，我听见她轻轻说了一句：“我相信你。”
那一万块钱，我们用了三个月才还清。
我姑的三千块，我爹凑了两千块——他把家里养的两头猪卖了，又把准备翻修屋顶的瓦退了。我自己手头有一千多块的积蓄，那是打了两年零工攒下来的。
还差四千块。
我和林小禾去了县城。她在服装厂找到了一份工作，一个月工资一百二十块。我在建筑工地上搬砖、和泥、扛水泥，一天五块钱，还不管饭。
我们租了一间房子，在县城边上，是一户人家的柴房改的。很小，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没有窗户，白天也要开灯。冬天冷得要命，夏天热得要死。
但林小禾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
她每天早上六点起床，走路四十分钟去服装厂上班。晚上六点下班，回来的时候顺路买菜，做饭。她学会了做很多菜，虽然都是素菜，但做得很好吃。
我在工地上干活，每天都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但每次回到那个小屋子，看见她系着围裙在灶台前忙活，闻见饭菜的香味，就觉得一切都值得。
发了工资，我们把大部分钱都攒下来还债，只留很少的一点生活费。那段时间，我们很少吃肉，偶尔买一根骨头炖汤，她总是把骨头上的肉剔下来给我，自己喝汤。
“你多吃点，”她说，“你在工地上干活，力气活，不吃饱不行。”
我把肉又夹回她碗里：“你也吃，你太瘦了。”
“我不爱吃肉。”她说。
我知道她是舍不得吃。
三个月后，我们终于凑齐了最后一笔钱。那天我和她一起去了刘家湾，把钱交给刘志刚。他接过钱，数了数，什么也没说，转身进了屋。
走出刘家湾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路两边的高高的白杨树在风里哗啦啦地响，和三个月前一模一样。
“建国，”林小禾忽然拉住我的手，“你后不后悔？”
我看着她，她的脸在暮色里看不太清楚，但眼睛亮亮的，像两颗星星。
“不后悔。”我说。
她笑了，这一次笑得很开，露出了两颗小虎牙。
“我也不后悔。”她说。
那天晚上回到县城，我们买了两块钱的猪头肉，打了一斤散装白酒，在那个小小的出租屋里，喝了个痛快。她不会喝酒，喝了两口脸就红得像苹果，话也多起来，说起初中时候的事，说起班上谁谁谁现在在干什么，说起她最怕的数学老师。
“你知道吗，”她喝多了，趴在桌上，迷迷糊糊地说，“初中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个人特别好。”
“哪里好？”我问。
“你不欺负人。”她说，“你不像别的男生那样，欺负女生觉得很有本事。你从来不欺负人。我觉得，一个不欺负人的人，一定是个好人。”
我看着她趴在桌上的样子，心里软得一塌糊涂。
“林小禾，”我说，“嫁给我吧。”
她抬起头，脸红红的，眼睛湿湿的，看了我好一会儿。
“好。”她说。
没有鲜花，没有戒指，没有婚礼，没有酒席。
一九九二年腊月十八，我和林小禾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那天很冷，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她从厂里请了半天假，我从工地上请了半天假。两个人都穿着平时干活穿的衣服，灰扑扑的，站在民政局门口照了一张相。
照片是黑白的，她笑得很好看。
领完证，我们在路边的小饭馆吃了一碗面，加了一个荷包蛋，就算是庆祝了。
“委屈你了。”我说。
她摇摇头，把荷包蛋夹成两半，一半给我，一半留给自己。
“不委屈。”她说，“这是我选的日子，我觉得挺好的。”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
九三年春天，我在工地上从脚手架摔下来，左腿骨折，在医院躺了两个月。林小禾白天上班，晚上来医院照顾我，人瘦了一大圈。
出院后，我暂时不能干重活，就在街上摆了个摊子，卖水果。她每天下班后来帮我收摊，两个人推着三轮车回家，一路上有说有笑。
九四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林小禾给孩子取名叫“李念禾”，我说这名字像个女孩名，她说她喜欢。
九五年，我用攒下的钱在县城边上买了一小块地，自己动手盖了两间砖瓦房。搬进新房的那天，林小禾抱着孩子站在院子里，看来看去，眼睛里全是光。
“终于有自己的家了。”她说。
九六年，服装厂倒闭了，林小禾下了岗。她没有哭，没有抱怨，第二天就在菜市场租了个摊位，开始卖菜。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去批发市场进货，五点钟到菜市场摆摊，一直忙到下午。
我心疼她，说要不别干了，我再多打一份工。她说不行，两个人挣钱才快。
九七年，我们终于把所有的债都还清了。那天晚上，林小禾做了一桌子菜，把我姑和我爹都请来吃了一顿饭。饭桌上，我姑喝多了，拉着林小禾的手说：“小禾，我当初没看错你，你是个好姑娘。”
林小禾哭了，我也哭了。
日子越过越好。
两千年，我开了一家小小的建材店，生意不算红火，但足够养家糊口。林小禾的菜摊变成了一个小菜店，雇了一个人帮忙，不用再起那么早了。
儿子李念禾慢慢长大了，学习成绩很好，像他妈妈。
二〇一〇年，儿子考上大学，去了省城。走的那天，林小禾站在车站门口，看着大巴车开走，站了很久。
“舍不得？”我问她。
“舍得。”她说，“他有他的路要走。”
二〇一五年，我把建材店盘了出去，和林小禾一起经营菜店。生意不大，但两个人忙忙碌碌的，日子过得很充实。
二〇二〇年，儿子大学毕业，在省城找了工作，谈了个女朋友。带回来给我们看，是个白白净净的姑娘，说话细声细气的，有点像年轻时候的林小禾。
林小禾很喜欢她，拉着她的手，跟她说起从前的事。
说起九二年那个秋天，说起那条窄窄的过道，说起那句“你抢婚不”。
那姑娘听得目瞪口呆，转头看向我：“叔叔，这是真的吗？”
我点点头，笑了。
林小禾坐在沙发上，头发已经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也多了，但笑起来还是那个样子，眼睛弯弯的，像月牙。
“你后悔吗？”我忽然问她，就像很多年前那个月光下的夜晚一样。
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儿子和儿子的女朋友，慢慢地说：“不后悔。这是我选的日子，我觉得挺好的。”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亮晶晶的。
我想起一九九二年那个秋天，唢呐声、鞭炮声、红嫁衣、碎花衬衫、后山的小路、拉砖的拖拉机、我姑院子里的石榴树、月光下的银镯子、出租屋里的猪头肉和散装白酒。
想起她说：“我就想过自己能选的日子。”
一晃快三十年了。
她选的这个日子，我也觉得挺好的。
声明：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地名人名均为虚构，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图片非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