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的贵人李玉琴：第五次探监同房后，坚决离婚！再婚生子得圆满|同房|婉容|溥仪|离婚|载沣

1957年春节，抚顺战犯管理所一间临时腾出的办公室里，红绸铺床，喜字未揭。29岁的李玉琴坐在大红被褥边，指尖冰凉；42岁的溥仪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制服，眼镜后的眼神疲惫而局促。这是他们自1943年相识、1945年离散后，十四年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同房”——没有仪仗，没有跪拜，没有祖制约束，只有两颗早已错位的心，在历史断层中仓促相碰。

第二天清晨，李玉琴拎着一只旧布包走出大门，径直走向抚顺市河北区人民法院。她没回头，也没流泪。那夜之后，她终于确认：所谓“帝妃之缘”，不过是封建残影投在少女身上的幻影；所谓“守节七年”，实则是被愚昧与恐惧囚禁的青春。她要的不是复辟的梦，而是一个女人堂堂正正呼吸的权利。

——这，是李玉琴人生最决绝的一次转身，也是中国近代女性意识悄然破土的微光。

半个月后，妹妹气喘吁吁冲进家门：“姐！两个日本人来了！”

母亲吓得攥紧围裙，父亲在饭馆听说后，慌忙捧出珍藏的烧酒和酱肘子招待。小林秃顶油亮，笑得意味深长：“皇帝选你去宫里念书——不收学费，还能上大学。”

房东在一旁煽风点火：“李家祖上积德啊！错过这机会，这辈子都别想翻身！”

1943年秋，她第一次跪在伪满“皇宫”青砖地上，向溥仪磕了三个响头。溥仪扶她起身，递来一盒药：“听说你身子弱。”她怯声问：“不是说来念书吗？”他推了推眼镜，笑容温软：“自然请最好的先生教你。”又问：“怎么就我一人？”他轻描淡写：“人多了，感情不专一。”

一个多月后，册封礼举行，“福贵人”名号颁下。李玉琴才恍然：所谓“念书”，是假；所谓“恩宠”，是牢。

进宫之后，没有课本，没有课堂。她的世界缩成一座院落：吃饭、踱步（须有老妈子监视）、听无线电、摆弄溥仪送的洋娃娃。溥仪亲立《贵人守则》二十一款，字字如锁：

- 须无条件恪守清室祖制；

- 一切言行须绝对顺从；

- 与父母通信须经批准；

- 思想偶有“不当念头”，须立即焚香请罪；

她亲手抄写“笔据”，在佛前焚烧立誓。父母每年仅准“会亲”两次，其余亲人连宫墙影子都见不到。溥仪曾赠其家一万元“聘金”，可这笔钱很快被还债、置办嫁妆、添置家当耗尽。夜里同榻而眠，她连翻身都不敢，唯恐惊扰“皇上”安寝；他高兴时让她唱《苏武牧羊》，或跳一段体操；不悦时便抄起笤帚抽打，打完再摊开《二十一款》，逼她含泪微笑——“不许愁眉苦脸”。

两年半间，她所见之人不足二十，异性除溥仪外，仅吉冈安直、梅津美治郎及偶尔出诊的大夫。她像一只被精心豢养的雀鸟，笼子镶金嵌玉，却飞不出寸寸雕栏。

1945年8月11日，伪满崩塌前夕，溥仪携婉容、李玉琴仓皇逃往通化大栗子沟。混乱中，她只裹着一件狐皮大衣登车，连换洗衣物都未及收拾。次日，溥仪借口“飞机载不下”，独自乘机飞往沈阳，临行前握着她的手说：“玉琴，等我安顿好，立刻派火车接你——你一定要等我。”

她信了。这一等，就是十四年。

被遗弃在荒村的李玉琴，一度被民主联军劝说“与溥仪划清界限”。她倔强摇头：“我是他的妻子，就要忠于他。”可一年后，现实击碎幻想：娘家人拒她入门，斥其“失节”；载沣自顾不暇；族兄溥修表面收留，实则视其为佣仆——上厕所用纸需报备，买菜须领牌，连织毛衣赚的几角钱，也被讥为“失格”。最痛一击，是溥修家人当面骂溥仪“汉奸卖国贼”，而她连辩解的资格都被剥夺。

最后一次，她平静提出离婚。管理所领导忧心溥仪情绪波动，特批一次“政策性同房”。那一夜，没有温情，没有期待，只有真相的冰冷：溥仪早已丧失生育能力。李玉琴躺在红被褥上，忽然笑了——原来所谓“帝妃之名”，连最基础的人伦都维系不了。她起身穿衣，天未亮，已写下离婚申请。

1957年5月，法院判决生效。李玉琴走出法庭时，阳光刺眼。她入职长春市图书馆，从编目员做起，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翻得卷了边；1958年5月，与吉林省广播电台工程师黄毓庚结婚。他未提“贵人”二字，只用20页长信写道：“我爱的，是那个在图书馆踮脚取书的李玉琴，不是紫禁城的影子。”婚后育有一子黄焕新，一家三口挤在12平米宿舍，却笑声不断。她教儿子背唐诗，也教他辨认粮票上的数字；她给邻居孩子补课，也替街道老人读报。她说：“从前我连‘我’字都不敢大声写，现在，我敢签自己的名字，敢说‘我要’，敢哭敢笑——这才是活着。”

晚年，她加入民革，任长春、吉林省政协委员，义务担任物价监督员；为希望工程捐出全部稿费；长江洪水时，她把存折里最后八千元取出汇往灾区；更将珍藏半生的溥仪御赐金镯、朝珠、手谕原件无偿捐赠伪满皇宫博物院。“这些不是荣耀的凭证，”她说，“是历史的证物，该归还给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