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顿饭，我吃得胃疼。
不是因为菜不好，是因为我不敢看角落里那个姑娘的眼睛。
平壤，最后一天的晚餐。餐厅很大，灯火通明，专门接待外国游客。我们团十二个人，八菜一汤，泡菜、炒蛋、红烧鱼块、五花肉片、豆腐汤，摆满了一整张圆桌。说实话，比前几天丰盛。可大家已经吃了四天团餐，早就腻了。
“又是泡菜，嘴巴都起皮了。”一个年轻女孩夹了一筷子，皱着眉放下了。
“这鱼有刺，不好吃。”她男朋友直接把整块鱼拨到骨碟边上，鱼身子几乎没动。
“米饭太硬了，我吃不惯。”一个中年大叔扒了两口，把剩下的半碗饭往桌上一推。
“服务员，能加个水果吗？我们付钱。”一个大姐朝门口喊。
没人应。
我看到了那个女孩
上菜的是一个朝鲜服务员，二十岁出头，穿着传统的粉红色衣裙，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她每上一道菜，都微微鞠躬，脸上挂着标准化的微笑——那种笑，像刻上去的，好看，但冷。
可我看出来，她的眼睛一直在瞟我们的桌子。
不是看我们，是看盘子。
每撤走一个盘子，她的目光都会在残羹上停留一两秒。别人没注意，我注意到了。她的喉结轻轻动了一下。
最后一道汤撤下去的时候，我们的桌子上还剩了大半桌菜：半条鱼，一整盘没怎么动过的炒合菜，三块五花肉，一碗多米饭，还有大半碟泡菜。服务员摞起盘子，转身走进厨房。
我突然很想上厕所。餐厅的厕所在厨房后面，要经过一条走廊。
我走过去的时候，厨房的门虚掩着。我鬼使神差地往里看了一眼——
然后我站住了。
她在吃我们的剩饭
那个穿粉红衣裙的姑娘，背对着门，蹲在角落里。面前是刚从我们桌上撤下来的盘子。她手里攥着一个塑料袋，正把盘子里剩的米饭往袋子里拨。动作很快，手指在发抖。
拨完米饭，她又夹起那三块五花肉，小心地放进去。然后是炒合菜，剩的不多，她用筷子一点一点拨，像在数米粒。最后是那半条鱼——她把鱼骨头挑出来，鱼肉全部装进袋子。
装完后，她拎着袋子站起来，转过身——正好和我四目相对。
那一瞬间，她的脸“刷”地白了。
她像被电击了一样，把袋子藏到身后，整个人缩了一下。嘴唇哆嗦着，像是想说什么，又不敢说。她的眼眶一下就红了。
我的鼻子也酸了。
我赶紧摇头，小声说了一句：“没关系，我不说。”我甚至不知道她听不听得懂中文。
她愣了一下，眼泪终于掉下来了。她飞快地用袖子擦了一把，朝我深深鞠了一躬——不是服务员那种职业性的浅鞠躬，是整个人弯下去，90度，很久很久。
我慌得转身就跑，差点撞在走廊的墙上。
回到餐桌，团里的人还在抱怨菜不好。那个年轻女孩说：“回去第一件事就是点一杯奶茶，馋死我了。”全桌大笑。
我笑不出来。
她带走的不是剩菜，是弟弟妹妹的晚餐
临走的时候，我落在最后。那个女孩在门口送客，脸上又挂上了那个标准化的微笑。她的眼眶已经不红了，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忍不住问她：“你打包那些菜……是带回家吗？”
她犹豫了一下，用生硬的中文小声说：“弟弟……妹妹。他们……吃。”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几个字几乎听不见。然后她又鞠了一躬，转身快步走回餐厅。
大巴启动，平壤的街道在车窗外后退。我想起她那发抖的手指，想起她把袋子藏到身后的惊恐，想起她说“弟弟妹妹”时突然红了的眼眶。
她跟我差不多大。在中国，像她这么大的女孩，周末在商场喝奶茶、看电影、发朋友圈。而她，蹲在厨房角落里，偷偷打包外国游客吃剩的菜，像做贼一样。
因为那是她弟弟妹妹难得能吃到的肉。
我们的“不好吃”，是她全家的“过年”。
我欠她一句对不起
回国后，我跟朋友讲这件事。朋友说：“那你当时怎么不多点几个菜送给她？”
我说：“在朝鲜，游客不能随便给当地人东西。给了，她也不敢收。”
朋友沉默了很久，问：“那你后悔去吗？”
我想了想，说：“后悔。后悔那天在饭桌上，我没有把剩的菜吃得干净一点。至少让她打包的时候，不用帮我挑鱼刺。”
那顿饭以后，我养成了一个毛病：不管在哪里吃饭，不管菜好不好吃，我一定把碗里的东西吃得干干净净。同事说我“像饿死鬼投胎”。
我不解释。
我只是每次扒完最后一口饭，都会想起那个穿粉红衣裙的姑娘。想起她蹲在厨房角落里的背影，想起她把袋子藏到身后的慌张，想起她哭着给我鞠的那一躬。
她偷的不是剩菜。
是尊严。
而我们这些“大方”的游客，连一粒米都舍不得帮她省下来。
鼻子又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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