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级作家于建初先生所作《临江寺赋》，以骈散兼行的典雅笔法，将一座千年古寺的沧桑变迁铺陈于读者眼前，不仅是一篇地理空间的描摹，更是一曲时间深处的人文交响。赋文以登临览胜为起点，层层展开历史画卷，最终落笔于文化传承的时代命题，展现了作者作为一级作家深厚的文学功底与深沉的哲思关怀。
一、骈散兼行：古典形式的现代复活
《临江寺赋》最显著的特色在于其“骈散兼行”的语言策略。开篇“资水汤汤，南纳苍梧之秀，北汇洞庭之波”以典型的骈俪句式奠定恢弘基调，而后转入“循首溪而下”“登大龙王山之巅”等散句叙述，形成张弛有度的节奏感。这种语言选择绝非简单的复古，而是有意为之的文体实验——骈文之工整对应着山川的永恒秩序，散文之流动则暗合历史长河的绵延不绝。
作者对四时景物的描写尤见功力：“春则竹翠松青，杂花映水；夏则浓荫蔽日，蝉鸣幽谷”等句，既承袭了《诗经》以来“赋比兴”的传统，又以现代汉语的清新感消解了古典赋体易有的板滞。这种语言上的古今融合，恰如临江寺本身“残垣”与“香火”的共存，形成了一种跨越时空的审美张力。
二、三重时空：作为文化记忆载体的古寺
赋文建构了一个精妙的三重时空结构：自然时空、历史时空与记忆时空的交织。
在自然时空层面，临江寺“背倚青山，面迎碧水”，占据着典型的中国风水宝地格局。作者敏锐捕捉了其地理特征的文化内涵——不仅是山水形胜，更是“扼古驿之要冲”的人文节点。这种描写超越了单纯的景物罗列，揭示了传统寺观建筑选址中蕴含的天人合一哲学。
历史时空的展开则更为恢弘。从“肇自春秋战国”的起源，到周穆王、杜甫、宋帝、陶澍、左宗棠、黄自元、黎锦辉等历史人物的次第登场，作者以“寺”为轴，串联起一部缩微的中国文化史。这种写法令人想起杜甫“窗含西岭千秋雪”的空间包蕴时间之法，但于建初先生更进一步——他让这些历史人物并非简单罗列，而是各自携带其时代的精神印记：周穆王的神话色彩、杜甫的忧患意识、陶左二人的经世情怀、黎锦辉的美人视野……临江寺因而成为一个“文化磁场”，吸引着不同时代的灵魂在此交汇。
最动人的是第三重时空——记忆时空的建构。“兴坪村民，怀敬祖之心，承文脉之绪，于百步之外，结茅为庵”这段描写，揭示了文化传承的真正载体不在砖石，而在人心。寺庙可以毁于战火，但“香火恒燃”；建筑可以变为残垣，但“乡愁”永驻。这种对民间自发文化守护力量的发现与礼赞，是赋文最具现代性的洞见之一。
三、人文地理学视野下的地方书写
《临江寺赋》体现了鲜明的人文地理学意识。作者始终将临江寺置于更广阔的地理网络中考察：向北是“汇洞庭之波”的宏大水系，向南是“纳苍梧之秀”的文化源流；对岸的蚱埠古镇作为“水陆要津”，连接着益阳与安化的经济脉络。这种写法打破了封闭的地方视角，揭示了每一个“地方”都是网络中的节点，都在流动中生成其意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资水通衢”的强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河流从来不仅是自然存在，更是文明传播的通道、文化交流的走廊。临江寺因资水而成为“往来名流休憩之所”，本质上揭示了交通线路如何塑造文化地理。舟楫往来的资水，成为一条流动的文化血管，而临江寺则是血管上一个重要的“文化心脏”。
这种地理认知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当作者在文末将古寺命运与“乡村振兴”相联系时，他实际上提出了一种基于文化地理学的发展思路：不是割裂地看待某个村落，而是在历史形成的人文地理网络中重新定位其价值，在文化脉络的赓续中寻找发展动力。
四、废墟美学与文化传承的辩证法
“虽古刹仅存遗墟，香火犹传百步”——这句充满张力的话，揭示了赋文核心的美学与哲学思考。残垣断壁的废墟意象，在西方浪漫主义传统中常与崇高、哀愁相联系；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废墟更多指向“逝者如斯”的时间感悟与“生生不息”的生命哲思。
于建初先生巧妙地将这两种美学传统融合。一方面，他对“屡毁屡建，终至残垣断壁”的描写不回避历史的残酷，甚至赋予废墟某种庄严感——那是时间留下的铭文。另一方面，他迅速将视线转向“结茅为庵”的村民实践，转向“香火恒燃”的文化韧性。这种处理方式，既避免了沉溺于怀古伤今的感伤主义，也超越了简单的“废墟浪漫化”。
更重要的是，作者提出了“非为祈福禳灾，实为守护乡愁、赓续文明”的深刻洞见。这实际上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文化传承：一种是功利性的、功能主义的（祈福禳灾），一种是本体性的、意义维系的（守护乡愁）。在现代化进程中，许多传统文化形态原有的实用功能已经消退，如果仅从功能角度评估，很容易得出“已无存在必要”的结论。但作者指出，这些形态作为“乡愁”的载体、作为文明连续性的象征，其价值恰恰在实用功能之外。这种认识对于当代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五、从“山水有灵”到“文脉无疆”的哲学升华
赋文以刘禹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为引，但最终超越了这一传统命题。作者实际上在说：山水之“灵”，不在缥缈的仙龙，而在真实的人文积淀；文化之“名”，不在建筑的宏伟，而在精神的传承。
“盛衰有数，文脉无疆”这八个字，是全文的哲思结晶。它承认物质存在的有限性——寺庙会毁，王朝会亡，一切有形之物都难逃成住坏空。但它更肯定精神文化的超越性——那些在历史中凝聚的思想、情感、记忆，能够超越具体载体的消亡，在新形式中获得新生。从“临江寺故址”到“百步之外”的简易寺院，正是这种“文脉无疆”的生动体现。
这种哲学思考使《临江寺赋》超越了一般游记或怀古之作，获得了一种形而上的高度。作者似乎在暗示：文化遗产保护的本质，不是固执地保存某些物质实体，而是理解并延续那些实体所承载的文化基因。就像村民不是在原址复建豪华庙宇，而是在新地点“结茅为庵”，形式可以简陋，但文化DNA必须传承。
六、当代价值：古典文学形式的现代言说
在当代文学语境中，《临江寺赋》的创作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在全球化、数字化的今天，选择古典赋体进行写作，看似是一种“复古”，实则可能是一种“创新”——是在寻找一种更适合表达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语言形式。
赋体特有的铺陈、对称、韵律，与中国传统空间感知（如山水画的散点透视）、时间感知（如循环史观）有着内在的同构性。于建初先生用这种形式书写临江寺，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形式即内容”的探索：用古典文学形式本身携带的文化记忆，来言说一个关于文化记忆传承的主题。
这种探索对当代文学创作具有重要意义。它提示我们，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不仅可以是“旧内容新形式”（如用现代小说写历史故事），也可以是“新内容旧形式”（如用古典文体写当代思考）。关键在于找到形式与内容的深层契合，让形式不再是空洞的外壳，而是意义的有机组成部分。
结语：作为方法的地方
《临江寺赋》最终呈现的，是一种“作为方法的地方”思考。临江寺不仅是湖南省桃江县的一个具体地点，更是一个理解中国文化的微缩模型。通过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自然与人文如何交织，历史如何层累，记忆如何传承，衰落中如何蕴含新生。
于建初先生以作家之眼、学者之思，完成的不仅是一篇美文，更是一次深刻的文化诊断。在乡村振兴成为时代命题的今天，《临江寺赋》提示我们：乡村的振兴不仅是经济的，更是文化的；发展的路径不仅要向前看，也要向后看——在历史形成的文脉中，寻找面向未来的智慧。
“山高水长，古寺流芳；哲思永续，福泽绵长。”这十六字结语，既是祝愿，也是信念。它相信那些历经沧桑而留存下来的文化基因，那些在废墟中依然燃烧的精神火种，能够跨越时空，滋养一代又一代的心灵。而这，或许就是《临江寺赋》给予我们这个时代最宝贵的馈赠。
吴明德，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人。中国法学会会员、湖南省注册咨询师，资深媒体人，湖南民生在线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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