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月的一个深夜，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一个59岁的老头突然在床上剧烈翻滚，满头大汗，两眼外翻，鼻孔往外淌血。
同屋的战犯吓坏了，赶紧喊人。等医生赶来，已经来不及了——脑血管破裂，抢救无效，死了。这人是谁？军统大特务徐远举，《红岩》里那个心狠手辣的徐鹏飞，原型就是他。消息传到周总理耳朵里，总理当场拍了桌子："徐远举还不到六十岁，怎么会死？彻查！"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说说徐远举这个人到底干了什么。
1914年，徐远举出生在湖北大冶一个地主家庭，祖父是前清进士，家底殷实。按理说这孩子含着金汤匙出生，该读书考功名走正道。偏不，他从小就是个刺头，五岁进私塾，脑子聪明得很，先生讲的东西听一半就会了，剩下时间全用来惹事。
打架、骂人、欺负同学，在当地出了名的混世魔王。他爷爷和老爹宠得不行，觉得孩子聪明，将来必成大器，殊不知这份溺爱日后酿成了多大的祸。
1926年北伐战争打到武汉，叶挺独立团的名头响彻大江南北。大冶县的农会也跟着闹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徐远举的老爹被揪出来戴高帽游街示众，这事儿在12岁的徐远举心里埋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他对群众运动又恨又怕，这个心结跟了他一辈子。
1928年，14岁的徐远举进了国民革命军随营军官学校当学生兵。第二年蒋桂战争打完，这所学校被改编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徐远举摇身一变成了黄埔七期的学员。
1930年毕业，分配到陈诚部队当副连长，跟着去江西"围剿"红军。但这小子心气高得很，觉得在部队混没前途，想走捷径往上爬。
1932年，18岁的徐远举做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脱离军队，加入了军统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直接归戴笠管。
从此，一个恶魔诞生了。
在特训班里，徐远举各科成绩拔尖，戴笠视察时当众奖了他一支金笔。这哥们儿也不含糊，拿到金笔就跑到街上刻字："某年某月戴先生所赠"。毕业的时候，衣服口袋里别着好几支金笔到处炫耀，满嘴"戴老板""介公"，除了戴笠和郑介民谁都不放在眼里。军统里的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徐猛子"。
但光有猛劲儿不行，戴笠用人讲究"忠实"二字，档案里没这个评语，一辈子别想出头。徐远举既不是戴笠老乡，也没有什么特殊背景，只能干跑腿的活儿。这一跑就是六年，还是个不起眼的少校。
转机来了。1935年前后，英国在西藏制造事端，班禅大师到南京求援。戴笠交给徐远举一个任务——护送班禅回藏，明面上是护卫队长，实际上是去搞情报。徐远举带着一个谍报小组一头扎进西藏，这一干又是五年。
每年回南京述职，戴笠都要夸他几句。五年下来，他终于在档案里拿到了那两个字："忠实"。
抗战爆发后，军统局成立，徐远举终于开始往上爬了。先当西昌站站长，从少校跳到上校。后来又当成都经济检查大队大队长，管着内江到广元一大片地盘，凡是物资管制的事儿都归他说了算。他在这个位置上大显身手，专挑那些嚣张的地方势力开刀，抄家的抄家，抓人的抓人，连省警察局都得看他脸色。
1945年，徐远举被调回重庆，升任军统行动处副处长，紧接着又当上了军统北方区区长，少将军衔。管着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察哈尔六个省外加北平天津两个大城市的军统特务机构，32岁不到，已经是军统外勤系统里最大的一个区头。
但真正让他"名垂青史"的，是1947年之后在重庆干的那些事。
1947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徐远举到重庆出任行辕二处处长，公开身份是搞军事情报，暗地里专门对付共产党地下组织。
他到重庆第一件事就是查封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和《新华日报》《新华书店》。紧接着，1948年初，一件事把他彻底推到了风口浪尖。
当时共产党重庆地下市委办了一份秘密报纸叫《挺进报》，专门刊登新华社电讯广播，报道解放军打胜仗的消息，每期印八百到一千份，还故意用印着机关抬头的信封寄给国民党军政要员。有一天，一封"亲启"信送到了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的办公桌上，信封拆开一看——里头赫然是一份《挺进报》。
朱绍良气得七窍生烟，把徐远举叫过去劈头盖脸一顿臭骂："共产党的报纸都寄到老子桌上来了，你这个二处处长是干什么吃的？限期给我破！"
徐远举也急红了眼，调动所有力量，警察、宪兵、特务倾巢出动，排查邮路、监控邮筒、突击书店、布控码头。但真正让他得手的，不是他有多厉害，而是叛徒出卖。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和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冉益智先后被捕叛变，把组织内部的情况全盘交了出来。徐远举顺藤摸瓜，前前后后抓了130多个地下党员，绝大多数被杀害。
他因此得了一枚四等云麾勋章，保密局专门为他设了一个西南特区，让他当区长，川、康、滇、黔四省的特务机构全归他指挥。国民党情报圈里管他叫"半壁江山，西南红人"。
但最让人发指的，是1949年他在重庆制造的那场大屠杀。
那年9月，毛人凤密令徐远举杀害被软禁多年的爱国将领杨虎城。徐远举亲自坐镇指挥，派白公馆看守所长杨进兴带人动手。杨虎城连同儿子、秘书等数人，在重庆松林坡被绳索勒住、刀刺而死。
11月27日，重庆即将解放的前夜，徐远举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1·27大屠杀"。白公馆、渣滓洞关押的167名革命志士和民主人士被集体屠杀，机枪扫射、汽油焚烧，整个监狱变成人间地狱。江竹筠、陈然等无数英烈就这样倒在了黎明前最黑暗的夜里。
紧接着，徐远举又下令炸毁了重庆九个兵工厂、两个发电厂、一个钢铁厂，波及民房无数，死伤群众数百人。做完这一切，他拍拍屁股跑了，先逃成都，再逃昆明，打算坐飞机去台湾。
但他运气实在太背了。到了昆明才发现，"云南王"卢汉正在秘密准备起义，所有飞机一律准进不准出。1949年12月9日，卢汉起义部队将他逮捕。讽刺的是，这一天恰好是他35岁的生日。
更讽刺的还在后头——1951年，徐远举被押回重庆，关进了白公馆。没错，就是他当年关押和屠杀革命者的那个白公馆。曾经的屠夫，如今成了笼中之鸟，角色完全颠倒。
刚入狱的徐远举吓坏了。
他知道自己血债累累，整天担心被枪毙，晚上睡不着觉，有一回被叫去录口供，他以为是临刑前的最后交代，签字时双手抖得连笔都拿不稳。有一天几千群众到白公馆附近搞烈士纪念活动，口号震天，他以为是来"批斗"他的，吓得面如死灰。后来看到解放军加强了警卫，他反倒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管理人员告诉他："罪虽然大，但立功赎罪的机会还是有的。"徐远举这才松了一口气，像变了个人似的，开始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主动写交代材料。
1956年转到北京功德林后，他更积极了，抢着发言、写墙报、揭发检举，恨不得把自己知道的全写出来。他写了一份《我的罪行实录》，里面那句话流传至今："痛恨蒋介石将我由人变成了魔鬼，感谢毛主席把我由鬼变成了人。"
后来小说《红岩》的创作，很大程度上就参考了他交代的材料。书里那个让人恨得牙痒痒的特务头子徐鹏飞，就是以他为原型。他自己也承认："看过《红岩》的人都不会忘记那惨烈的大屠杀，徐鹏飞的原型就是我徐远举。"
1959年，第一批战犯特赦名单出来了。杜聿明、宋希濂等33人上了名单，但没有徐远举。他急了，跳出来嚷嚷："我也认真学习，劳动也流汗水，积极写材料，我哪件事不如人家？"管理人员费了好大劲才把他劝下来。此后每一批特赦名单出来，他都紧张地盯着看，但一直没有他的名字。
他心里也明白——血债太重了。
1966年，那场特殊运动开始了。所有特赦全部停止，已经特赦的人有的又被关了回来。造反派冲进监狱，逼战犯们写黑材料诬陷老干部。徐远举因为特务出身，自然成了重点对象。但这回他倒硬气了，宁肯挨骂挨打也不乱咬人。
更绝的是，他那个过目不忘的脑子在这时候派上了用场。批斗会上，造反派引用毛主席语录批判他，他立马引用另一条回击。有人念错了语录，他当场纠正，核对下来一次没错过。造反派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1971年"林彪事件"后，监狱里的气氛稍微松了些。徐远举恢复了活跃，写报告申请体力劳动，四处拜师学手艺——学农活、学缝纫、学写古典诗词，精力旺盛得不像一个快六十岁的人。
但命运没打算再给他机会了。
1973年1月，徐远举在缝纫组劳动，辛辛苦苦做了一批衣服，检验的人说不合格要返工。这事儿搁别人身上可能忍忍就过去了，但徐远举那个暴脾气哪受得了。
他认定有人故意整他，当场炸了锅，大吵大闹，甚至一把掐住质检员的脖子。狱警赶来把人拉开，对他进行了处罚。
回到宿舍，徐远举越想越气。大冬天的北京，他居然打了一大桶凉水冲了个冷水澡，说是要冷静冷静。这一冷静，要了他的命。他本来就有高血压，冷热猛一交替，血压直接飙了上去。当晚凌晨，同屋的战犯被动静惊醒，看到他在床上拼命翻滚，浑身大汗，两眼外凸，鼻孔流血，已经陷入昏迷。
紧急送到北京复兴医院，诊断为脑溢血。抢救了一天，1973年1月22日下午，59岁的徐远举停止了呼吸。
消息传到周总理那里，总理当场发了火。不是因为心疼这个刽子手，而是因为政策——战犯改造是一项严肃的政策，任何非正常死亡都必须查清楚。经过三天调查走访和遗体解剖，最终确认：死因就是脑溢血，因情绪激动加冷水刺激诱发。没有人为加害。
徐远举的遗体被火化，骨灰暂存。八年后，他的妻子马八妹才辗转领回骨灰，葬在了湖北汉阳县新农镇。
1991年春天，徐远举死后整整18年，他的女儿徐继红从台湾飞到了北京。
徐继红见到姚伦，开口就问了那句话："我父亲究竟怎么死的？"
姚伦翻出当年的档案，医院诊断记录、抢救过程、死亡证明，一样样给她看了。
但徐继红此行真正的目的，并不完全是寻求真相。当时台湾有一条规定：国民党军政人员如果在大陆被俘后因病去世而非被处决，其家属可以申请抚恤金。她需要大陆开具一份证明，证实父亲是在监狱关押期间病逝的。姚伦了解情况后，爽快地答应了。
最终，徐继红拿着这份盖了公章的证明回到台湾，据说成功领到了抚恤金。
这个曾经双手沾满鲜血的"活阎王"，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多年里，其实一直活在恐惧和希望的交替折磨中。他怕死、求生、认罪、表现、盼赦，一样没落下。但历史不会因为你态度好就忘了你做过的事。
那些被他亲手送进地狱的革命者——江竹筠、陈然、杨虎城，还有白公馆和渣滓洞里167个再也没能等到天亮的名字，他们的血永远刻在了历史的墙上。
至于徐远举到底有没有真心悔过？没人说得清。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他在那个寒冷的冬夜洗下那桶冷水澡的时候，心里一定装满了不甘。
不甘什么呢？大概是不甘于命运的安排，不甘于自己终究没能等到那张写着"特赦"的纸。
只是，有些账，不是一纸赦令就能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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