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那天是个星期六，天气预报说晴，早上出门的时候，天果然亮得很，像刚擦过一样。
我把钥匙从布包里摸出来，不锈钢的，冰凉，躺在掌心里压出一点硬邦邦的分量。这把钥匙我拿到手快半年了，今天还是头一回用。房子是去年买的，装修的事我没插手，陈海阔说他来盯，让我别来回跑，等一切都弄妥了，直接搬进去住就行。
我把钥匙插进锁孔，拧了一下，门开了。
新房子里有股淡淡的木头味，混着刚开封家具那种皮子味。玄关很宽，鞋柜顶上还摆了个白瓷花瓶，里头插着几根假枝子，看着干干净净的。客厅的窗户又大又亮，阳光直直照进来，把地板照得发亮，光从茶几边上一寸一寸爬过去，屋里显得空，也显得新。
“妈，站门口干什么，进来啊。”陈海阔在后头说。
我应了一声，弯腰换鞋。年纪上来了，弯一下腰都得缓口气，鞋带系得紧，解了半天才解开。叶丽丽从我旁边直接过去了，高跟鞋踩在地板上，一下一下脆得很。
“这个柜子别放这儿，挡着光了。”她站在客厅正中间，抬手比划，“往里面一点，对，再进去，哎呀你们小心点，这边墙别蹭花了。”
搬家公司的人来来回回，纸箱子堆了一地。我提着两个袋子往里走，里头装的是厨房那些旧东西。一个老铁锅，十几年来我一直用着，锅底黑得发亮；一把菜刀，我妈活着的时候给我的；还有几个旧碗，边上带一点蓝边，已经不成套了，但瓷细，用着顺手。
“妈，那里面装的什么？”叶丽丽回头看我一眼。
“厨房的东西。”我说。
她“哦”了一声，也没接别的话，转头继续跟搬家的人说电视柜摆哪儿。
厨房在最里头，我把袋子搁在台面上，轻轻吐了口气。抬眼一看，橱柜是浅灰色的，台面雪白，抽油烟机也是新的，灯一开，厨房亮堂得没有一点死角。我手在台面上摸了摸，很光滑，一点油星子都没有。
从厨房出来以后，我才慢慢把整套房子看了一圈。
三室两厅，格局方正，南北通透。买的时候我来看过一次，那时候还是毛坯，墙是灰的，地是水泥的，走一步一脚土。现在全装出来了，墙刷成了暖灰色，灯不是从前那种吊灯，都是藏在顶里的，照下来特别均匀。沙发是米白色的，茶几边角圆圆的，落地帘一层纱一层布，看着就不便宜。
朝南最大的那间，带独立卫生间，肯定是他们俩住。北边那间小一点，做书房正合适。还有一间在东边，门开着，阳光正好照进去，地板都像镀了一层光。我往那边走了两步，问：“这个是次卧吧？”
“嗯。”陈海阔说。
我站在门口看了看。房间不算大，但也不逼仄，放张床，靠墙打一排柜子，再搁一张小桌子，正正好。窗户朝南，冬天晒太阳肯定舒服。
“这间挺好。”我点点头，“我住这间就行。”
我说这话的时候没想着别的，真就是顺口一说。毕竟当初看房的时候，叶丽丽还拉着我的手说，妈，这间给您留着，朝南，暖和，您以后早上坐窗边晒太阳，多好。
可是话一落地，客厅里忽然安静了。
搬东西的人停了手，谁也没吭声。陈海阔站在茶几边上，低着头，看不清表情。叶丽丽转过身来，脸上带着一点笑，不浓，薄薄一层，像是刚抹上去的。
“妈，”她说，“这房子跟您没关系，您别想多了。”
我当时没反应过来，还以为自己听岔了。
“什么？”
她笑意不变，声音也不高，偏偏每个字都很清楚：“这房子是我跟陈海阔结婚用的婚房。您今天过来帮忙，我们心里感激。但是房子的事，您就别掺和了，也别提前安排房间。”
我站在那儿，手还搭在门框上。
客厅里静得厉害。纸箱子堆在地上，泡沫纸散着，阳光亮得很，可我就觉得冷。陈海阔还在看地板，一声没吭，像突然不会说话了似的。
我盯着他看了两秒。
他没抬头。
我把手放下来，点了点头：“行，我知道了。”
说完我转身往厨房走。脚下那块地板踩着还是新的，轻轻一响一响的。我把自己关进厨房，开始收拾锅碗瓢盆。忙起来就不用想，先把锅放哪儿，碗摆哪层，调料瓶子挨个擦干净。人只要一直有事做，心里那股气就不至于顶到嗓子眼。
一整个下午，我几乎没出厨房。
外头他们在说什么，怎么摆家具，我没听，也懒得听。后来叶丽丽进来过一趟，问盐放哪儿，我把抽屉拉开指给她看。她说了声知道了，转头又出去了。说话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天快黑的时候，我把最后一个碗放进柜子里，洗了手，擦干，才从厨房出来。
客厅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纸箱少了一大半，电视装上了，沙发也摆正了。陈海阔坐在沙发上刷手机，听见动静抬了下头。
“妈，晚上出去吃吧，搬完家庆祝一下。”
“不了。”我说，“我回去吃。”
“都这会儿了，一起吃呗。”
“你爸一个人在家。”
他顿了一下，说：“那我送你下去。”
我没拦他。到玄关换鞋的时候，他站在旁边，手插在裤兜里，半天才憋出一句：“妈，丽丽那人说话直，你别往心里去。”
我把鞋带系好，直起身看了他一眼。
“我没往心里去。”
他像松了口气似的，点点头：“那就好。路上慢点。”
我出了门，门在身后轻轻合上。合上的时候，我听见里头传来叶丽丽的声音：“走了？”
我没回头。
电梯从十七楼往下落，数字一格一格往下跳。我靠着电梯壁，看见镜子里的自己。花白头发，用黑卡子别在耳后，深蓝外套袖口磨得有点起毛，裤腿边沾了点灰。六十二了，前阵子刚从厂里退下来。十八岁进厂，三十七年，车间换了三回，领导换了好几拨，我倒是一天天熬过来了。
电梯到一楼，门开，外头大厅亮得很。保洁阿姨在拖地，地面能照出影子。我走出去，风迎面一吹，人一下清醒了。
马路边公交站台上站了几个人。我把布包往肩上提了提，站那儿等车。天黑透了，路灯一盏盏亮起来，照得地面发黄。远处那几栋楼一扇窗一扇窗地亮着，像一个个小格子，里头都有人吃饭、说话、看电视。
车来了，我刷卡上去，坐到最后一排。车里空，冷气开得足。我把外套拢紧，盯着窗外。外头的灯一串串往后退，高架桥、广告牌、商场门口的大屏幕，全都一闪而过。四十来分钟后到站，我下车，进了老小区，爬五楼。
楼道灯还是坏的，黑乎乎一片。我扶着扶手往上摸，走到家门口，老陈已经把门打开了。
“怎么回来这么晚？”他问。
“搬家耽误了。”我说。
我把包放下，先去厨房。锅里温着饭，掀开盖子，是西红柿炒蛋和中午剩下的米饭。油烟味和米饭味一出来，我鼻子忽然有点酸。
“吃了吗？”老陈在客厅问。
“吃了。”我说。
可我还是把饭盛了出来，端去小桌边坐下。老陈在看电视，新闻联播刚结束，他往边上挪了挪，给我腾出一个位置。
“房子怎么样？”他问。
“挺好。”
“装修呢？”
“也挺好。”
“海阔他们呢？”
我扒了一口饭，咽下去，说：“都挺好。”
他点点头，不问了。
他一辈子就这样。我说什么，他都信。不是他心大，是他习惯了我不愿说的事，他不追着问。他总觉得，能说的自然会说，不能说的，问了也是白问。
那天晚上我洗完碗，洗完澡，躺到床上，怎么都睡不着。老陈在旁边很快就打起了轻鼾，呼吸一深一浅的，规律得很。窗外的月光照进来，照到天花板上那块水渍。楼上漏水漏了三年，说了无数次，人家嘴上答应得好好的，回头还是不修。水印越来越大，像个摊开的巴掌。
我盯着那块水渍，耳边反复响起叶丽丽那句话。
这房子跟您没关系。
其实她也没说错。
房本上写的是陈海阔的名字。买房那天，中介拿着合同问写谁，我说写我儿子的。老陈当时还在旁边小声说，怎么着也把你加上吧。我摆摆手，说不用，麻烦，反正都是一家人。
那会儿谁能想到今天。
去年看房的时候，叶丽丽可不是这个样子。她挽着我胳膊，一口一个妈，热乎得很。看中这套的时候，她站在窗前笑眯眯地说，等装好了，咱们一家三口，不对，四口，跟爸一起住，热热闹闹的。那间次卧朝南，给您留着，谁都不动。
她说得真，我也信了。
我把一辈子攒的钱全拿了出来。
三十七年工龄，说起来长，真过起来也就是一天天省出来的。年轻那会儿工资低，下岗那几年更难，海阔上学要钱，家里吃喝拉撒哪样不要钱。可再难，我和老陈也没舍得动那本存折。厂里发奖金，存进去；我加班的钱，存进去；老陈跑零工攒下的，存进去；后来拆迁补的那点，也贴进去。几十年一点点熬，熬到最后，凑出来一百六十八万。
银行柜台的小姑娘给我办手续的时候，还笑着说，阿姨，您儿子真有福气。
我也笑了，说，就这一个孩子，不给他给谁。
现在回头一想，我那笑真有点傻。
之后那段日子，日子还是照常过，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早上买菜，中午做饭，下午去公园转一圈。公园里那几个老姐妹照旧坐在长椅上晒太阳，说这家的儿媳，那家的孙子，谁家小两口为了装修吵架，谁家女儿又从外地寄回来东西。
轮到我，她们问：“你儿子那房子搬进去没有？”
我说：“搬进去了。”
“你也过去住了吧？”
我笑笑：“还没。”
“早晚的事，享福去吧。”
我点头：“嗯，早晚的事。”
可那以后，陈海阔一个电话都没打来。叶丽丽也没有。不是闹翻了，就是都装作没事，但谁都不想先提。好像只要不提，搬家那天那一幕就能抹过去。
一直拖到中秋前，陈海阔才打了个电话。
“妈，中秋回去吃饭。”
我正择菜，听见他声音，手顿了一下。
“回来吧。”我说。
他沉默了两秒，才又开口：“丽丽也回去。上次那个事，她说她想跟你道个歉。”
“道什么歉。”我把菜叶扔进盆里，“都过去了。”
“妈……”
“回来吃饭就行。”
电话挂了以后，我在厨房里站了好一会儿。老陈坐在客厅看报纸，问我：“海阔说什么了？”
“说中秋回来。”
“哦。”他翻过一页报纸，“那我明天去买瓶酒。”
中秋那天我一早就去了菜市场，排骨、鱼、虾、螃蟹，买了一大堆，回来又和面做了几个菜盒子。海阔小时候最馋我做的糖醋排骨，我还专门多做了一份。快到中午的时候，门铃响了。
我去开门，陈海阔站在外头，手里提着月饼和水果。叶丽丽站在他旁边，穿了条米色裙子，头发挽起来，看着比平时柔和不少。
“妈。”她先开口。
我让开门：“进来吧。”
一顿饭吃得倒还算平顺。她夸我菜做得好，问糖醋排骨怎么收汁，我说火候得慢一点。她又说新房子厨房里的锅用着不如我拿过去那个铁锅顺手，我只说老锅养熟了，自然好用。饭桌上笑声有，话也有，就是都隔着一层什么。大家心里其实都知道那层东西在，可谁也不去碰。
吃完饭，陈海阔去阳台接电话，叶丽丽跟我进厨房收拾。
水龙头开着，哗哗地冲。我把盘子摞进水池，她站在旁边擦手，忽然叫了一声：“妈。”
我没回头：“嗯？”
“那天搬家的事，对不起。”她声音低了下去，“我说得太难听了，我后来想了很久……是我不对。”
我转过身看她。
她眼眶有点红，嘴唇也抿着，像是憋了半天才把这几句话说出来。
“我不是那个意思。”她说，“我就是一时嘴快，累急了，话赶话就那样了。你别记恨我。”
我盯着她看了几秒，说：“没事。”
她像松了口气，又补了一句：“谢谢妈。”
那天她走的时候，还在门口抱了我一下。她身上有股淡淡的洗衣液味，抱得不算很用力，却也不是敷衍。我站在原地，手抬了抬，最后还是在她背上轻轻拍了一下。
我本来以为，这事也许就这么过去了。
可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嘴上说过去，心里未必真过去。那根刺明明扎得不深，但它一直在那儿，动一下就提醒你一回。
十一月中旬，我收到法院寄来的立案通知时，心里反而静得很。
那是我自己去找律师办的。前前后后折腾了快一个月。朋友介绍了个做民事纠纷的律师，我把购房合同、银行流水、转账凭证一股脑全带过去。律师一页页看完，摘下眼镜问我：“您想好了吗？对方可是您儿子。”
我说：“想好了。”
他说：“这种事，赢不赢先不说，情分肯定伤。”
我说：“情分早伤了。”
其实我也不是一时冲动。那天从新房回来以后，我夜夜想。想叶丽丽那句话，想陈海阔低头不吭声，想自己拿着几十年的积蓄给他们买房，最后连个房间都不该想。我不是想争一套房，我是咽不下那口气。人老了，别的都能忍，偏偏最后这点脸面，真难忍。
通知书我没让老陈看，先塞进了抽屉。可纸这种东西，总归藏不住。过了两天，他翻东西的时候看见了，拿着那张纸站在卧室门口，半天没说话。
“你真告啊？”他问。
“嗯。”
“告海阔？”
“嗯。”
他坐到床边，抽出一根烟夹在手里，没点。过了半晌，才说：“你要真想好了，我不拦你。”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鼻子发酸。
“你不觉得我狠？”
“狠？”他摇了摇头，“这些年，你对谁狠过。你要不是被逼急了，不会走这一步。”
开庭前那个周末，我把陈海阔和叶丽丽叫回家。
他们进门的时候脸上还带着点轻松，以为就是普通吃顿饭。我让他们坐下，把那张通知书从包里拿出来，放在茶几上。纸一放下去，屋里气氛立刻变了。
陈海阔看清楚那几个字，脸一下白了。
叶丽丽凑过去一看，眼睛都睁大了：“你起诉我们？”
“不是我们，是你们。”我说。
她腾地一下站起来：“你疯了吧？哪有当妈的告自己儿子的？这事传出去你还嫌不够丢人吗？”
“丢人？”我笑了一下，“我在自己拿钱买的房子里要个房间，被你说得跟外人似的，那时候你怎么不嫌丢人？”
她被我噎了一下，脸一阵红一阵白。
陈海阔一直不说话，坐在沙发边上，两只手紧紧搓着。好半天他才低低叫了一声：“妈。”
“你别叫我妈。”我看着他，“那天她那么说我，你站在旁边一句话没有。现在来叫妈，迟了。”
这话一出口，他眼圈一下就红了。
我把材料一份份拿出来，摊在茶几上。购房款从哪个账户转出去的，哪天转的，合同谁签的，流水怎么走的，全都清清楚楚。
“房本写你名字，我认。”我说，“可钱是谁出的，你心里比谁都明白。你要是心安理得，那我也没别的办法，只能让法院来说。”
那天他们走的时候，叶丽丽把橘子忘在茶几上。我没追出去。门一关，屋里瞬间安静下来，静得像刚下过雪似的。
开庭那天，天阴得厉害。
我穿上那件深蓝外套，把头发梳好。老陈跟着我一块出门，说什么都要去。我本来不想让他折腾，他说：“这事不是你一个人的事。那房子里也有我几十年抽掉的那点烟钱。”
公交车上人不多，我一直没说话。到了法院门口，我一眼就看见陈海阔。他瘦了点，站在台阶边上，眼下发青。叶丽丽站他旁边，今天没化浓妆，脸色也不好看。旁边还跟着个律师，西装笔挺，手里拎着包。
我们谁也没打招呼。
法庭不算大，木头椅子硬邦邦的，坐久了硌得腰疼。法官坐在前头，先核对身份，再问情况。两边律师一开口，全是我平时听不懂的词。什么赠与，什么登记效力，什么真实意思表示。我坐在那儿，耳朵是听着的，脑子却一阵一阵发空。
我只盯着前头那两个背影。
一个是我儿子，一个是我儿媳。
一个我从巴掌大抱到三十多岁，一个我原本是真心想当闺女处的。
中间有一段，法官问被告方怎么看。陈海阔还没说话，叶丽丽先站起来了。
“法官，我想说几句。”
她一站起来，声音就有点抖。
“那套房子的钱，确实是我妈出的。”她说到这里，顿了顿，又改口，“是程玉梅出的，不，是我妈出的。我们心里都知道。搬家那天，是我说错了话，我把她伤着了。后来我也道歉了，可我没想到事情会走到这一步。”
她说着说着，眼圈红了。
“我不是不想让她住，也不是想把她赶出去。我就是……”她抬手抹了下眼睛，“我就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觉得房子一装修好，就是我自己的地盘，说话没了轻重。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自己混账。”
法庭里一下安静了。
她站在那儿，肩膀微微发抖，眼泪一颗一颗往下掉。不是那种嚎啕大哭，就是忍着，越忍越止不住。陈海阔伸手扶她，自己眼睛也红了。
法官看向我，问：“原告还有什么补充吗？”
我慢慢站起来。
说实话，那一刻我脑子里什么法律、什么证据，全都没了。我就看着她哭，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我妈。
那时候我刚生完海阔，月子里脾气差得很。晚上孩子哭，我困得睁不开眼，我妈端着一碗鸡汤过来，想让我喝两口再睡。我嫌她唠叨，伸手一推，碗啪地一声摔地上，鸡汤泼了一地。我还冲她喊，你烦不烦，别总在我跟前转。
她愣了一下，什么都没说，弯腰去收拾碎碗。
后来我半夜起夜，听见厨房里有动静，走过去一看，她背对着门，肩膀一抽一抽的，在哭。哭得很压抑，像怕被我听见。
她第二天照样给我做饭，抱孩子，洗尿布，好像前一晚什么都没发生。
人哪，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有理，话说出去就说出去了。可伤人的话，落下了就是落下了，不会因为后来一句“我不是那个意思”就真消失。
我站在那儿，嗓子有点发紧，半天才说出话来。
“法官，我申请撤诉。”
法庭里有一瞬间像是连呼吸声都停了。
我旁边的律师转头看我，低声说：“您确定？”
我点头：“确定。”
法官问：“您考虑清楚了？”
“考虑清楚了。”
“为什么撤诉？”
我看了眼前头那两个年轻人，轻轻吐出一口气：“因为这官司打赢了，我心里也未必赢。房子是死的，人还得过日子。”
这话一说完，我心里像什么东西慢慢落了地。不是轻松，也不是后悔，就是一下没了那股绷着的劲。
法官最后准了撤诉。
从法院出来时，天上开始飘小雪了，细细碎碎的，落在台阶上，一会儿就化。老陈陪着我往外走，还没走到大门口，身后就有人追上来。
“妈！”
我停下脚步，回头。
陈海阔跑得有点急，站到我跟前时还喘着气。他看着我，眼眶通红，嘴唇动了半天，才挤出一句：“对不起。”
我没说话。
“妈，对不起。”他又说了一遍，“那天我不该不说话。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我也知道那房子的钱都是你跟爸一辈子省出来的。我就是……我就是没脸开口。”
“没脸开口，你就不开口？”我看着他，“你小时候在外头跟人打架，回家知道躲我后头。现在长大了，我被人顶到脸上，你倒会低头了。”
他低下头，眼泪一下掉了下来。
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站在法院门口，哭得跟个做错事的小孩似的。我看着他，气还是有，可那口气到这会儿，也没原先那么冲了。
叶丽丽站在不远处，没上前。她眼睛也红着，两只手攥着包带，攥得指节都白了。
“回去吧。”我说，“外头冷。”
我和老陈坐公交回家。车一开，法院门口那两个身影就慢慢变小，最后看不见了。
老陈一路没说话，到家才问我：“真就这么算了？”
“嗯。”
“房子呢？”
“先那样吧。”
“钱呢？”
我把围巾解下来，挂好，才说：“钱进了房子，房子在他们那儿。真要算，怎么算得清。”
他叹了口气，也没再往下说。
撤诉以后，我们之间反倒比之前更僵了一阵子。
不是不联系，是都不知道该怎么联系。电话拿起来，想打一通，拨到一半又放下。见面呢，也怕尴尬。好像那层纸已经捅破了，再想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就更难。
快过年的时候，陈海阔才又打电话来。
“妈，年三十来家里吃饭吧。”
我本来想说算了，可话到嘴边，还是改成了：“行。”
年三十那天，我和老陈去了他们家。门一开，叶丽丽系着围裙，头发松松挽着，手上还沾着点面粉。屋里一股炖肉味，暖烘烘的，跟上回搬家时那种空空的新房味完全不一样了。茶几上摆着水果，电视里放着春晚的前场，厨房里锅铲叮当响。
“妈，爸，快进来。”她侧过身让我进去，“外头冷吧？”
我低头换鞋，鞋柜边上摆着一双新的棉拖鞋，明显是给我备的。尺码刚好。
吃饭的时候，陈海阔给老陈倒酒，叶丽丽给我盛汤。饭桌上说的都是些家常话，菜咸不咸，虾新不新鲜，超市今天人多不多。谁都没提法院，谁都没提那套房子，像是约好了似的。
吃完饭，我端着碗进厨房，叶丽丽赶紧接过去：“妈，你放着，我洗。”
我站在厨房门口没走。
她低头洗碗，热水冒着白气，蒸得她脸有点红。过了一会儿，她像鼓足了劲似的，忽然开口：“妈，那间次卧我一直没动。”
我怔了怔。
“里面就放了张床，床单也是新换的。”她没看我，盯着水池里的碗，“你什么时候想来住，都行。不是客气话，是真的。”
我看着她的侧脸，半天没出声。
她又低声补了一句：“我知道有些话说晚了，就没分量了。可我还是想说。那天是我不对，我记一辈子。”
厨房里水声不断，锅里还咕嘟咕嘟炖着汤。窗外偶尔炸开几声烟花，映得玻璃一闪一闪的。
我想了很久，最后只说：“我知道了。”
她点点头，眼圈又有点发红，但这次没哭，只是低头继续洗碗。背影看着比以前单薄了些。
回家以后，我把抽屉打开，把那把钥匙拿了出来。
还是那把不锈钢钥匙，凉丝丝的，边角磨得发亮。搬家那天，我就是拿着它打开那扇门的。门一开，我还真以为自己晚年要换个亮堂点的地方住了，能有个朝南的小房间，窗边放把椅子，冬天晒晒太阳，夏天看看湖。结果一句“跟您没关系”，把我从门里头一下推回门外头。
现在她又说，次卧留着，想去随时去。
我坐在床边，把钥匙放在手心里翻来覆去看。老陈从客厅探头进来，问我：“拿钥匙干什么？”
“没什么，看看。”
“想过去住？”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自己都觉得好笑：“不知道。”
是真的不知道。
去吧，心里那根刺还在。哪怕她道歉了，哪怕海阔哭了，哪怕他们现在说得再诚恳，我也忘不了那天客厅里那股冷。可要说彻底不去，我又知道，那毕竟是我儿子的家，那里面也实实在在有我一辈子的血汗。人老了，心就这么怪，嘴上硬，心里又软，拧着来。
老陈走进来，在我旁边坐下：“那就先别想。”
“能不想吗？”我说。
“想也想不出结果。”他说，“明天再想。”
我笑了一下：“你这人一辈子就会说明天再想。”
“那不也想过来了一辈子。”
这倒也是。
后来那把钥匙，我没还，也没用。就放在抽屉里，跟购房合同、银行流水、那些复印件放在一块。偶尔收拾东西翻到，我会拿出来看看，再放回去。陈海阔有时候打电话，问我最近怎么样，想不想过去住几天。我说再说吧。叶丽丽有时候也在电话那头接一句，妈，阳台上种了两盆葱，长得可好了，你来看看。我说嗯，有空。
真要说有空，哪天都有空。可真要迈腿过去，又总差那么一点。
春天的时候，他们来过几次。带水果，带牛奶，帮着修了家里坏掉的水龙头。叶丽丽蹲在厨房地上擦柜门，抬头问我：“妈，你那个铁锅最近还用吗？要不拿回去吧，我炖肉老觉得味儿不对。”
我说：“你拿去用吧。”
她笑了笑：“那你来我那儿吃。”
我没答应，也没拒绝。
有一回，陈海阔陪我去医院复查。排队的时候，他坐在我旁边，忽然低声说：“妈，你是不是还怪我？”
我看着走廊里来来往往的人，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怪。”
他嗯了一声，头更低了。
“可怪归怪，你还是我儿子。”我说，“这两件事，不冲突。”
他当时没说话，眼泪却掉下来了，赶紧转过去拿纸擦。我看着他那个样子，心里也不是滋味。人这一辈子，有些账能算清，有些账真算不清。母子就是这么回事，爱是真的，寒心也是真的，原谅有时候是真的，想起来难受也是真的。哪能只占一样。
到现在，那套房子我还是没正式搬进去。
次卧空没空着，我也没再去看。那把钥匙还在我这儿，偶尔碰见，掌心里还是凉一下。有时候我会想，也许等哪天我心里那块地方真正松了，我会过去住几天。也许等我腿脚更不利索了，老房子楼梯爬不动了，我会拎着包，拿上钥匙，慢慢走过去。又或者，我可能一辈子都不去，就让那间房一直空着，像我们之间那个没彻底补上的口子，摆在那里，谁也别硬说已经好了。
可不管怎么说，日子总得往前过。
人活到我这个岁数，慢慢就懂了，很多事没有一个利利索索的结尾。不是说谁哭一场，谁道个歉，谁说句以后不会了，前头那些难堪就能立刻翻篇。没那么容易。可也不是说伤过一次，就非得老死不相往来。人心不是石头，也不是白纸，磕过碰过，会留印子，可日子久了，印子上头也会再覆一层新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又把钥匙放回抽屉里，顺手把抽屉推上。
外头起风了，窗户轻轻响了一下。老陈在客厅喊我：“睡不睡？”
“来了。”我应了一声。
灯关了，屋里暗下来。躺上床以后，老陈很快又打起了鼾，跟很多个普通夜晚一样。我睁着眼看天花板，那块水渍还在，月光照上去，亮亮的，像个小窟窿。
我想起那间朝南的次卧，想起搬家那天照进去的阳光，也想起后来厨房里热腾腾的水汽，想起法院门口那场小雪。
去不去，什么时候去，我到现在还是没想好。
不过也没关系。
日子还长，慢慢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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