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块2毛5，搁现在连杯奶茶都嫌寒碜，可1985年，它能把一个壮汉活活吓退半步。那天我爹攥着皱巴巴的粮票，在禹德饭店门口转了三圈，才咬牙推门——三个人，一顿吃掉他十天工钱。

菜单是手写复写纸，蓝兮兮的油墨味。生炒鱼片3块，鱼香肉丝2块4，我盯着那个“锅巴肉片”2块8，脑壳里自动把它换成20斤大米，能把我家米缸填得冒尖。服务员阿姨烫着卷花头，钢笔一划：主食另收粮票。我娘在桌下踢我，怕我喊“不吃了”，她口袋里只有半斤票，还是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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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边一桌是机关请客，汾酒一开，全屋子咳嗽。他们掏票像撕日历，随手就扔，粮票飘到我家脚背，我爹假装系鞋带，捡起来用手掌压平——那0.2斤票，第二天又原封不动还给了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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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账时柜台噼里啪啦打算盘，12.25元，收钞员拿紫光灯照大团结，我爹背过身擦汗，T恤领子一圈盐霜。走出饭店，太阳白得晃眼，他忽然说：“回去别跟你奶说。”路上给我买了根3分钱的冰棍，甜得发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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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明白了下馆子的第一奥义：吃的不是菜，是割肉换的体面。后来粮票取消，菜单换成铜版纸，鱼片涨到38一份，我再也不心疼，却再没吃出1985年那股心惊肉跳的鲜味——原来贵的不只是钱，是穷年代里对自己说一句“就放肆一回”的狠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