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 纺绩经世：中国近代纺织史研究|棉业|棉纺织|纺织业|纺织厂|纺织品|纺绩经世：中国近代纺织史研究

《纺绩经世：

中国近代纺织史研究》

充分体现中国近代

纺织业“纺绩经世”之宏旨

内容简介

工业革命以纺织机械化为肇端，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扩散。随后纺织生产机械化的模式也传入中国，纺织业一举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化的先驱。近代纺织史研究不仅可以还原产业变迁的历程，还能揭示社会结构与文化观念的演变，为理解近代中国历史提供别样的视角。

本书在延续中国近代纺织史资料整理与研究丛书第一辑《织造救时：中国近代纺织史研究》原有主题的基础上，于研究视角、史料爬梳和方法创新上皆有所进展：“眼光向下”等微观视角的使用、地方及海外珍藏史料的发掘和利用、跨学科方法的引入等。这不仅丰富了中国近代纺织史的研究内容，也体现了中国近代纺织业“纺绩经世”之宏旨，为理解其发展与转型提供了新视野。

作者简介

廖大伟

上海大学伟长学者、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兼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副会长，上海中山学社副社长兼秘书长，《近代中国》（CSSCI集刊）主编。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出版著作多部，发表论文百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纺织史资料整理与研究”、上海市党史专项课题“‘一大’前上海与各地建党活动的关联研究”。

冯小红

邯郸学院地方文化研究院院长、太行山文书研究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合作导师。主要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和太行山文书，出版著作多部（如《高阳纺织业发展百年历程与乡村社会变迁》），发表论文五十余篇。在近代纺织史领域，主要致力于高阳纺织业研究，提出中国近代乡村工业化模式之“高阳模式”。

第一部分纺织经济与政治

民初进口税则修订与中日棉纺织业的贸易战 3

湖南省第一纺织厂超额奖金案中省府与省参会关系管窥 21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纺织业的生产经营与动员模式 38

晋绥抗日根据地植棉问题研究（1940—1945） 54

第二部分纺织人物与行业

高阳纺织业著名家族安新南边吴村杨氏家族研究 81

近代中国纺织企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究——以诚孚公司为中心 90

科学与改革：穆藕初的实业思想与实践探析 101

近代中国引进美国纺纱机械过程中的本土知识生产（1882—1924） 11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城市工业移民及其社会生活研究（1958—1985）——以国营邯郸第三棉纺织厂为例 137

第三部分纺织生产与区域社会

举步维艰：抗战后期广告中的三友实业社 159

新中国纺织工业基地的创建——以郑州为中心的考察 168

近代乐山地区蚕丝产销研究 181

20世纪60年代初的精简职工——以石家庄棉纺织业为中心 202

第四部分史料与价值

台湾地区典藏中国近代纺织史档案现况及其史料价值（1840—1949） 219

壬子年大生号信分析 235

日本大阪大学藏未刊战时在华棉纺织业同业会档案概述 247

谣史互证：南通纺织工人歌谣与近现代纺织史的重构 260

附录

“第二届中国近代纺织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283

精彩书摘

“第二届中国近代纺织史学术研讨会”

综述

闫瑞

为深入挖掘和利用纺织史资料，拓展中国近代纺织史研究的维度和视角，由邯郸学院、上海大学文学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纺织史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组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近代纺织史学术研讨会”于2024年9月6日至8日在河北邯郸学院举行。会议开幕式由邯郸学院副校长张英良主持，邯郸学院校长王宪明、上海大学教授廖大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汪朝光分别致辞，三位专家皆强调纺织业是民族工业的摇篮和先驱，纺织史研究是亟待开垦的学术阵地。

主旨报告环节，复旦大学吴景平教授通过大量实例和数据，分析了近代纺织业与金融业之间的紧密联系。吴教授指出，从行业史与金融史的多重视角开展纺织史研究，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备可行性。河北师范大学戴建兵教授则从农业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转轨的角度出发，阐述了纺织品和纺织业的重要地位。戴教授认为，纺织业的兴衰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有重要关系，因此开展纺织史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汪朝光研究员从如何做好纺织史的系统性、关联性研究谈起，阐述了“为什么研究纺织业”“怎样研究纺织业”“关注什么问题”等内容。上海大学廖大伟教授以上海纺织史研究为中心，介绍了近代上海主要的纺织单位，纺织业档案的搜集、整理情况，档案的内容、特色以及档案数据化等相关内容。

研讨会共收到论文40余篇，录用26篇。来自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大学、山西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档案馆、中国丝绸博物馆等27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本次研讨会，就纺织经济与政治、纺织人物与行业、纺织生产与区域社会、纺织技术与贸易、史料与价值等议题展开讨论与交流。

一、纺织经济与政治

纺织事业关乎国计民生。从人民生活必需品的衣物，到政府财政重要来源的税收，都与纺织业密切相关。植棉政策、海关税收、纺织企业国有化等问题，一直是政府层面经济制度、市场政策的重要内容。此次研讨会有学者就这些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

纺织企业与府会关系。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熙讲师以湖南省第一纺织厂超额奖金分配为例，深入剖析了这场纠纷中省政府与省参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作者指出，作为抗战胜利后湖南省唯一省营生产机关的湖南省第一纺织厂，其资本出自省建设厅，经营管理权相应归于建设厅，但监督权则为民意机关的省参会，二者对纺织厂资金的运用有着根本性的歧义。超额奖金案直接引发了省府与省参会的分歧，继而引发省府公务员与省参会的对抗。最终，省参会因议员在省府中兼职领薪一事而失去民意支持，故选择与省府妥协。纺织厂的奖金分配问题不仅是经济利益的博弈，更反映了地方政府与民意机关之间的权力制衡。这一事件体现了省营企业在地方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不仅丰富了对近代地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理解，也为研究省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根据地政府植棉政策。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刘岩岩以“战时半工业化”理论为视角，分析全面抗战时期华北抗日根据地棉纺织业的“乡村进口替代”实践。他认为，在日军经济封锁和军事压力下，华北各根据地通过整合公营、私营和集体经济，融合传统手工业与近代棉纺织技术，组织妇女开展纺织运动，探索出一条以手工业生产为主的“乡村进口替代”道路。这一实践不仅解决了根据地军民的穿衣问题，还为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物质基础。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温宇轩则以晋绥抗日根据地为例，从根据地政府的视角出发，讨论其植棉的必要性。他以棉花的自给程度为依据，将根据地的植棉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40年至1941年的初始阶段，特点是初步重视与政策初创；二是1942年至1943年的发展阶段，特点是重视提高与政策完善；三是1944年至1945年的完善阶段，特点是全面推广与自给实现。他认为，根据地政府在推广植棉时采取了变工互助、奖励植棉、植棉技术指导与发放植棉农贷四项措施，从而有效推动了棉田面积的扩大和棉花产量的提升，亦满足了根据地军民穿衣的需要，推动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两位学者对根据地政府植棉政策的研究，为理解中共在农村经济领域的实践提供了重要案例。

边区政府纺织实践。上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张天童通过对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纺织业的考察，分析了中共在经济封锁下的自给自足发展模式。抗日战争时期，为打破国民党和日伪的经济封锁，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开启了一系列建设工作，其中纺织业是边区轻工业的代表。作者认为，边区政府通过发展公营纺织厂、引导个体手工业者合作化、鼓励私人投资等方式，实现了纺织业的快速发展。同时，通过奖励劳模、调整干群关系、改进管理等措施，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边区经济的自给自足。

二、纺织人物与行业

人是历史的主体，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在中国纺织业的近代历程中，行业杰出人物、纺织家族、纺织人才与人才的培养、劳动模范以及广大的纺织业劳动者，他们的智慧与实践，共同推动了纺织业的发展与现代化转型。与会学者对各阶层纺织人物的关注，对于微观视角下的纺织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杰出人物。东华大学副教授刘盼红系统梳理了孙中山对纺织工业现代化的思考。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将衣服工业列入民生计划，地位仅次于粮食工业，位居第二。文章指出，孙中山将纺织工业视为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途径，强调发展本国纺织工业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路径。他对中国纺织工业的思考是其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至深，明确了纺织工业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位置，为中国现代纺织工业发展提供了清晰的方向。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郭知平深入剖析了穆藕初的实业思想及其在纺织业的实践。她认为，穆藕初通过引入“科学管理”、推动植棉业改革和人才培养，为中国近代纺织业的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穆藕初不仅将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引入中国，还通过创办德大、厚生等纱厂，提升了中国纺织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穆藕初的实业救国思想和实践，体现了近代中国企业家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责任与担当，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济南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王征研究员则聚焦于另一位杰出的纺织企业家苗海南。他认为，苗海南在英国曼彻斯特纺织学院和英国各纱厂学成归来后大胆引进管理方法和技术，并积极研发纺织设备，是一位勇于创新的纺织技术人才。在抗战期间，苗海南支援国家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支援抗美援朝，后参与公私合营，为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向社会主义过渡做出了贡献。

纺织工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谭婧宜关注劳动模范及其推广效应。她介绍了纺织工人郝建秀工作法的推广过程：一是制定评选标准，二是发掘先进模范，三是表彰奖励工作，四是推广先进经验，五是关心培养模范，六是跟进巩固工作。她认为，郝建秀工作法的推广不仅是一次技术革新，更是一场思想动员，既要消除工人的各种抵触意识，又要在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中树立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观念。郝建秀工作法的推广激发了广大纺织工人的主人翁意识，促进了工人阶级与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之间的团结协作，为新中国的纺织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王梓旸聚焦于国营邯郸第三棉纺织厂，考察了1958—1985年间邯郸城市工业移民的社会生活状况。他认为，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大量工业移民涌入邯郸，他们既为当地工业建设贡献力量，但也面临着工资收入、幼儿保育、子女教育和居住安置等方面的困难。为解决这些问题，省、市两级政府和企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调整工资、建立托儿所和子弟学校、分配职工宿舍等，帮助工业移民融入当地生活。

纺织家族与人才群体。邯郸学院地方文化研究院院长冯小红教授长期关注高阳纺织业著名家族，此次他对安新南边吴村杨氏家族进行研究。杨氏家族企业的缔造者杨木森，以经营蚨丰号布线庄起家，在其带领下，该家族数代人从商，以经营布线生意为主，兼营银钱业和面粉业。文章指出，杨氏家族是一个因商起家、因商发展的，以经商为主、兼及金融业和工业的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家族，对高阳纺织业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全国商界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湖南师范大学讲师吴鹏程通过对近代纺织科技人才群体的分析，揭示了这一群体在推动纺织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近代纺织科技人才是受到西方纺织教育产生的新式人才，20世纪20年代前后，随着华商纱厂管理制度的改革，纺织科技人才逐渐崭露头角，并通过《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和《纺织时报》等平台交流技术经验，形成了集群意识。在钱贯一的呼吁下，中国纺织学会成立，其以学会力量推介纺织技术，既推动了这一群体的壮大，也提升了其群体的政治地位。这体现了科技人才在近代中国纺织业工业化道路上的关键作用，凸显了学会组织在整合行业资源、推动技术进步方面的积极意义。南通大学张謇研究院讲师王仰旭则关注近代纺织企业在纺织人才培养方面的实践与贡献。诚孚纺织企业的人才培养实践始于1937年全面抗战后，战争的爆发使正常的生产经营被迫停止，该公司遂转向教育实践。作者认为，诚孚公司在创办诚孚纺织专科学校和新裕纺织实验所、编写专门的纺织教材的过程中，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纺织人才培养体系。通过研析诚孚纺织专科学校的招考简章、培养方案、师资组成、授课内容与课程安排，继而对学生毕业的去向及学成后的职业发展进行摸查与追踪，他认为诚孚纺织专科学校是近代企业办学的成功案例，有利于改变近代中国纺织高等教育落后的局面。

三、纺织生产与区域社会

近代中国纺织业经历了由手工业到机械工业的现代化过程，行业的转型升级既受特定区域因素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也推动了地区社会生活和产业结构的变迁。此次研讨会上，来自不同地区的学者围绕区域性纺织工业与社会生活的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

区位因素与行业变迁。苏州科技大学讲师李辉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待内陆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他通过分析沙市棉业自1896年开埠到1936年的现代化转型历程，指出沙市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农业资源及便利的交通条件，成为长江流域重要的棉花集散地；沙市依靠棉花出口获得资本积累后，上海地区的制度优势和经济外溢效应通过贸易和市场整合，又促进了沙市棉业发展，特别是资金与技术的内陆转移。沙市棉业的发展不仅体现了内陆地区在沿海工业扩散效应中的受益过程，也反映了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区域间分工与合作的重要性。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讲师夏宇春探讨了近代乐山地区的蚕丝产销情况，他在分析时不仅关注国际市场的变化，更充分考虑了乐山地区的地理区位优势，包括悠久的蚕桑生产历史和便利的水路交通。他指出，随着抗战的爆发，东部产丝区相继沦陷，长江下游的交通亦被阻断，加之沦陷区人口大量迁入四川，乐山地区的蚕丝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与此同时，滇缅公路的中断使陕帮和云帮商人在乐山的蚕丝业发展受阻，而本帮商人则借机改良本土蚕丝并积极推动了蚕丝业的现代化转型。

战时企业的产销调整。山西师范大学副教授曹春婷依据报刊所见三友实业社的营销广告，梳理了该纺织企业的销售商品从国药到纺织品到食品再到纺织品的变化历程。她认为，这一案例表面上是纺织企业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灵活性营销策略的体现，实则揭示了抗战后期上海市民众生活水平每况愈下的客观现实。

纺织工业基地与当地社会。郑州轻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李贵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纺织工业基地——郑州为例，详细论述了郑州纺织工业基地的创建过程、建设成就及其对新中国纺织工业发展的贡献。他认为，该基地顺利建成的原因在于：一是“全国一盘棋”，集中领导、统一规划、综合平衡的建设方针，既提高了效率，又节省了资源；二是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深入细致的工作方法，如在征地拆迁工作中，征地工作组的每个组员及时掌握群众的思想动态，尽力保证每个农民都能住上同等质量的房子，对军烈属、孤寡者、生活困难户给予一定补助等；三是广大工人高昂的工作热情，他们以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主动学习、无私奉献、辛勤劳动，在纺织工业基地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郑州纺织工业基地的建设，也为当地人民衣着、就业及工业化和外贸创收做出了贡献。河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韦智恒以石家庄棉纺织业为中心，通过丰富的档案史料，详细论述了石家庄棉纺织业在精简职工过程中的社会动员、安置措施及精简后的产业变化。通过对职工数量、工资水平等具体数据的分析，他认为，精简职工促进了工人工资水平的提高，通过优化劳动力结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动了棉纺织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效益提升，对石家庄棉纺织业的长期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纺织技术与贸易

技术革新是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植棉技术的改良和推广为纺织业提供了稳定的原料基础，纺纱技术的机械化转型是近代纺织业崛起的核心动力，印染技术的进步直接提升了纺织品的附加值与市场适应性，包装技术的规范化则保证了商品长途贩运与远洋运输中的品质。关于纺织技术与贸易的思考亦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主要话题。

植棉与纺纱技术。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张华明通过对历史档案的系统梳理，详细考察了华商纱厂联合会在植棉改良方面的早期实践。他认为，华商纱厂联合会自成立后即重视棉花问题，一直致力于棉业的推广和改良活动，该会通过考察各地植棉情况、建立植棉试验场、培育优质中棉、推广美棉种植等措施改进植棉技术。不仅如此，华商纱厂联合会更与农商部、金陵大学、南通农校等机关、科研机构就植棉试验场建设、棉种问题等进行合作。其植棉活动遵循了当时先进的植棉理论，奠定了我国植棉改良和推广的基础，并为之后政府主导的植棉改良工作建立了良好范式。武汉轻工大学湖北省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天成，基于大量的中外文档案和公司档案，借助“灵活专业化”理论，对美国纺纱机械在中国的引进与适应性改造进行了深入研究，揭示了中国纱厂在技术引进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本土知识生产能力及其对全球技术传播的反向影响。他认为，近代中国在引进西式纺纱机械的过程中，中国纱厂并非单纯的技术接受者，中国本土棉花在纤维和韧性上不同于美国棉花，故棉花类型不适于纺织机械的设计思路和参数设置。中国纱厂在改造外国机器以适应当地条件、通过修理延长老化机器的寿命、仿制并改造超过原版的机器和零件的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本土知识体系，并将这些知识反馈到美国，促进了全球纺织技术的交流与发展。

印染与商品包装。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魏晓锴教授关注山西商人在长途贩运贸易中的商品包装问题。基于对商人规程的详细研读，他分析了包装商品的保护、宣传和市场分级等功能，包装方式与贩运成本管理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包装在长途贩运中具有关键性地位，随着山西商人等大型商帮的兴起，长途贩运贸易臻于成熟和完善。中南民族大学本科生丁昌硕聚焦于纺织品染料——阴丹士林，深入分析了这种合成染料在近代中国的引入、流行及其对中国传统染色工艺的冲击与融合。他认为，阴丹士林能够在当时中国流行，一方面在于用阴丹士林印染棉布，虽操作步骤较多，但易于掌握，其成本低廉且结实耐用，能够满足当时中国广大低收入人群的美观需要与使用习惯；另一方面，阴丹士林印染的棉布固色效果好且颜色鲜丽，与社会中上阶层高消费人群的服装需求相符合。作为一种印染技术，阴丹士林布要求工业化生产，部分大中型染坊为顺应市场进行技术升级和规模扩张，发展成了近代化的印染工厂。此外，作者还对曹任远发明阴丹士林的传说进行了考证，探讨了这一传说背后所反映的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民族精神与对科技进步的追求。

五、史料与价值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依据与基础，新史料的发掘对推进史学研究的开拓和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加以辨析和利用，有助于研究者做出更接近事理真相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寻找新史料一直是学界同仁努力的方向，本次研讨会中，既有台湾和南通地方档案馆珍藏史料的研析，亦有日本大阪大学未刊档案的详细介绍。这些史料涉及纺织企业、纺织行业组织以及纺织工人和重要纺织人物等方面。

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纺织史料。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林威杰从分布、数量、类别、形成年代等方面，系统梳理了藏于台北“国史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新北“档案管理局”的纺织史档案，并进一步分析这些档案的史料价值。他指出，台湾地区档案馆关于近代纺织史档案文献，多半系1949年前后跟随国民党迁往台湾，主要为国民政府时期所产生的文件、往来公文电报、信件、人事任免等，在研究上有极大的挖掘空间。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宋成一，概述了日本大阪大学藏未刊在华棉纺织业同业会的档案收藏情况及价值。该同业会系简称，全称为“在华日本纺织联合同业会”，总部设于大阪，是日商纱厂联合成立的垄断性行业协会。大阪所藏未刊战时在华同业会档案，主要为同业会各重要支部的会议录、报告，时间跨度约为1936年至1945年，共有约200卷（件），文献总量近2万页。这批档案详细记录了日本在华棉纺织业的经营活动、与日本军政当局的关系及与中方的互动，对近代中日关系史、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近代中国棉纺织业发展史等方面有诸多展现。

南通地区和其他纺织史料。南通市档案馆朱江研究馆员在多年从事档案工作的基础上，对馆藏大生纱厂号信进行详细解读。他认为，壬子年的大生号信由于内容完整而具有典型意义。现存壬子年大生号信，包括大生纱厂致沪所的第元号至第241号、沪所致大生纱厂的第元号至第246号、沪所致大生分厂的第元号至第205号、沪所致营业所的第元号至第96号。壬子年的大生号信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内部机构间的往来业务函件，二是拟制有既定的流程，三是一般由信局传递。大生号信有交流经济信息的作用，也是资金调拨的依据，其作为一种独特的通信形式，不仅记录了企业内部的经济活动，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为研究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蔡晓伟以跨学科视角和“谣史互证”的方法，对南通纺织工人的生活情状与情感体验进行考察。他的主体史料《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虽早在1982年就已经出版，但就民间文学领域而言，则在40多年间未曾有过相应的研究。他认为，歌谣中对纺织女工群体的日常叙事，对工人贫苦生活、恶劣工作环境的集中书写，对工人们通过建立工会与工厂剥削阶层斗争的描述，皆与民国经济史、工厂抗日史、工人情感史等有内在联系。中国丝绸博物馆徐铮研究员借助相关报刊资料，对馆藏民国时期一把折扇扇面的题词进行了解读。他认为，该扇面双面均由浙江蚕学馆毕业生题写，由于蚕学馆早期史料除少量报纸、校友录外缺乏实物留存，因此该折扇是珍稀的蚕学馆早期史料。

综上，第二届中国近代纺织史学术研讨会为推动中国近代纺织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平台。在延续第一届原有议题的基础上，此次研讨会在研究视角、史料爬梳和方法创新上皆有所进阶：“眼光向下”等微观视角的使用、地方及海外珍藏史料的发掘和利用、跨学科方法的引入等。这不仅丰富了中国近代纺织史的研究内容，也为理解中国近代纺织业的发展与转型提供了新的观察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