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腊月，大别山深处的山路上还覆着残雪，几名樵夫议论着一件稀奇事：“听说了吗？后山的丁瞎子最近又拾起那面破罗盘，要在山顶请神。”简短的话语，在荒凉的山谷里回荡，也为后来的闹剧埋下伏笔。
进入八十年代，外面的世界已响起改革的号角，可偏远山区仍被陈旧习俗牢牢束缚。测字算命、阴阳风水依旧在篱落小院流传。正是在这样的缝隙里，年逾花甲、双目失明的丁兴来，抓住了人们对未知的恐惧与对神秘的敬畏，用一场拙劣却又耸人的“天子受命”戏码，把自己推上了一条荒唐的“皇位”。
追溯他的来历，还得翻到上世纪十年代。丁兴来生于鄂东一户贫寒农家，据说因伤寒高烧导致失明。家里口粮稀缺，幼年的他差点被遗弃，幸得一位云游老道带回山中观里。盲童的听觉与记忆往往格外灵敏，他很快学会了卜卦、推命、看风水之术。可惜，法门虽授，心性难调，逐利好色的秉性一块未去，拜师十来年便被逐出山门。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他拎着竹竿、踩着草鞋走村串巷，当起“丁半仙”。嘴皮子利索，故事讲得花团锦簇，一张嘴说得庄稼汉恍惚间看见神仙。问题也在这张嘴上：对上门女客，他先是娇声哄，继而动手动脚，终于发生了让一位孕妇险些受辱的恶性事件。愤怒的丈夫把他打得鼻青脸肿，名声顷刻扫地。
就在他走投无路时，1950年代初，他结识了另一个野心家雷金安。新中国甫一成立，偏僻山乡出现不少借神道设教的“王”。雷金安要重整王朝，需要有口才的鼓动者，瞎眼却伶牙俐齿的丁兴来成了理想帮手，“宰相”的头衔随之套在他头上。两人用“龙脉”“圣人出世”的说辞，拉拢了数以万计的农民。1953年春，雷金安仓促起事，妄图进城称帝，结果刚出山就被人民解放军包围。乱军风声鹤唳，雷金安就地正法，丁兴来借着“被胁迫”之词，换来五年有期徒刑。
1960年获释后，他从监牢带走的不只是自由，还有一次“失败案例”的宝贵经验。几年间，他在汉水流域一带重新摆摊算卦，先稳住生活，再暗暗联络旧部。为了给下一步造势，他把大别山说成“黑龙抬头”的天子之地，并放出风声：三十年一个王气轮回，1981年将有真命天子出现。
等到那年腊月将尽，丁兴来披着自制“龙袍”，在夜色中命人燃起篝火，鼓声、锣声、鞭炮声此起彼伏。他高声诵读“天书”，旁边早排练好的随从附和：“天命所归，皇上万岁！”山风呼啸，火光映照那张佝偻的身影，竟让不少人热泪盈眶。就这样，一场骗局化作“登基大典”，一个盲眼老汉摇身成了“顺天洪圣皇帝”，国号“兴汉”，年号“万象”。
皇帝登基，必有后宫。他先立与己同龄的寡妇金氏为后，转头就派心腹下山“选秀”。原本以孝义相符、德貌兼备为筛选条件，落到实处却是见女便抢。最大的被迫自诩德妃，六十余岁；最小的不过十四，封为彩嫔。短短九年，后宫册封五十五人，山谷里的简陋草房，被他分成“乾清宫”“坤宁宫”，竹篾编的宫灯随风摇晃，荒诞得像舞台布景。
丁兴来深知必须给追随者一点好处，才好维系“江山”。他要求附近村寨定期进贡粮食牲畜，然后在宫前广场分发一部分，称之“赐宴”。百姓吃到苦瓜腌菜，也要高呼“圣恩浩荡”。这种粗浅的利益绑定，再加上“皇帝不会骗咱”的心理暗示，使得一小撮村民对他顶礼膜拜。
然而好景不长。山货卖不出去，田地荒芜，饥饿压过了幻想。部分“子民”趁夜出逃，把山里闹“王”一事禀报公社干部。1989年，麻城市、罗田县公安机关掌握线索，随即上报。次年春，湖北省决定集中力量整治大别山。1990年3月，数百名公安、民兵分三路包围了丁兴来“行宫”。破旧篱笆应声而倒，堂皇大殿原是搭就的茅棚，所谓龙椅只是土台铺草。丁兴来在慌乱中被捕，群鸟飞散，鼓角声戛然而止。
案卷显示，他的“朝廷”不过百余号人，其中不少是被裹挟的贫苦农户。五十五名女子中，多数学问不多，被“仙人赐福”“皇室血脉”一类说辞诱骗。最终，丁兴来因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诈骗与强奸等罪名，被依法判处极刑。案件尘埃落定时，他已七十岁。
回看此事，丁兴来虽然只是个江湖术士，却在偏远山乡借助残存的皇权情结和信息闭塞，用最原始的欺骗手段维持了九年“统治”。在法治尚未完全深入的年代，知识匮乏与迷信心态为他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而当教育普及、交通贯通，谎言站不住脚，被戳破的只剩一地荒诞。
如今，大别山的旧“皇城”早已被雨打风蚀，只留下几块坍塌的土墙。当地的老人偶尔还能回忆起夜色中燃起的篝火与震天的鼓声，但更多的是对那段岁月的唏嘘。毕竟，一场骗局能维持多久，从来不取决于骗子的手腕，而取决于人们愿意被欺骗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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