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转自：中华工商时报

近日，厦门一名网友网购安眠药后，突然收到交警短信要求30日内注销驾照，引发网友热议。据报道，当地交警通过医保购药大数据比对，筛查出购买特定药品（如镇静安眠药佐匹克隆片、速效救心丸等）的驾驶人。系统自动向这些人员发送短信，称其“可能存在妨碍安全驾驶的疾病”（如心脏病、癫痫、精神类疾病等），要求30日内注销驾照，否则证件将公告作废。3月30日，当地交警称，该短信只是提醒，驾驶员接到信息后，建议前往辖区交警部门进一步核实，可能需要签署承诺书或开具医院证明。

消息传开，迅速点燃公众对隐私保护与公共安全边界的讨论。有人支持数据筛查，认为可预防“药驾”风险，也有人担忧，购药记录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跨部门调用，已然触及个人信息安全的底线。

从公共安全角度考量，交警部门借助大数据筛查，主动识别可能患有妨碍安全驾驶疾病的人员，初衷并不难理解。若有人因心脏病、癫痫等疾病突发，导致车辆失控，后果确实不堪设想。问题在于，仅凭一条购药记录就触发注销驾照的预警，这样的逻辑是否过于简单。

速效救心丸可以是家中常备，助眠药也可能是短期调理，替家人买药更是寻常事。将购药行为直接等同于“患有妨碍安全驾驶的疾病”，无疑忽视了千差万别的个体情况。系统自动匹配、批量发送短信，缺少人工审核与医学判断，实际上把证明“自己没有病”的负担完全压到了普通人身上。对一些车主而言，一旦被误伤，光是自证清白就要耗费大量心力。

公众的担忧不止于误伤，更在于数据被调用的方式。医疗购药记录属于高度敏感的个人信息，即便交警部门出于法定职责调用，也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让公民知情，给公民解释的机会。现实中，许多人收到短信后才惊觉自己的健康数据早已在系统里流转，何时被调取、用于什么目的，一概不知。这种直接通知、不留商量余地的做法，难免让人生出“数据裸奔”的不安。

数字化治理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如何把握好效率与权利之间的分寸。技术再先进，也不能绕过法治轨道。若完全依赖算法自动判定，用冰冷的数据标签替代真实的医学研判，公共管理就容易失去应有的温度。大数据可以为治理赋能，但绝不能变成对公民权利的漠视。

真正智慧的治理，不是让公共安全与个人隐私做单选题。技术已经足够发达，完全可以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一方面，优化数据筛查模型，引入用药目的、时长、医学评估等多维度信息，辅以人工复核，精准识别高风险人群，避免大规模误伤。另一方面，数据调取、存储、使用的全过程，必须严守法律边界，明确医疗数据仅可用于特定公共安全目的，并接受独立监督。同时，保障公民知情权与申诉权，主动公开数据使用规则，简化自证与复核流程，让被误判者能快速纠错。

数字时代的公共治理，既需要技术的高效，也需要法治的约束和人文的关怀。以法为纲，以人为本，让技术既有力度又有温度，才能让公众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获得真正的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