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善磊
鲁东南大地平邑县有个仲村镇，相传为仲由故里。以仲村镇为中心，向西北5公里是林放的故里放城，向东南1公里，则是原宪的家乡原宪屯。仲村、放城、原宪屯，三点一线，是孔子七十二贤中三位高足仲由、林放、原宪的“线下聚会点”。
仲由，字子路，是孔子弟子中性格最鲜明、最具侠义精神的一位。他比孔子小9岁，一生追随孔子，以政事见长，以勇敢闻名。
子路出身贫寒，早年常以野菜充饥。为了奉养双亲，他常去山中砍柴、捕猎，卖钱买米后，背着沉重的米袋长途跋涉百里回家。无论风霜雨雪，从未间断。父母去世后，他在楚国做官，坐拥百里之地的俸禄，吃着山珍海味，却对着满桌佳肴痛哭：“我想再为父母背米，却再也没有机会了。”孔子闻之感叹：“仲由侍奉双亲，可谓生时尽力，死后尽思。”这一故事被列为二十四孝之一。
公元前480年，卫国发生政变。子路当时任卫国大夫孔悝的家臣，本可置身事外，但他坚守“食其食者不避其难”的信条，冒死入城平乱。在混战中，他的帽缨被斩断，却在临死前大喊“君子死而冠不免”，从容系好帽缨，最终被乱刀砍死，享年63岁。
子路不仅勇武，更以“闻过则喜”著称。有人告诉他：“你有过错。”他不但不怒，反而大喜。孟子曾赞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这种坦荡的胸怀，让他成为孔子最信任的侍卫和政事助手。
原宪比孔子小36岁，是孔子做司寇时的家臣。老师给他九百斛俸禄，他不要。孔子去世后，他跑到卫国的陋巷里隐居：屋顶是茅草，门是蓬蒿编的，窗户是破瓮做的，上漏下湿。若是旁人，早愁得吃不下饭了，原宪却在那儿弹琴唱歌，自得其乐。
最精彩的一幕发生在子贡来访时。这位昔日同学此时已是卫国上大夫，高车驷马，前呼后拥。因为巷子太窄，子贡只能下车步行。看到原宪衣衫褴褛，子贡关切地问：“老兄，你是不是病了？”
原宪的回答，成了士大夫精神的千古名言：“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没钱只是穷，学了道理却不能践行才是病。我只是穷，但我没病！
子贡听罢，深为感慨，匆匆离去，终身耻其言之过也。原宪则拄着拐杖，站在门口大声朗诵《商颂》，声音如金石裂帛，穿透了历史的尘埃。
原宪主张言必信，行必果，诺必成。他关于贫与病的辨析，影响深远。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封原宪为“原伯”。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又追封他为“任城侯”。明嘉靖九年(1530年)，改称他为先贤原子。
林放，字子丘，他之所以能位列孔门七十二贤，并非因为他做了多大的官，而是因为他敢于向孔子提出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礼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在那个时代，人们往往看重礼仪的排场。比如祭祀要用最贵的牛羊，丧礼要摆最大的排场，朝聘要有最繁复的仪节。林放对此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在杏坛之下，向孔子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一问：“夫子，礼之本究竟为何？若只重器物之盛，而无诚意，这还是礼吗？”
孔子闻言，抚掌大笑，给出了关于礼最精辟的论断：“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孔子告诉林放：就一般礼仪而言，与其铺张奢侈，不如朴素俭约；就丧礼而言，与其仪式周到完备，不如内心真正悲哀。
林放的这一问，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形式主义。他让后人明白：礼不是给别人看的表演，而是发自内心的敬畏与和谐。
林放与原宪一样也选择了隐居，但他不是在陋巷中安贫，而是隐居泰山，只做传礼一事。他向进山的香客宣讲孔子的学说。他一生清贫，却精神富足。唐玄宗时，追封他为“清河伯”；宋真宗时，加封“长山侯”，并将他的牌位请进孔庙。
仲村、原宪屯、放城，这三座村庄是地理上的邻居，是精神上的知音。想象两千多年前，仲子的刚直、原宪的清贫、林放的知礼，三位贤人在仲村周边的田野间切磋学问，那是何等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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