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南京神乐观变迁考略|乐舞|南京|变迁|孔子|明代|朱元璋|永乐|道士|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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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神乐观是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十二年（1379年）设置的祭祀礼乐机构，在明初国家祭祀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神乐观地处大祀坛与山川坛之间（约在今石门坎天堂村西），为明代官方“郊庙习乐之所”，是当时与朝天宫并列的巨观。其规模甚大，亭台楼阁林立，有山门、大殿、画廊、祠堂、会食堂、仓房、东岳殿、住房、提点公廨等建筑一百余间，曾被列为明清“金陵四十景”和“金陵四十八景”之一，名曰“神乐仙都”。明朝灭亡后，神乐观改建为“真武大帝行宫”，供奉道教神灵“真武大帝”。清朝初年，神乐观的主要任务为祭祀先师孔子，不再有郊庙祭祀的职能。清代中叶以后，神乐观日益走向衰落。至清末时，已难觅其踪。

南京神乐观的设立及布局

明代神乐观的筹建，最早可以追溯到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之前的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据《太常续考》载：“吴元年七月，命选道童年少俊秀者充雅乐生。洪武初，命选道童为乐舞生。”朱元璋在建立明王朝之前，就用道士为祭祀的执事，选取年少俊秀的道童为雅乐生。洪武十一年（1378年），“帝以道家者流，务为清净，祭祀皆用以执事，宜有以居之，乃命建神乐观于郊祀坛西”。洪武十二年十二月“癸亥，神乐观成，命道士周玄初领观事，以乐舞生居之。上亲制文，立碑志其事，其乐舞生每岁所给米麦、衣布及时节赉予之数具刻于碑阴”。《金陵玄观志》卷十三录有《敕谕神乐观》碑文，全文如下：

开基守业，必勤政为先，趋事赴功，非信诚必责，传不云乎？国之大业在祀于社稷之神，然后兴师。当祭之时，毕则有受胙之礼，其受之时必思神洋洋乎在其上而穆穆然，或左而或右，委心敬慎而受之则祥，故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所以成肃公受胙之时，起慢神不恭之貌，因代秦而卒。是以知敬者必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于斯祀神之道，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朕观古人之敬神也，若是其验，祸福亦若是，斯可谓无神而不信乎？可谓佞神而祈福乎？二者皆不可，惟敬之以礼而已。朕设神乐观，备乐以享上下神祇，所以拨钱粮若干，以供乐生，非仿前代帝王求长生之法而施之，然长生之道世有之，不过修心清净脱离幻化，速疾去来使无艰阻，是其机也。於戏，昔殷周之父老何存？汉唐之耆宿安在？果长生之道乎？朕设神乐观以备乐，碑之于观以示后世，其观主不洁、乐生不精、赡生不足，以此观之，不但君不勤于祀事，其朝臣观主必也亦然。若君勤于祀事，朝臣观主无一体之敬，则国有常宪，故兹勒石，想宜知悉。

朱元璋因道士“务为清净”而用其祭祀，设神乐观为国家祭祀的专署，掌管祭祀的仪式和音乐等。朱元璋之所以设神乐观，并非出于崇奉道教和追求长生的个人喜好，实为利用道教的祭祀功能，重建国家祭祀体系。神乐观的职责在于“备乐以享上下神祗”，以敬天礼神的国家祭祀礼仪强化君权神授，并体现君王安和生民的政治作为。实际上，朱元璋建立神乐观的深意并不在道士的“离俗出尘”和“清心寡欲”，只不过是利用正一道士精通祭祀、乐舞等技能而特为采用，以神道设教，重建国家祭典。

洪武初，神乐观为从六品衙门，置提点一名，从六品，知观一名，从九品。虽然神乐观的提点、知观并乐舞生仍用道士为之，但与道录司并无统属关系，并享有国家的正式俸禄及日常供用等，故此在严格意义上说，神乐观已经不是普通的道教宫观或者道司衙门，而是国家官僚机构。神乐观的提点、知观等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官，而是国家的正式官僚，他们虽然身份上仍是道士，但待遇却不同于道录司官。神乐观的提点、知观以至乐舞生，不仅如普通文官一样领取国家俸禄，还可以按照正常的吏部升迁渠道升为礼部或太常寺的官员。清乾隆时，改“神乐观”为“神乐署”，改“神乐观提点”为“神乐署署正”，“左右知观”为“左右署丞”，更能够表明神乐观具有国家正式官僚机构的性质。

南京神乐观由朱元璋于洪武十二年敕建，洪武《京城图志》记载：神乐观“在正阳门外大祀坛西，国朝新建，以居高道为乐舞生者，大祭祀俾之”。《金陵玄观志》则详细介绍了神乐观的来历、规模等：

（神乐观）在都城外天坛西东城地，去洪武门一里许。国初举郊庙之祀合用大乐，乃就坛近地设观，选乐舞生习教，名神乐观。皇舆既北，郊庙于京师，观所存止祀先师孔子。岁大祭，奉常先日集宗伯官寮至观试乐，朱干绛节白羽黄冠犹列两阶而陈九奏焉。其地出正阳门迤逦在望，古木松荫夹道，远带钟山之麓，近连飨帝之宫，门临平野，地绕长河，广术修廊，尊严壮丽，诸旁殿厅事复森列齐肃。有亭曰醴泉，文皇在观结坛时溢出。额设提点一员、知观一员，领观事。凡太常所属祠庙皆附观，曰龙江天妃宫、北极真武庙、都城隍庙、祠山广惠庙、五显灵顺庙、驯象街五显庙、玄真观、黄鹿观、天王庙、玄帝庙。

神乐观内建有楼阁殿宇、办公场所以及廊房、道士居室等。《金陵玄观志》还详细介绍了观内建筑的名称、规模：

殿堂山门三楹，两边角门各四楹，高真大殿五楹，两边画廊各十七楹，殿外两边祠堂共七楹，会食堂七楹，醴泉大门三楹，铜云板房三楹，仓房并内公廨厅共十三楹，东岳殿散楹，两廊、十王廊房各六楹，后住房五楹，提点公廨三楹，住房七楹，道院一百四十七房······基址四里，东至天地坛，南至官河，西至山川坛，北至城河。

神乐观不仅是祭祀演习乐舞之所，也是南京著名道教宫观之一，同朝天宫样，管领都城祠庙，太常寺所属的十座祠庙皆属之。观内有澧泉井，永乐四年（1406年）冬十一月，天降甘露，醴泉出，神乐观道士（提点）周原真进奉泉水于永乐皇帝，皇帝以醴泉水献于奉先殿和孝陵，并赏赐群臣。群臣请求在泉水之侧建碑，故名“醴泉碑”。《明会要》卷六十八记载：永乐四年十一月“己巳，甘露降孝陵松柏，醴泉出神乐观，荐之太庙，赐百官”。康熙《上元县志》记载：醴泉“在神乐观，明永乐初，醴泉涌出，敕右庶子胡广撰文”。永乐中都城北迁后，南京神乐观仍设，归南京太常寺管辖，又令户部广西清吏司带管。正统十四年（1449年）五月，赐道藏于观；弘治元年（1488年）四月，“南京神乐观火”，正德中重修；嘉靖二年（1523年）三月，“南京神乐观火，御制圣旨、碑文二道皆毁”，后再次重修。

南京神乐观的职能及管理

洪武初，神乐观置提点一名，从六品；知观一名，从九品。《金陵玄观志》载朱元璋所撰《神乐观提点敕》云：

朕设神乐观，备五音，奉上下神祇。其敕居观者，皆慕仙之士。其仙之教也，或云始广成子，流传至汉，曰道士。凡此者，多孤处云居，栖岩屋树，是则宜其修也。晨昏目心，以去玄览宵昼仰观俯察，以涤宿世之冤愆，措今生之善行。俄尔有知，则倏然忽然，蹑云衢而神游八极，往无不达，交无不接。如此者安得不与神通？故有飞神谒帝，直谓人词者，斯可谓修之至也。今见修道士某，虽未若此，其志已处清虚，特命职格神郎五音都提点正一仙官，领神乐观事。尔中书吏部如敕施行，谕往。钦哉！

又有《神乐观知观敕》云：

朕闻轩辕时，崆峒有修者，其教独善其身而已，效之者往往。逮至汉天师张道陵，致神倏忽，飞符役剑，转斗移星，其斡旋造化，人莫知其然。今之道士，祖而效之，虽未若是，人皆清净。斯可职而奉神，彼得乐于修炼者也。神乐观已命正官，掌领观事，尚缺分理者，部诸乐生，以听陈举。今见修道士某，可授清净五音知神乐观事。尔中书吏部如敕施行，使往。钦哉！

洪武十五年（1382年）五月，礼部尚书刘仲质言：“神乐观职掌乐舞以备大祀天地神祗及宗庙社稷之祭，与道录司无相统属，本观提点秩从六品，知观从九品，今道录司已为正六品，宜改升提点亦正六品，知观从八品，凡遇朝会，提点列于僧录左善世之下，道录左正一之上。从之”。如此一来，神乐观自从六品衙门升为正六品衙门，与道录司平级，神乐观提点品级与道录司左、右正一同，知观品级与道录司左、右玄义同，但规定在朝会时的排序，神乐观提点在道录司左正一之前，知观更在左、右玄义之上，实际上表明神乐观在国家政治中具有更重要的地位。

据《太常续考》记载，神乐观额设乐舞生六百名，其中乐舞生分乐生和舞生，舞生又分文舞生、武舞生。“洪武初，命选道童为乐舞生，后以古制，文武生俱用公卿子弟；乃令乐生用道童，文舞生于教官学生内，武舞生于军职舍人内选用。”“内选声音洪亮、礼度娴熟者，分为典仪、通赞、掌乐、教师。”《大明会典》卷二百二十六记载，洪武十二年，“置神乐观设提点、知观，专管乐舞生，以供祀事，属之太常寺云；凡乐舞生，洪武初选用道童，后乐生用道童，舞生以军民俊秀子弟为之”。洪武十三年（1380年），“诏公侯及诸武臣子弟习乐舞之事，又令礼部拣选乐舞生，有过失病者放归为民；凡各坛乐舞生，洪武初命选道童为乐舞生，额设六百名，专备大祀宗庙社稷山川孔子及各山陵供祀之用”。洪武十二年， “诏神乐观道士许养徒弟，其余庵观不许”。《明会要》卷二十一记载，洪武十二年十二月，“神乐观成，以乐舞生居之，命道士周元初领观事”。洪武十三年四月，上谕礼臣曰：“乐舞者所以享神而致感格，不宜授以非人，诸乐舞生若有过及疾病者，即宜遣归，选择代之。”十一月，“诏公侯及诸武臣子弟凡百一十九人，习乐舞以供祀事”。《大明会典》卷五记载：“凡太常寺官协律郎司乐，以掌乐教师、执事、乐舞生选补；天地山川坛并各陵祠祭署奉祀，祀丞以乐舞生选补；神乐观提点知观于奉祀祀丞内选补，俱从礼部选定，送部奏除，其曾经问罪者不许。”同书卷二百八记载：“凡南京神乐观乐、舞生合用柴薪，本部于南京司礼监关填勘合，行龙江抽分竹木局关支。”

神乐观并不只是提供乐舞服务，它在国家祭祀礼仪中扮演了多方面的重要角色。《大明会典》记载，举凡圜丘、方泽、祈谷、朝日、夕月、星宿、太庙、社稷、先农、先师孔子等坛庙祭祀，均由神乐观乐舞生及乐舞生出身的太常寺协律郎、赞礼郎担任执事。如在郊祀活动的迎神、奠帛、进俎、初献、亚献、终献、赐福胙、彻馔、送神和望燎过程中，来自或出身于神乐观的人员达408人，其中有举麾协律郎1人，乐舞生72人，文武舞生132人，典仪、传赞、通赞等执事123人，烧香68人，点烛12人。典仪、内赞承担仪式的“导演”职责，负责引导整个礼仪；乐舞生在各个仪节奏乐；文武舞生在“三献礼”（初献、亚献、终献）中表演文武舞蹈。可以说，整个郊祀大典是在神乐观道士的引导和配合下完成的。当然在不同等级的祭祀中，神乐观参与人员的数量与分工有所区别。

洪武年间，朝廷多次派遣南京神乐观祭祀山川河岳。明人查志隆《岱史》卷七记载：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遣神乐观道士乐本然、国子监生王济祭曰：“昔者元运将终，英雄并起，民患兵殃，时予亦与群雄并驱，辑兵保民，上帝默相，山川受命效灵，所在必克，转战五年余，方乃兵偃民息，众乐生生之计，天下太平二十八年矣。今洪武乙亥四月间，广西布政司报蛮夷酋长龙州赵宗寿、奉议州黄世铁不循治化，负国殃民，兵兴之事，本重既行，不敢不告，所以告者，兵行十万，各离父母妻子，途间饥饱劳逸，山岚瘴气，患者有之，此兵行之难。兵入其境，良民受害，且大军所过，荆棘不生，民惊且疑，未有不伤者也，此其所以告也；但欲瘴疠之方化烟岚为清凉之气，俾殄渠魁，良民安业，军士速回，各得完聚，以养父母，是其祷也。然予未敢轻告上帝，惟神鉴之，为予转达，谨告。”

洪武三十年（1397年），遣神乐观道士朱铎如、监生高翥祭曰：“昔元末兵争伤生者众，予荷皇天眷命，岳镇海渎山川效灵，诸将用命，偃兵息民，今三十年矣。兵燹之余，民方安定，迩来西南戍守诸将不能昭布仁威，但知肥己虐人，致令诸夷苗民困窘，而奋怒攻屯戍，致伤戍守善民者。予非敢用兵，由是不得已指挥诸将帅兵进讨。然山川险远，彼方草木茂盛，烟岚云雾蓊郁之气吞吐呼吸，则人多疾疫。此行人众各辞祖父母、父母、妻子，涉险远以靖边夷，以安中夏，万冀神灵转达，上帝赐清凉之气以消烟岚，早定诸夷，速归营垒，得奉祖父母、父母、眷属团圆，是其祷也。今年九月二十六日兵行，特遣人专香帛牲醴，先诣神所，谨告，尚飨。”

永乐迁都后的南京神乐观

迁都北京后，南京神乐观依旧得以保留，但由于郊祀的场所已移往北京天坛，其重要性明显下降。明代后期，南京神乐观周围商贾云集，热闹繁盛。南京神乐观也褪去了皇家禁地的神秘色彩，融入世俗生活，成为人们旅游休闲的场所。万历时，还被列入“金陵四十景”。明朝灭亡后，神乐观改建为真武大帝行宫，供奉道教“真武大帝”。它也成为一些达官贵人避暑享乐的仙境，被美称为“神乐仙都”。

自清代中叶起，神乐观日渐走向衰微。康熙《江宁县志》卷五记载：“神乐观在城外天坛西东城地，去洪武门一里许，明初举郊庙之祀，合用大乐，乃就坛近地设观，选乐舞生习教其中，名‘神乐观’······国朝以来，前典俱废，坛谴已芜，殿宇就毁，非复旧观矣。”

乾隆《上元县志》卷十二记载：“神乐观今改真武行宫，在洪武门外天坛西，明初举郊庙之祀，合用大乐，乃就坛近地设观，选乐舞生习教其中，名‘神乐观’。成祖在观结坛，醴泉溢出，因建醴泉亭，庶子胡广奉撰《瑞应醴泉碑记》。后迁都北京，观中乐舞止祀先师孔子，国初仍之。雍正中，府学添置乐舞生，观中乐遂废。”道光《上元县志》卷十二记载：“迁都北京，观中乐舞遂止，只备孝陵及南雍春秋之祀，国初仍之。雍正中，府学添置乐舞生，观中乐遂废，其道士皆散处城之内外，如小桃源东岳庙、北门桥文昌祠、不二庵一拂祠、石观音庵、石城祠、谢公祠，诸处皆其宗派也。然每岁孝陵祭祀及有大祭，仍观中道士司乐。”至清末时，有着四五百年历史的神乐观已淹没于历史长河之中。如今神乐观旧址差不多已经全部被现代建筑所覆盖，只剩下“观门口”等地名，不时让人想起其过去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