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对著名的叔侄画家笔下，重返18世纪的欧洲|世纪|伦敦|卡纳|威尼斯|欧洲|画家|维也纳|莱托

从维也纳美景宫（一处巴洛克建筑风格的宫殿）俯瞰维也纳，看到的不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历史。之所以这片景观成为世界遗产，要归功于一位260多年前借助画笔与暗箱捕捉维也纳精髓的意大利艺术家：贝尔纳多·贝洛托（Bernardo Bellotto，1721/1722—1780）。

澎湃新闻获悉，正在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KHM）举行的展览“卡纳莱托与贝洛托”，聚焦贝洛托和他更为声名显赫的叔父卡纳莱托（Canaletto，1697—1768）。

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展览海报

凭借众多国际借展，“卡纳莱托与贝洛托”汇集了两位艺术家32件作品，由此邀请观众重新发现18世纪的城市风貌，也重新认识两位艺术家。尽管他们都使用了暗箱（Camera obscura，一种将现实投射到屏幕上的光学装置），但这些图像并非简单的记录，而是将所见转化为富有创造力的宏大场景，呈现“精心构建的视觉创作”。

展览现场关于“暗箱摄影”的呈现。

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总馆长乔纳森·法因说：“他们描绘的并非城市原貌，而是他们希望呈现的样貌。”这种视角的调整和光线的理想化处理，赋予作品以戏剧性，至今仍令观众着迷。

两位艺术家最初都以描绘家乡威尼斯的壮丽景观而闻名，但随后离开这座城市，卡纳莱托迁往伦敦，而贝洛托则在德累斯顿和维也纳工作。他们的生涯映射出一个由流动性、战争与不确定性所塑造的欧洲。

卡纳莱托：从“纪念品”到观看机制

两位艺术家的故事，同样也是一段精明营销的故事。

卡纳莱托在威尼斯崛起，成为“风景画”（vedute）领域无可争议的明星。他的作品是英国贵族“壮游”期间最受欢迎的纪念品之一，几乎每一位贵族，都会带一幅卡纳莱托的威尼斯风景回家。

卡纳莱托的父亲是一位舞台画师，画面的戏剧性始终贯穿其创作。例如约1735至1744年的《从圣乔治马焦雷岛望圣马可湾》（借展自华莱士收藏馆），在透视与空间幻觉的处理上近乎“自然地不可思议”：水面上的光线轻盈流动，但这种“自然”恰恰建立在极高的技术控制之上。凝视足够久，观众会逐渐意识到其建构过程——仿佛一场几乎可以看穿、却始终无法彻底揭开的魔术。

卡纳莱托，《从圣乔治马焦雷岛望圣马可湾》，约1735至1744年，华莱士收藏馆

这幅壮观的威尼斯全景，是卡纳莱托最具野心的作品之一。画面前景中，一个码头呈三角形伸入画面，如同舞台，其上商人、律师、神职人员与乞丐等各色人物穿梭其中。远处，贡多拉与船只在潟湖中往来，使城市轮廓生动起来。尽管画面极具现实感，但卡纳莱托巧妙调整视角并改变著名地标的比例。最终呈现的并非真实的威尼斯，而是他重新构建的威尼斯：明亮、有序且极具戏剧性。

卡纳莱托，《布钦托罗（威尼斯总督的宏伟仪式用船）》，1745—1750年，蒂森-博内米萨收藏

1740年代中期，随着欧洲局势的变化，卡纳莱托围绕威尼斯展开的艺术生产模式遭遇挑战。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导致“壮游”路线中断，依赖外国游客的艺术市场迅速萎缩。在这一背景下，卡纳莱托于1746年迁至伦敦，并在英国生活十年，这段经历常被视为商业性的“插曲”，而非艺术发展中的关键阶段，然而展出的作品提出了相反的论证。

比如，《市长日的泰晤士河》（洛布科维茨家族收藏），描绘了城市全景。新任伦敦市长乘坐礼船顺泰晤士河而下，前往威斯敏斯特，身后跟随着各行会与商会的船只。

卡纳莱托，《市长日的泰晤士河》，约1748年 © 洛布科维奇家族

在这一充满活力的前景背后，是一座由众多教堂尖塔构成的城市，其中大多数建于1666年伦敦大火之后。高耸于一切之上的，是圣保罗大教堂，其巨大的圆顶象征着伦敦作为强国首都的自信。卡纳莱托将伦敦市民最盛大的仪式转化为一场具有威尼斯气息的视觉盛宴，将其个人画风带入了英格兰首都。

《威斯敏斯特教堂与巴斯骑士团行列》（Westminster Abbey with a Procession of the Knights of the Bath，首次在奥地利公开展出）则显示出艺术家对新城市环境的深度回应：光线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均在画面中得到体现。威斯敏斯特的仪式性宏大，仍保留威尼斯式的戏剧性，但人群与建筑则带有明确的英国质感。

卡纳莱托，《威斯敏斯特教堂与巴斯骑士团行列》，1749年

贝洛托笔下的维也纳

在卡纳莱托离开威尼斯前往伦敦仅一年后，他的侄子贝洛托也离开了威尼斯，前往德累斯顿。他致力于将威尼斯风格的城市风景画推广至整个欧洲。

18世纪40年代，在热爱艺术的统治者奥古斯特三世的统治下，德累斯顿正处于文化声望的巅峰。贝洛托成为宫廷画家。他同样使用暗箱等光学工具，并运用那个世纪在光学领域不断发展的科学成果，以前所未有的精确度记录城市。

贝洛托，《德累斯顿从易北河右岸与奥古斯都桥》，约1750年，爱尔兰国家美术馆

然而时代并不平静。经过在德累斯顿的十年成功创作后，历史再次介入。几乎波及整个欧洲的“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1756–1763）迫使贝洛托南下，前往维也纳。

展览后半部分集中呈现贝洛托在维也纳的创作，这一段落也是全展的重心所在。尽管贝洛托仅在1759至1760年间停留维也纳两年，这段时期却对城市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受玛丽亚·特蕾西亚（1717—1780年，哈布斯堡家族史上唯一女性统治者）委托，他创作了13幅大尺幅城市景观，如今构成哈布斯堡收藏的核心。

为此次展览特别修复的《从美景宫远眺维也纳》（1759–1760）与列支敦士登收藏《从美景宫望列支敦士登花园宫》等作品二十余年来首次集中展出，呈现艺术家对大尺幅城市全景的掌控。

贝洛托，《从美景宫眺望维也纳的列支敦士登花园宫》，1759/1760年，© 列支敦士登王室收藏

虽然，画幅的宏大已经令人震撼，但真正吸引人的，是嵌入城市地貌之中的社会学维度：贝洛托并非单纯记录建筑，而是在构建一种服务于委托人利益与自我形象的城市视觉。

尽管贝洛托只在维也纳停留了两年，但这段时期极为高产。展览呈现了他在此期间几乎所有已知作品，包括全部13幅被哈布斯堡收藏的画作。其中最著名的一幅是《从美景宫眺望维也纳》，完成于1759年他抵达维也纳后不久。

贝洛托，《从美景宫眺望维也纳》，1759年

这幅全景画描绘了从美景宫向北的视角，这座夏宫由哈布斯堡王朝将军欧根亲王建造，后于1752年被玛丽亚·特蕾西亚购入。城市被描绘为一系列宏伟地标的组合。画中贝洛托以近乎制图般的精确性呈现维也纳，但又微妙地压缩空间、抬高建筑，使观者的视线被引导向内与向上。这种精心构建的画面呈现出一种帝国秩序，展现了玛丽亚·特蕾西亚与弗朗茨一世统治下维也纳的繁荣景象。

从上美景宫的一扇窗户视角望去，视线穿过花园延伸至下美景宫。左侧是施瓦岑贝格宫及其周边区域，这些花园均由法国宫廷园艺大师安德烈·勒诺特尔的学生设计，他曾设计凡尔赛花园。在一排巴洛克建筑之后，城中心巍然矗立，中世纪的圣斯蒂芬大教堂作为顶点出现。远处的维也纳森林构成完美背景。

画面中的穹顶属于萨利西亚会教堂，奠基于1717年5月13日（玛丽亚·特蕾西亚的生日）。这一建筑群曾用于教育贵族少女的修女修道院。画中还包括了由奥地利建筑师约翰·贝尔恩哈德·菲舍尔·冯·埃拉赫设计的卡尔教堂（1739年竣工）。

在贝洛托的作品中，景观氛围占据核心地位：天空几乎占据画面的三分之二。建筑与人物在午后阳光下投下富有表现力的阴影。轻微调整的建筑位置增强了戏剧性——卡尔教堂与萨利西亚会教堂显得更加靠近，它们的穹顶对称地框住了位于构图中心的圣斯蒂芬大教堂尖塔。

如今，“贝洛托视角”成为文保人士反对海马克特高层建筑项目的重要依据。贝洛托在1759年的作品，至今仍在影响21世纪的城市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