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从游民到帝王，从聚义厅到忠义堂|帝王|明朝|朱元璋|朱棣

前面我们对《水浒传》里梁山好汉们所倡导的“替天行道”的实质做过分析，“替天行道”的主体是谁呢？自然是那些敢于造反的游民英雄。

朱元璋登上帝位以后，在较为堂皇的场合中，谈到最初参加起事的动机时，就颇有些“替天行道”的意味。他说：

人君开创基业，皆奉天命。……朕本布衣，因元纲不振，群雄蜂起，所在骚动，遂全生于行伍间，岂知有今日者邪？继而英俊来从，乃东渡大江，固守江东五郡，日积月增，至于数十万，修城池，缮甲兵，保全生齿，以待真人。

（《逆臣录序》）

此段话意为起事之时，朱元璋并不认为自己获得了上天的眷顾，因而自己只是“替天”暂时“行道”，以等待真正接受上天眷命之人。当然，这是门面话，是不必认真对待的，但也反映了他对“天”“民”和自己关系的理解。“替天行道”的目的是“救民”，因此，在游民的造反活动中几乎都是以民众的代表自居的，仿佛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冒死走上造反道路的。言外之意，就是因为我救助了百姓，自然就受到了上天的眷顾，从而获得了“天命”，登上最高位置。

皇极意识是指皇帝至尊、皇权至上的观念。自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君主一直处在社会的峰巅，臣民按照地位的不同，分门别类地匍匐在他的脚下。人们在“君权神授”的观念熏陶下，把君王视为天之骄子，代天行权，按照天意统治人民。因此，历来君主都感到自己是天生的“圣人”，是“口含天宪”“绝对神圣，莫我可逆”的。君王们还认为，是上天把世间万类万物交给自己统治，自己当然也就是世间万类万物的代表者。这两点在朱元璋身上也有极强烈的表现。

要臣民们绝对服从皇帝是容易做到的；如果要臣下心口一致地承认朱元璋的金口玉言都是绝对真理，这便有了几分难度。何况朱氏出身低微，又没有文化，其自卑心理特别严重，即使臣工们真心实意地认同他，不敢违逆，朱的内心也难平疑惑。朱元璋的大臣之中，名儒硕学比比皆是，这更给朱元璋的心理造成很大压力。在朱元璋没有称帝之时，最重要的是生存和发展，这个问题尚未排上日程，对这些名儒还是满口“先生”。

例如在《慰刘基书》《谕刘基书》中称刘基为“老先生”，甚至有这样的句子“元璋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当然这是客套，但也确实表现了朱元璋在用人之际，对文人士大夫保持了应有的礼貌，以显示自己礼贤下士的风度。到了建国以后，特别是天下统一、政权稳定之时，朱元璋对文人士大夫的态度大变，其重要原因就是文人士大夫的使用价值大大降低了。不妨再以刘基为例，在任命丞相的问题上，朱与刘有了分歧，刘向朱元璋陈述了自己对朱想委任的几个人的真实看法，朱便认为刘阻挠他人，自己想担任这一职务。刘基意识到朱元璋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安乐，于是，辞职归田。朱在《赐诚意伯刘基还乡》一文中就颇有些杀机地说：

朕闻古人有云：“君子交绝，恶言不出；忠臣去国，不洁其名。”

从中可见这位出身草莽的皇帝对一些确有长处又好表现（如道德文章的长处）的臣子的憎恶。那些有才华的臣工就不能不有所收敛。钱谦益说刘基的诗歌创作在入明以后出现倒退现象，就是一例。

做了皇帝的朱元璋仿佛在文章上也要与文人士大夫一争高低，他特意写了一些书序、游记、哲学或佛学短论之类。从朱元璋所遗留下的《文集》来看，很难断定哪些是他自己写的，哪些是出于馆臣的捉刀代笔。他认为自己之所以写作，是因为文人士大夫往往不能代替自己尽言。如《皇陵碑》一文序中就说：

况《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特述艰难、明昌运。

（《全明文一》卷一二）

这可能是真的，然而除了一些叙述自己经历的文章较文人士大夫的文章稍有感情外，其说理文大多卑之无甚高论。不过，朱元璋的文章多富于气势，更高屋建瓴。连赵翼都评价说：

（其）文学明达，博通古今，所传御制文集，虽不无词臣润色，然英伟之气自不可掩。

（《廿二史札记》）

我们从其中的一些文章来看，朱元璋参与写作是有点不让文人士大夫专擅此长之意。朱氏文章的许多地方表现出他对古代和当代文人士大夫的藐视。如《辟阿奉文》讽刺当代的文臣，说他们还不如唐代妇女在皇帝面前敢说真话，“唐妇人，犹过今之儒者”。他以为这样便污辱了当时的儒臣，可是在后人看来，唐代宫中妇女之所以敢说话，那是由于政治环境宽松造成的，明初的儒生只能歌功颂德，因为朱元璋只允许他的臣民唱赞歌。《驳韩愈颂伯夷文》《辩韩愈讼风伯文》是批评唐代的韩愈的，他说韩愈对于“格物致知，尚未审其情”，实际上是朱元璋不懂得诗文写作的文学特点。这些文章强词夺理，充斥着咄咄逼人的霸气，表现出不可拂逆的皇极意识。有奴才气的文人一见到皇帝的霸气先自气短，便廉价赞美为“英伟之气”。

由于出身贫苦，幼时受过许多苦难，朱元璋登上皇位以后便把自己当作全体人民，特别是贫困农民利益天然的代表者。《天潢玉牒》中说：

（太祖）诚心爱民，尤矜贫弱，语及稼穑艰苦，每为涕泣；于大姓兼并，贪吏渔取，深恶疾之，犯者必置诸法。

（《记录汇编》卷一二）

在取得政权一统天下之初，他经常下令免征一些地区的粮税。当下诏书时，朱元璋总免不了要表白一下：“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朕本农夫，深知稼穑艰难”；“四海苍生，皆吾赤子，爱念之意，旦暮不忘”；“食惟民之天，民乃邦之本，一视同仁，皆吾赤子”……这类千篇一律的话，在他的诏书中经常可以看到。而且，在官民之间，朱元璋也往往与民站在一起，对贪官污吏大加挞伐，如《免两浙秋粮诏》就说两浙地方官在“民力未苏”之时，还“害民肥己”，并表示要“扫除奸蠹，更用良善”。他谈到官民（当然，这个“民”不包括他常常谴责的“无籍之徒”），往往把民视作弱势群体，去关爱、去体恤。然而在关爱体恤的背后是一种作为“臣民之父”，特别是作为“人民之父”的情结。前面我们讲过，周朝时宗法社会的家国同构现象，作为君临天下的周天子也就是分布于全国的周民族的大家长。这种制度表现为在赤裸裸的统治压迫和剥削上，还被一层温情脉脉的纱幕所笼罩，臣民既受皇权专制国家的控制，又得到它的保护。秦朝以后，宗法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皇帝与他的臣民之间一般也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了，但是“君臣如父子”这个观念却流传下来。

传统上的父亲是把子女视为自己的私有物的，作为“君父”的皇帝则更是如此。而且，不仅皇帝本身要认识到这一点，他们还要求老百姓也应有这种意识，这在朱元璋身上表现得特别强烈。他在《大诰三编·秀才剁指》中对秀才夏伯启叔侄不肯出仕的“教诲”中说：

况常云人有再生父母。何谓再生父母？人本非罪，偶遇大殃而几死，或遇人而免。所遇之人，不分老壮而出幼者，但能回生于将死之期，是谓再生父母。

对于一般的能够救你的生命于危难之中的人，就是你的“再生父母”，何况把整个社会和民众从“暴兵横作”中解救出来，对全国人民都有“全生保命之恩、再生之德”的君王呢？朱元璋把君王是“民之父母”这个命题通俗化了，这可能与他的出身和文化程度有关，但是，这种通俗性的阐释更具有绝对性，他更要求广大臣民要绝对遵守。朱元璋所理解的“君臣关系”是通俗的，所以也比较容易在民众中推广。在这个认知基础上，给广大人民一点恩惠和赏赐，与对其中一些不遵守者严厉的惩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它们都是皇极意识，也就是皇权至高无上的表现。

“替天行道”转变为“皇极意识”，是从游民领袖到帝王的社会地位变迁的结果。两者似乎“雅”“俗”有别，但是它们之间相距却不甚远，因为它们的思想根源都在于，深信自己的个人意志应有绝对自由的活动空间，并具有自由伸张的绝对权力。他们确认自己的一切想法、一切行为及其结果都具有绝对真理性，都是代表上天的意志的。实际上，他们及他们所属的集团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例如明代官俸很低，而朱元璋分封其子弟，这些贵族都享受极高的俸禄），他们的奋斗就是为了争夺和实现这种利益。这本来也无可厚非，然而他们总是有意无意地掩盖这一点，宣传他们的所作所为纯粹是为了解救陷于痛苦和灾难而不能自救的人们，从而使其奋斗变得崇高起来。

在反社会的游民的小圈子中，虽然高举着“替天行道”的大旗，其中也不乏“皇极意识”。游民首领关上寨门做皇上，他们在其内部的绝对专制有时并不亚于暴君，帮会头子对违规兄弟们的处置和惩罚的严厉，往往超过了主流社会。那些真正坐上了皇帝宝座，有了帝王之尊和充分实力的人，要战胜政敌和对手有时也打出代天行罚的旗号。读者可以从这些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中看到替天行道与皇极意识的内在关系。

朱元璋最近于游民的心态——残酷

赵翼说朱元璋有“盗贼”之性，主要就是指他称帝之后逐渐表现出的极端残忍的一面。本书第六章对于游民性格残酷的一面做了分析，游民残忍的性格，与其生活经历中饱受苦难和文化水平较低有关。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后感觉便迟钝了，此时对他人所遭受到的苦难便缺少了常人应有的感觉，甚至不觉得这是痛苦。游民文化水平低，智力水平也相应较低，人们同情他人的痛苦，首先要对他人的心理世界有所了解，而文化水平和智力水平较低的人们不具备这些，所以人的同情心缺少了，人性中残酷的一面就不免要畸形发展了。朱元璋是具有相当高的智力水平的，最初虽没有文化，后来随文人士大夫读书，达到相当的水平，因此，他在统治中所表现出的残忍是出于感觉的麻木和政治的需要。

朱元璋没有登上帝位之时，其性格残酷的一面如何表现，文献不足，不能一概而论。赵翼《廿二史札记》“明祖以不嗜杀得天下”条中云：

明祖以布衣成帝业，其得力处，总在不嗜杀人一语。

又云：

盖是时群雄并起，惟事子女玉帛，荼毒生灵，独明祖以救世安天下为心，故仁声义闻，所至降附，省攻战之力大半。其后，胡、蓝二党诛戮至四五万人，则天下已定，故得肆其雄猜。

这些虽可以说按之有据，但是并不一定符合实际。总的说来，朱元璋在未做皇帝之前较其他反元武装集团要讲些政策，在乱杀滥烧方面有些控制，但远不像赵翼想象的那么好。

我们说一统天下之后的朱元璋在巩固政权方面表现出非常残酷的一面，这主要还不是说他制造了多少冤案，杀了多少人，而是指他对生命、对人的生存权利、对人的自尊的贱视和蔑视。活生生的人在他的眼中无异于猪狗，想如何处置便如何处置。蔑视人这一点，虽然是皇权专制主义的共性，但是在朱元璋这个游民出身的皇帝的行事中表现得特别突出。他在整顿吏治和稳定政权的过程中，推行打击面极大的政策和极为残忍的肉刑，在上一节中我们已有介绍。近几十年来一些史家，把明太祖无节制的杀戮说成是他在维护法制时对地主阶级和贪官污吏进行的“无情的打击”，其语意颇有赞颂之意，似乎认为这并不是什么残酷。这种意见显然带着时代的烙印，在社会文明有长足进步的今天，很难得到人们的公认。

后人评价朱元璋时常说他喜怒无常，个性“雄猜多疑”。所谓“喜怒”主要指他对人的处理上。他忽喜忽怒，随着年龄的增长，“喜”时少，“怒”时多，怒气一来不知多少人丧生。“雄猜”便是怀疑一切，在他眼中，“忠臣良民”太少，因此就要肉体消灭。杀人对他来说是个很随意的事，兴之所至，就要杀人。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引《明兴杂记》中记粤中诗人孙蒉事迹时说：

高皇诛蓝玉，籍其家，有只字往来，皆得罪。蒉与玉题一画，故杀之。临刑口占云：“鼍鼓三声急，西山月又斜。黄泉无客舍，今夜宿谁家？”高皇问监杀指挥，孙蒉死时何语，以此诗对。高皇怒曰：“何不早奏？”竟杀指挥。

像这样的仿佛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却暴露了残酷现实的记载，在明初是很常见的。人们在专制主义严酷的统治下，对于生命存在的价值的认知显得十分迟钝和麻木，一个个具体的生命（其中许多是很有才华的）就这样随意地被消灭了，事后却被如此心平气和地谈论，似乎死的不是人，只是一群蝼蚁。文人这种思想意识是受到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而社会风气的形成正是明初统治者（主要是朱元璋和永乐皇帝朱棣）残酷行为长期示范和培育的结果。

鲁迅曾说明朝是以“剥人皮始”，也以“剥人皮终”的。所谓“剥人皮终”，是指明末张献忠的部队与其余部是常用剥皮来威吓反对者和普通老百姓的。明朝终于被不堪忍受饥饿、呼啸而起的造反者们画上了句号。这些奴隶平时所接受的都是“酷刑”的教育，因此，在他们的造反活动中也只知道对人应该用酷刑。明初剥皮的始作俑者就是朱元璋，《草木子》中有记载说：

太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赃，许人民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枭首示众，仍剥皮囊草。府州县衙之左，特设一庙，以祀土地，兼为剥皮之场。官府座傍之左，各悬实草皮囊，使之触目惊心。

（转引自《国史旧闻》）

有皇帝倡导于上，臣民紧跟于下，使人性中残忍的一面得到鼓励和发展。关于这些，明初有许多记载令人目不忍睹。《孤树裒谈》中说：

国初重典，凌迟处死之外，有洗刷，裸置铁床，沃以沸汤；有铁刷，以铁帚扫去皮肉；有枭令，以钩钩脊悬之；有称竿，缚之竿杪，似半悬而称之；有抽肠，亦挂架上，以钩钩入谷道而出；有剥皮，剥赃贪吏之皮，置公座侧，令代者见而警惩云。

（转引自《国史旧闻》）

这里面有“技术”，也有“艺术”，更有足够的想象力。然而这一切都是如此使他人更痛苦，使他们更不堪忍受，结果是让承受者因忍受不了而变得更为鄙劣，从而摧残他们善良的人性，把他们变成野兽。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种种酷刑早已使执行者变成了野兽。一些学者无视这种酷刑的野蛮，实际上反映了整体文明的倒退。这种野蛮的泛滥使得原初的目的已经变得无关紧要。

酷刑与儒家思想是大相径庭的。儒家的出现本来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引以为自豪的事情，因为远在2500年前，当许多民族还把目光投向上天，视人的生命如草芥时，儒家就提出了爱人、尊重生命、善待生命和最大限度地发挥生命的价值等杰出的命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可是在1800年后，这些思想意识受到朱元璋的公开挑战。儒家中孟子的民本主义思想最为强烈，他把孔子关于君臣之间的相对关系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像“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等激烈的文字充斥孟子的书中。这些文字极大地刺激了君权绝对论者朱元璋，他十分愤怒地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也就是说，孟子要是活在今天也免不了要遭酷刑。

后来，朱元璋又命刘三吾编成《孟子节文》，把《孟子》中尖锐地批评专制主义和宣扬民本主义的文字尽行芟汰。对于儒家经典作这种带有批评性的删节，在经学史上只有两次，一次是宋代的王柏删诗，认为《诗经》中有“淫诗”，删去32首，编为《诗疑》；另一次就是朱元璋删《孟子》85条。朱的目的就是要把君权抬到绝对不得有丝毫怀疑的地步，套用“四库馆臣”批评王柏的话说：“璋何人斯，敢奋笔而进退孟子哉！”然而这的确反映了处在皇帝高位上的朱元璋的“皇极意识”，认为自己“无所不可为”“无所不能为”。

朱元璋蔑视人、贱视生命的意识也成为明代思想和政治的一个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