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松芳（蒋立冬 绘）
文史学者、专栏作家周松芳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及饮食、服饰文化研究。他在2026年初出版了《大儒与半仙——刘伯温新传》一书，从刘基生前志在大儒，身后却成为半仙这一角度切入，对刘基的生平、思想、文学成就等进行了全面考述，致力于揭示出一个真实的刘伯温。为何胸怀儒家济世志向的刘伯温，在后世却多以术士的形象为人所知？就大儒到半仙的转变过程，《上海书评》专访了周松芳。
《大儒与半仙——刘伯温新传》，周松芳著，东方出版中心，2026年1月出版，436页，88.00元
您在书名中称刘伯温为“大儒”，他在思想上的成就有哪些？与同时代的儒学学者相比，他有哪些特出之处？
周松芳：首先解释一下，我的书名正题是“大儒与半仙”，但这并不代表我认定刘伯温是“大儒”或“半仙”，正如我的引言的标题“志在大儒，成为半仙”所示——成为大儒是刘伯温的志向，成为半仙却是后世的认知。不过志在什么样的大儒，刘伯温有刘伯温的认知，世俗有世俗的认知。像颜元《存学编·学辨》所嘲的“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宋元之儒，当非刘伯温志之所向。其实颜元所嘲，有失笼统——宋儒不尽如此，元儒不当如此。儒学发展至宋代，道学或后世所谓的理学大兴，成为一个时代的表征。特别是在南宋获得正统地位后，其敝渐显，宋末元初的周密已在《癸辛杂识·道学》中说，贾似道专用道学之士，“列之要路，名为尊崇道学，其实幸其不才，愦愦不致掣肘耳，以致万事不理，丧身亡国”。须知，在南宋理学大兴的同时，已有浙东学派起而矫之，其中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首倡经世致用，力主调和朱熹和陆九渊的理学之争；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更是明确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强调“事功之学”的重要性。所以，尽管理学在元代奉为官方正学，科举考试以程朱理学为依归，进士出身的刘伯温在思想取径上，仍深受浙东学派的影响，不为程朱所囿，并有特出之表现。侯外庐主编的《宋明理学史》即认为刘伯温是明初“或者沿流发挥，或者议论于‘规矩’之外，所谓体认不同、‘异错同出’”的理学家的代表之一，并以“明一代宗师”的地位，与作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一道，“影响至巨，流风所及，致使理学人物一时并起”，从而在理学史上享有较高的地位。
那具体如何特出，或者说如何“议论于‘规矩’之外，所谓体认不同、‘异错同出’”呢？首先在理气说、天道观这些理学核心问题上，刘伯温表面上并未离经叛道，但却“避虚就实”，不空谈形而上的心性。比如他说天道是“六合之外，圣人不言”（《郁离子·天道》），又说“天道幽微，非可臆也”（《郁离子·麇虎》），而后迅速作形而下的转向：“有元气乃有天地。天地有坏，元气无息；尧舜汤武立其法，孔子传其方，方与法不泯也。”这方与法是可学而至的，并非不证自明不可更易的绝对真理。又说：“元气之不汩，圣人为之也……此天之本心也……《书》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欤？曰：此天之本心也。”（《天说》）这就赋予了元气以道德的意义，从而使天道走向人道，也可以说从天理走向人欲。他在《郁离子·羹藿》等诗文中提出，对妇女的“七出”不可以一概而论，要区别对待，妇女不能生子，非其所愿，也不能视为其罪过。这种通脱之论也是正统理学家所难以接受的。
刘伯温由天道观衍生出的“盗天地”等的经济思想，可以说是另一种就人欲的思想。他在《郁离子·天地之盗》开篇即说：“人，天地之盗也。天地善生，盗之者无禁。惟圣人为能知盗，执其权，用其力，攘其功，而归诸己，非徒发其藏，取其物而已。”把取诸自然界名为盗天地，而将统治阶级的剥削称为盗于人，“故天地之盗息，而人之盗起，不极不止也”。提出“遏其人盗，而通其为天地之盗”。以“盗”分喻圣人与奸愚，真是奇诡之极。他在《感怀三十一首》诗中也说：“古人盗天地，利源不可穷。今人盗农夫，岁暮山泽空。纷纷九衢内，连袖如长虹。共笑沮溺鄙，各事游冶雄。悠悠方自此，衮衮何时终。”基于此，那么敌视私盐贩子方国珍的刘伯温，竟然也在《感时述事十首》中为贩卖私盐辩护，因为“海鹾实天物，厥利何可专……官征势既迫，私贩理则然”。在《郁离子·羹藿》篇里更明白地说：“若盐，则海水也。海水，天物也，煮之则可食，不必假主权以行世，而私之以为己，是与民争食也，故禁愈切而犯者愈盛，曲不在民矣。”强行禁制的话，则“盗贼由此起，狼籍成蔓延”。诚所谓天盗息则人盗起。
这种与现实社会问题相联系并据以提出切实可行解决方案的思想，才是刘伯温思想的特色与核心。他广泛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自然疏于性理空谈。
[明]沈俊《明朝帝王功臣册页》，馆藏地不详。
刘伯温志在大儒，固然在儒学或者理学思想上有自己的追求，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心目中的大儒的定义或者价值取向。他心目中的儒，是能坐而论道，更能起而行之。他在《菜窝说》中说：“谈无用之空言，强相名而曰儒……不亦悲乎？”就是这个意思。这种行，还必须是智勇之行，如在《石抹公德政碑颂》说：“人谓公生太平时与缙绅为文墨交游，彬彬然儒者也，及其临遇事变，则智勇奋发，动不失机，抚循士民，则仁慈岂弟，惠无不及，可谓有用之奇才矣。”其实这话石抹宜孙是当不起的，刘伯温不过是“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也是对自己的期许。所以他后来能出山辅佐朱元璋，建长策，立功勋，成为两位获封伯爵的文臣之一。
志在大儒的更进一步体现，就是在礼乐制度上能建长治久安之策。他在《感怀诗》里大骂叔孙通，就是这个志向的反映：“昊天厌秦德，瑞气生芒砀，入关封府库，约法惟三章。英雄不世出，智勇安可当。叔孙一竖儒，绵蕞兴朝纲。遂令汉礼乐，远愧周与唐。逝者如飘风，盛时安得闲。寤寐增永叹，感慨心内伤。”也即把元季的困局，归咎于元初儒士在礼乐制度方面的缺乏作为。他最后选择了朱元璋作为靠山，乃是希望能够通过他实现儒家从古以来的政治蓝图。尽管朱元璋对他进行“限制性使用”，先做太史令，后短暂做了御史中丞，但他还是参与了刑律、卫所、礼乐、科举等多方面的制度建设，惜未得大用尔，所以大儒终究是没有做成的。
最后，理学家往往有重理轻文的现象，刘伯温可不是，当然他所谓的文，也绝不是徒重形式上的文辞之文，而是载道明理之文，所以刘伯温自己就敢在朱元璋面前称：“今天下文章，宋濂第一，其次即臣基，又次即孟兼”，还“往往以此语诸人，自以为确论”。徐朔方甚至认为，刘伯温内心里还是自认为第一的，说他在《二鬼》诗里，自比日神郁仪，比宋濂为月神结邻，就寓含此意。而且这还真不是一家之言一人自负，而是有时代的社会心理认知的，看看明初修纂的《元史》，一改前朝史传分列《文苑传》与《儒林传》，将儒林与艺文合为一体称《儒学传》，即可窥知。今人钱仲联则径称：“刘伯温政治、道德、文章，在明初首屈一指，较之同时之宋濂，实为过之。”在这个意义上，刘伯温是堪称大儒的。
刘伯温辅佐朱元璋反元，但他之前在元朝曾四次出仕，他对元朝的感情究竟是怎样的？
周松芳：单从元代进士录取人数不多，而年轻中第者尤为少见这一点来看，刘伯温对元朝毫无疑问是充满感激之情的。有元一代总共才开科十六次，录取总数不过一千两百人。赵翼《元末殉难者多进士》，列举了十六人，与刘伯温同科的有四人，就颇能说明问题。刘伯温四隐四仕，也表明他是很难忘情元朝的。当然还有一个基本面，就是元朝待士不薄。元代特设儒户，除了拥有田产应纳地税，营商应纳商税外，此外一切差发（赋役）尽行免除，唯一的义务，就是子弟必须至少有一人进学，而进学期间还能获得各种膏火之资。儒户的比例也甚低，北方汉地只占0.17%，江南最高的庆元路也只有1.41%，最低的松江府则只有0.11%。既稀则贵，心存感激，宜属自然。
讨论刘伯温对元朝的感情问题，尚须明白一个前提，即元代言论的极度开放，且不说没有人会深文周纳制造文字狱，即使你公然辱骂当朝，也没人理你。宋遗民不仅可以在元代诗酒逍遥，在诗文中咒骂元室的文字也比比皆是，“九儒十丐”这种“造谣”文字能够“谬种流传”，也是一证。刘伯温写了大量讽刺诗，笔触直刺“今上”。钱谦益《列朝诗集》就列举了刘伯温的一系列刺上之作：“《巫山高》：刺奇后也。庚申君宠高丽奇妃，立取为后，浊乱宫闱，故作巫山高以讽谏焉。”“《楚妃叹》：亦刺奇后也。”“《王子乔》：刺爱猷识里达腊也。太子阻兵拒父，白琐住挟以出奔，不称主器，宗社将覆，故托王子乔以刺焉。”“《走马引》：明宗被弑于晃忽，又庚申帝即位七年，乃以尚书之言撤文宗于太庙，而诏书但以私图传子为言，昧于《春秋》复仇之大义矣。公此诗盖深讥之也。”“《梁甫吟》：此诗云‘艳妻’‘牝鸡’，亦为奇后而作。”“《孤儿行》：此诗亦有感于文宗兄弟而作。”“《隔谷歌》：此诗与《孤儿行》，皆为文宗。”“《题释骖图》：方国珍遣人浮海纳贿中宫，遂定招安议，故引襄夫人事以刺焉。”这些刺上文字，即使搁在史称待士最厚的宋朝，也难逃死罪。
当然，对于宋遗民来讲，骂就是骂，对于刘伯温来讲，还真有点“打是亲骂是爱”的味道。他四仕四辞，不过是想大有作为，不安于小位而已。1336年做高安县丞，甫上任即作官箴以自警，任上发奸擿伏，也欲大有作为，却无奈官小难为，处处被穿小鞋，调任江西行省职官掾史也难有作为，遂于1342年辞归。复于1346年进京干谒，得官儒学副提举，以今律古，当然是教育厅副厅长，比县长官大，也好当。但当了几年，还是于1351年12月辞了。不过这第二次辞官与1352年1月复起之间只差一月，而且浙东元帅府都事比儒学副提举的位置更重要，且更能展其所长。显然有“拿捏”当局的自信在——盗乱已起，必当用我！故以退为进。然而，当局最终因循苟且，一意招抚纳降，刘伯温也改调行省都事。盗首方国珍却先降后叛，再抚不从，而张士诚之乱又起，官军也自作其乱，为免委罪背锅，同时也要挈家避乱，遂于1353年底再辞，然后奉母避居绍兴。从其《至婺州，闻官军自温、处之江东，所过皆空，遂从间道还乡》及初到绍兴时所作《登卧龙山写怀二十八韵》等诗，即可窥见事情原委。
避居绍兴期间，刘伯温也是十分关注时局，并时时期待再起的。正好至正十六年故乡处州山寇再起，行省再以都事起用他，回乡协助浙东宣慰副使石抹宜孙共襄讨贼事宜。虽然以都事辞复以都事起，颇有“更张岂吾能”“进退维窳臼”的尴尬，但主政的石抹宜孙在士绅中颇有声名，胡深、叶琛、章溢、苏友龙等处州贤达已为其所用，所以又燃起些奢望，以一州一邑而徐图大用。初期也感觉良好，屡屡形于诗篇，如钱谦益所谓：“其在幕府，与石抹艰危共事，遇知己，效驱驰，作为歌诗，魁垒顿挫，使读者偾张兴起，如欲奋臂出其间者。”只是石抹宜孙“后好自用，幕下士多散去，部将胡君深、章君溢亦拥兵观望”，刘伯温当然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提前“散去”。当然还有一个判断，就是时势已不可为，元室已经无望——不是他不爱元朝，只是元朝实在“太渣”。但是，不能效力元室，则寄希望于新的王者，如其在此后所写的《郁离子》的终结篇《九难》中所说：“仆愿与公子讲尧舜之道，论汤武之事，宪伊吕，师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以待王者之兴。”《郁离子》是他前半生学而不得其用的智慧结晶，终不过是为了“以待王者之兴”。他们浙东事功学派的传人，终究是无法投闲置散归隐江湖的。
正德本《诚意伯刘先生文集》插图，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
后世一些人对刘伯温贰臣的指责，您怎么看？感觉他并不是出于夷夏之辨才投奔朱元璋的？能否介绍一下当时元遗民的情况？
周松芳：被指责为贰臣，这是他意料之中的事。首先他自己这一关一开始就没过。且不说出山之前反复犹疑，决定应朱元璋之聘赴南京，途经桐庐时，隐士朋友徐舫“立于江滨，揖刘君而笑，且以语侵之”，就引发了他的贰臣之虑。对此，宋濂二十余年后给徐舫作墓志铭时还感慨万千：“君子出处，固立志之不同，然亦有命焉。当刘君之出也，衔方舟以隐自高，数欲挽起之，会有故而止。”他自己后来也坦承有贰臣之虑：“庚子之岁，予与金华宋先生俱来京师时，上渡江未久浙东方归附。先生与予及予同乡叶景渊、章三益同居孔子庙学，惟日相与谈笑，虽俱不念家，而予三人者亦皆不能无芥于心，惟先生㤗然耳。”（《送宋仲珩还金华序并诗》）朱元璋礼聘的他们浙东四先生，确实只有宋濂没有禄仕元室，虽然也曾获以布衣召为翰林，但辞未就。依此而言，刘伯温当然不是因为辨夷夏而投奔朱元璋，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帝王之师的理想，如其在《太公钓渭图》中所咏：“璇室群酣夜，璜溪独钓时。浮云看富贵，流水淡须眉。偶应非熊兆，尊为帝者师。轩裳如固有，千载起人思。”
但是，以刘伯温之才干，他是不做贰臣想做遗民或者逸民都难。在打天下过程中，朱元璋需要用士，而且各家都在竞聘，张士诚、方国珍都幕下多士，他当然不能落后。但朱元璋还有控制士人不为他人所用，至少不能成为反对力量的一面，征召浙东四先生就有这方面的考虑。朱元璋后来对刘伯温说：“括苍为卿乡里，地壤幽遐，山溪深僻，承平之世，民犹据险，方当起兵，乘时纷纭。原其投戈向化，帖然宁谧，使朕无南顾之忧者，乃卿之嘉谟也。”用和控的双重意义都可在这段话里有很真实的体现。建政之后，当然就更强化控制，出台“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者，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的空前绝后的苛律。“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大戮官民，不分臧否”的暴戾行径，士人无法忍受，求隐求逸是自然的了。钱穆以为，明初修礼修史，忙不迭地一项接着一项，实是朱元璋挽留士子的用心，其实主要还是控士之心，所以，每一项甫完工，士人即纷纷求去。
在这种情形下，元代的遗民须得分辨其中的逸民，甚至具体到某个人，其心态或兼有两种成分。在宋末元初，因为既有理学带来的忠贞之严，更有外族入主带来的华夷之辨，同时还有几无文网地任由他们发遗民之思，所以南宋的遗民现象，在历史上是最突出的。元末明初则情形大不同。朱元璋虽然在1367年10月定都建康后派兵北伐，发布《奉天北伐檄文》说：“元以北狄入主中国”，“不遵祖训，废坏纲常”，“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收济斯民”，“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但到1368年1月在应天府即皇帝位后，承何统而来，成为亟须解决的“历史叙事”，“元正统”成为选项。所以洪武三年（1370）六月中书省欲榜告天下应昌之捷，朱元璋却告谕：“元虽夷狄，君夏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生养。天讫其禄，于朕何与！捷音夸，非所以示四方，速改之。”为此还做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比如说“凡北方捷至，尔等元臣不许贺”，又比如说派降臣危素去为元朝死节的余阙守墓等。既要人家归顺，又以贰臣羞辱惩罚人家，那还不如做遗民的好；但又严厉约束遗逸之士，则遗民、逸民皆难做。钱谦益说的：“或言犁眉之在元，筹庆元，佐石抹，效驱驰，几用自杀。佐命之后，诗篇寂寥，彼其志之所存，与元吉何以异乎？呜呼！皋羽之于宋也，元吉之于元也，其为遗民一也。然老于有明之所二十年矣，不可谓非明世之逸民也。”也就是说，这些人在被视为遗民的同时，是应该以逸民视之的；连他们都可被视为逸民，那刘伯温应该更多地被视为逸民。更何况他也心心念念于此：“我如野马贯薮泽，络以羁鞿知必踠。”“祸福相倚伏，岂不在所招？宁为朴樕茎，莫作长松梢。”“逝水难重回，芳时愁坐换……安能作野马，脱略谢羁绊。”当然最好是做成商山四皓那样的遗逸之民：“焚书千古讶嬴秦，逃难茫茫走缙绅。尚忆商山近京洛，白头容得采芝人。”但有几个人做得了逸民？他刘伯温更不行，所以朱元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将其放回。
总而言之，元代理应很多遗民，因为前元可资怀念的太多了，包括怀念张士诚。元末明初刘伯温的朋友叶子奇就说：“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矣。”（《草木子》）比之明朝，也是“前元取民最轻”（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尤其是江南，清潘耒说：“自唐以来，江南号为殷富，宋时亩税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税无过三升，吴民大乐业，元统、至元之间，吴中富盛闻天下……盖吴中之民，莫乐于元。”（《送汤公潜庵巡抚江南序》）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是做遗民和逸民皆不可得，尤其是吴中之人，多少富庶士人和出仕张吴的官员被发配迁徙到朱元璋的老家临濠？
姚品侯藏《明刘文成公伯温画像》，载《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1934年，第58期。
朱元璋对待儒生非常苛刻，包括刘伯温在内的浙东四先生在明初的边缘化，某种程度上似乎折射了儒生群体在明朝的定位？或者说，朱元璋对刘伯温不以儒者视之，只看重他术数之才。对他的猜忌，也因为其“术数”之才？
周松芳：朱元璋待士严苛，史不绝书。但是否意味着整个儒生群体的边缘化，以及刘伯温是否因此而边缘化，要分阶段来论。在打天下的阶段，他是偏重军人而抑制儒士的。如刘辰《国初事迹》说：“所克城池，令将官守之，勿令儒者在左右议论古今，止设一吏，管办文书，有差失，罪独坐吏。”“在金华时，朱文忠用儒士屠性、孙履、许元、王天锡、王袆干预公事，闻于太祖，差人提取屠性等五人到京。内王祎、许元、王天锡以充书写，惟屠性、孙履诛之。”他担心儒士“鬼点子”多，“带坏”了武将。但越到后来，儒士越不可或缺，特别是在治天下的阶段，先是大量启用富于理学传承的浙东文人集团制礼作乐、建章立制、纂修史书，但因为雄猜的性格，又对其领袖人物如刘伯温、宋濂等动辄折辱。与此同时，对他们的子嗣，包括弟子门生，又表现出亲善的一面，比如为建文帝着意培养了方孝孺。当然，他也不只雄猜打击浙东文人集团，对淮西军功集团同样下狠杀手，三大党狱可谓登峰造极。可以说，在皇权高度集中专制的明朝，不仅儒士的地位的边缘化了，军人的地位也同样边缘化。
至于说朱元璋对刘伯温不以儒者视之，只看重他术数之才，对他的猜忌，也因为其术数之才，大体上是成立的。他不以儒者相视，乃是对志在成为安邦济世大儒的刘伯温的一种打压方式。早在至正二十一年平江西时，王祎进《平江西颂》，他就对王袆说：“吾固知浙东有二儒者，卿与宋濂耳。学问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此时刘伯温尚在朱元璋身边，算是主力参谋之一，这明摆着从一开始他就把刘伯温当术士参谋用。入明之后，朱璋甚至连宋濂也否定了，如他对桂彦良说：“江南大儒，惟卿一人。”桂赶紧回对：“臣不如宋濂、刘基。”朱元璋则说：“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明初之儒，舍刘基、宋濂，谁与争锋？王袆、桂彦良哪是敌手？显然是为了否定而否定。
刘伯温的军事才能、术数才能后世被神化，但是在史料中却几乎找不到多少他参与军情出谋划策的地方，这是为什么？
周松芳：刘伯温是有军事才能的。辞掉儒学副提举后，不到一个月当局即起用他为行省都事协助征讨方国珍，显然说明他已显露军事才能。后来乱中去职，奉母避居绍兴，在家乡山寇蜂起时，当局再以行省都事起用他协助石抹宜孙剿寇，便是对他过往军事才能的认可，而他在任上一个时期内与石抹甚相得，则其计得用，其能得显。但这些都属僚佐之职，具体有何施设，有何建树，不易得知。当然他最后辞绝元仕，回到家乡，稍加部署，贼不敢犯，这是实打实的保障乡里的本领。后来与刘伯温一同征赴南京的叶琛、章溢，都是先起兵保障乡里，后为元所用，再拥兵观望。
刘伯温之被礼聘赴南京，虽然形式有点“三顾茅庐”的意味，但上门礼聘的，不过总制处州的孙炎，与刘备枉驾亲顾何止道理计。到南京后，其余诸人皆有职使，刘伯温只是没有名分的参谋顾问；关键此时朱元璋也非当年走投无路的刘备，而天下三分的格局差不多已经奠定，相当于刘备已经得了益州，借了荆州，下一步也即关键的一步是如何席卷天下。在这种背景下，即使朱元璋同意给刘伯温三军指挥权，军事将领们也不会听命，就像当年关羽、张飞最初不卖诸葛亮的账一样。刘伯温是无法获得军事指挥权的。后来《行状》里说的刘伯温甫见朱元璋即陈十八策，决定先迎强敌陈友谅，再攻张士诚，而忽略只堪自守虏的方国珍，这种战略决策，颇有点隆中对策的气象，大体应该是属实的。这可以说是刘伯温主要的军事贡献之一，尽管我们在《太祖实录》等一手史料中并未获得切实的佐证。再则，刘伯温既有军事上的深谋远略，又有元室的功名官职，以及相当的社会声望，那在军旅之中，授予何职，也不易定夺。或许因此之故，刘伯温就只做个无名无分的行军参谋了。当然也更合朱元璋限制使用的初衷——打完陈友谅，元军实力尚强，张士诚更加不弱，方国珍也有牵制，他就可以打发刘伯温离开军队，去做太史令的闲职，就很可以说明问题。
其实，作为无名分的参谋，刘伯温的作用很难得到记录体现，你看《明太祖实录》中，关于龙湾之战这么重要的战役，没有提到刘伯温一个字，当然里面提到一些其他人的意见，有的应该就是刘伯温的意见，不过已变成仅供参考的意见，丝毫见不出重要性来。我们今天所能看到当时记载的关于刘伯温参与帷幄的具体材料，主要来自朱元璋与刘伯温的往来通信，即刘伯温文集所载的“御书”之中，重要性也完全可以从中推断出来。比如从征江西时，刘伯温母亲去世，从朱元璋夺情不让奔丧的《御制慰书》中，即知其作用之关键而难以须臾离开。尤其后来军情稍缓，回家奔丧那一段的往来书信中，最见真章，但主要还是体现在阴阳风角之上。如《御名书》说：“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合下：愚与先生自江西别后，屡有不祥，皆应先生前教之言。幸获殄㓕奸党，疆域少安，收兵避暑，遣人专诣先生前䖍求一来（函），望先生发踪指示耳，日夜悬悬。六月二十二日克期回得教墨，谕以六月七月间举兵用事，不利先动，当候土木顺行，金星出见，则可。使愚一见教音，身心勇跃，足不敢前，如此者何？盖以先生一二年间，以天道发愚，所向无敌，今不敢违教。然择在七月二十一日甲子，未得吉时，是以再差人星夜诣前，望先生以生民为念，德教为心，早赐来临，是所愿也。如或未可即来，可将年月吉日时辰方向门户择定，密封发来，实为眷顾，惟先生亮察。”而在紧接着的另一封《御名书》里，则是阴阳风角之术复兼战略战术的准确预判：“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去岁先生行，曾言湖广之事一去便，得然得不得直候正月尽间二月内可得。果然，初至湖广，贼人诈降，后又坚壁不出，至今未下，实应先生之言矣。兹者再行差人赍书诣前，专望先生早为起程前来，万幸，希亮察不具。”这当然也隐示了刘伯温在具体战术攻防上的能力，因此才迫切希望他能早早归来。
尽管如此，剿灭陈友谅集团之后，张士诚不是对手，方国珍更不是，那刘伯温也就靠边去做他的主管天文历法的太史令去了。朱元璋倚重的还是他的同乡淮西军人集团，对外人特别是刘伯温这种志在大儒之士，诚如孟森所谓：“好便给任事之才，不欲用以道自重之士，若刘基即终不能深倚。”在朱元璋这种心态下，刘伯温的军事才能如何能够得到充分施展？军事功勋如何能够得到积累建立？加之实录等书写中的刻意遮蔽，后世更难以确知。好在朱元璋开国封赏时，还讲了点良心，以文臣而授伯爵，给了我们对刘伯温军事才能与功勋足够的想象空间，这也是后世通过附会传说，对刘伯温给予历史补偿的最深厚的历史基础吧。
您在书中提到，元代士人仕途既窄，士人去而为僧道，为医，为风水师，为相人业，如是之类，犹不失为士，说此乃中国历史上士之一变相，刘伯温是否代表了这种群体？
周松芳：其实这种情形从宋代就开始了，因为宋代取士甚多，读书人更多，而朝廷所供职位有限，另觅出路势所必然，但会相对精择，比如为医，所谓“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之说，就兴起于宋代；以邵雍为代表的数之学也促兴了宋代的命理之学，《渊海子平》等命学著作至今广为流传。元代则更进一步，阴阳学与医学在元代均列为官学，可资取士。刘伯温当然也具备了这些方面的知识和技能，除了朱元璋在给他的信函中提到的种种阴阳风角之术，他后来做太史令，以及我整理过的他的《灵棋经注》，都能说明这一点。《灵棋经》被誉为中国唯一一部完整、系统地记述古代杂卜的著作，它为后代术数中影响最大的签书的产生和发展开辟了路径，世库馆臣称，旧传晋颜幼明、宋何承天皆为之注，李远为之叙，元庐山陈师凯占卜之属臣又为作觧，明初刘伯温复仿周易传体作注，以申明其义。又说：“所存诸家疏解，或词旨浅俚，不无后人之缘饰，而青田一注，独为驯雅，实基所自作，观其词简义精，诚异乎世之生克制化以为术者矣，故录而存之，以备古占法之一种焉。”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也深以为然，并认为坊间托名刘伯温所作阴阳术数之书尽属伪托，唯此为真。尽管如此，这并不表示刘伯温是这一群体的代表，毕竟他的家世、功名决定了他不能安于代表这一群体。朱升之言可能就是最好的参照。朱升曾在至正九年印行了一本自著的地理阴阳五行方面的书，但自序里却说：“余幼而穷困，于卑猥事，盖多致力，俯察之学，犹为留心。”朱升即因劝朱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而颇获信任的谋士之一，他倒是可以作为这一群体的代表。
[清]顾见龙绘刘基像，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刘伯温的神化，似乎从其死后被平反就开始了，并且得到官方的背书。您能简单介绍他后来神化的过程吗？所谓半仙的形象是如何造就的？包括传说中《烧饼歌》又是如何与刘伯温发生关系的？
周松芳：学界多认为，对刘伯温的神化始于永乐初刘伯温的孙子编制族谱，以及请人撰写行状。但这种神化，会牵涉到朝廷的认可问题，那就得追溯到所谓的平反之时。这集中见于《诚意伯次子合门使刘仲璟遇恩录》。朱元璋在兴起明初第一大案杀掉胡惟庸之后，为了进一步诿罪于胡，同时收买笼络先前被打击的浙东文人集团，于洪武二十年冬开始召见刘伯温次子刘璟等人，多有赏赐，并连续数年征召。就在洪武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早朝时，朱元璋第一次提出胡惟庸毒杀刘伯温说：“刘伯温他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他，吃他每蛊了。他大的儿子，这小的也利害，不从他，也吃他每害了。这起反臣都吃我废了，坟墓发掘了。”刘伯温被毒杀说的始作俑者是朱元璋，他之所以这样说，不过藉此减轻他心中或有的“逼”得刘伯温早逝的愧疚吧。这样说出来，确实带有“平反”的意味。此后数年每年都提，并且表彰意味逐步增强：“（洪武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这刘伯温是个好秀才，吃胡陈蛊了。那胡家吃我杀得光光的了。”“（洪武二十三年正月初四日）刘伯温他父子两人都吃那歹臣每害了，我只道他老病，原来吃蛊了。”“（洪武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刘伯温在这里时，胡家结党，只是老子说不倒圣旨，你父兄做一世好人，都停停当当的了。你父亲吃胡家下了蛊药，哥也吃他害了。你老子虽然吃些苦么，你如今恰光荣。”“（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到婺州时，得了处州，他那里东边有方谷珍，南边有陈友谅、西边有张家，刘伯温那时挺身来随着我。他的天文别人看不着，他只把秀才的理来断，到强如他那等。鄱阳湖里到处厮杀，他都有功。后来胡家结党，他吃他下了蛊。只见一日来和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着不好。’我着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说道：胀起来紧紧的，后来泻得鳖鳖的，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他大儿子在江西也吃他药杀了。如今把尔袭了老子爵，与他五百担俸……宣刘廌进见袭爵。”这就是真正的平反而且开启神化之路了——最初封伯爵的时候明确规定不得世袭，现在可以世袭，那接下来“变本加厉”地“封神”，也就有内在的逻辑了。
这后续的“封神”之路，当然是刘伯温的子孙在主导。先是，在朱元璋为刘伯温“平反”前，刘伯温次子刘璟洪武十三年请永嘉儒学训导叶蕃受为乃父词集《写情集》作序，第一次提出刘伯温的“伊吕”之志，也等于说刘伯温是“有志（宰执之志）未竟”；二是把刘伯温的“盖世之姿、雄伟之志、用天下国家之心”拔到千古罕匹的地位，而其时开国豪杰多数俱在，不可谓不大胆。再到洪武十九年，刘伯温的门生徐一夔为乃师的《郁离子》作序，也不避嫌地高度赞美：“公学足以探三才之奥，识足以达万物之情，气足以夺三军之帅，以是自许，卓然立于天地之间，不知自视与古之豪杰何如也。”
及至正德九年，刘伯温从官方获得的荣誉臻于极致：明武宗称他为“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并赠太师，谥文成，位居三公之首。国师地位，从此奠定；文成之称，于焉不忘；稳稳地取代了宋濂“开国文臣之首”的地位，在死后的岁月里实现其生前的宰执理想。在嗣后的嘉靖年间，王世贞为其作传，将他列为明三大功臣，这是儒家理想的胜利。基于此，杨廉编《国朝名臣》，首徐达而次刘伯温，位居绝大多数王侯之上。紧接着，嘉靖十年配享太庙，为人臣者，夫复何求？
风吹草偃，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朝廷既嘉勉，民间可封神，况且当年刻意遮蔽的军功，后来易成神迹的附会。这首先还是来自署名黄伯生撰的《诚意伯刘公行状》，状末系年是洪武十六年（1383）春，面世则在永乐二年（1404）附于刘廌所编之《翊运录》后。后世津津乐道的一些神迹，即首现于此。如西湖望云，说“此天子气也，应在金陵，十年后有王者起其下，我当辅之……诸老大骇”。这真是一眼假——当众说元室将亡，乃逆天大罪，怎么可能？朱元璋下金华、定括苍后，刘伯温置酒大会，指乾象谓天命有所攸归，决计趋金陵，也与刘伯温自述与时人记录的出处大异，显系编造。至于从朱元璋征江西，如何以阴阳风角之术为制胜之道，是连朱元璋自己都不乐道的，只说：“他的天文别人看不着，他只把秀才的理来断，到强如他那等。”这些神迹，成为后人笔记中的主要出处，也为后世小说家言加倍放大提供了因由。不过随《翊运录》而面世，倒也颇合拍。
真正的神化，还得靠小说家言。门生和后人的美化神化成为笔记小说的取资，笔记小说又成为传奇小说的取资，最著名的传奇小说《英烈传》，正是糅合《翦胜野闻》《庚巳编》《高坡异纂》《龙兴慈记》等笔记小说，大肆编造神化而成。虽是传演朱元璋开国事迹，而以刘伯温最为突出，并颇多借用《三国演义》的叙事模式，把刘伯温塑造成一个能呼风唤雨、逆知未来的神机军师，神迹甚至远胜诸葛亮。
入清之后，清初统治者对刘伯温十分推崇，如《清史稿·世祖本纪》载：“顺治二年三月甲申，始祀辽太祖、金太祖、世宗、元太祖、明太祖于历代帝王庙，以其臣耶律曷鲁、完颜粘没罕、斡离不、木华黎、伯颜、徐达、刘伯温从祀。”明臣仅止二人。推波助澜的结果，是到清中叶，排满的秘密会社假托附会，刘的故事演变更加神奇玄秘，《烧饼歌》也在这一阶段产生。刘伯温从此跃升为先知先觉、预言推翻满清的汉民族英雄，这使他在近代国民革命中占有一席神格化的不朽地位。章太炎就对其倍加推崇，心心念念死后要跟他葬在一起。
《烧饼歌》言明代事比较详明有据，言清代事则隐晦难解，有人据以言晚近及将来事，那当然更属妄言。言明代事比较靠谱，是因为据嘉靖郑晓的《今言》和万历顾起元的《客座赘语》，今传《烧饼歌》大抵脱胎于明初铁冠道人张中撰《蒸饼歌》，言道人应明太祖之询未来天下大事，不过把道人换成了刘伯温，内容当然也随之多有更改；今坊间所传《烧饼歌》，陈学霖先生认为编于咸同，或同光之间，或为太平天国编造的宣传工具，作者绝非刘伯温。之所以编排上刘伯温，应当是明代以后，再没有如此有神迹的人物了。
鲁迅曾评价诸葛亮之智近乎妖，刘伯温的神秘有时也近于妖，您怎么看待这种将士人神秘化的风习？
周松芳：鲁迅先生评价诸葛亮“多智而近妖”，出自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批评《三国演义》表现人物时分寸把握不够，所谓“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但是，鲁迅可能不会接受他的死对头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说，特别是其时中国古代小说世代累积型叙事的理论和方法尚未提出，所以鲁迅批评有些过——没办法，都是一代代传下来，最后写定的人，也不可能尽弃前言，否则就是新的创作方法了。从对刘伯温神化过程的考察看，刘伯温的传说或小说中的形象，也是很多代人多种情形下合力“创作”的结果。撇开这种创作论，进一步探求其背后更深的因由，则发现妖、道、仙常在一线之间。在世间积弊愈多而又无人无力解决的时候，人们只能寄望虚幻的民间正义。所谓侠客，所谓包青天，其实也无不近乎妖。社会现实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则是在专制社会里，什么都会走向神秘化，就像宫廷最不透明，所以宫廷戏最受欢迎，迄今依然。再从历史心理上讲，中国人其实是喜欢走极端的，所谓物极必反，就既有极致的追求，也有必反的自慰。对于历史人物，特别是智谋之士，一至其极，自然近乎妖。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