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佩泽希齐扬发布视频，就革命卫队对邻国的袭击公开表达歉意，并且明确提出要把行动收住、尽快停下。军方却选择照常推进反击行动，累计八十多轮，传递出的态度非常清楚：文官政府去处理民生与经济，战场由革命卫队来主导。
佩泽希齐扬在内部会议上强硬表态，批评革命卫队持续把局势往更高烈度推，还反复把矛头指向邻国。他甚至把风险说成“倒计时”：如果还不推动停火，伊朗经济可能在三周到一个月内走向全面崩溃。瓦希迪的回应更直接：不妥协、不松口，总统的意见难以进入军方决策链条。
佩泽希齐扬作为民选总统，需要去面对面包价格、电费账单、工资发放这些最直观的民生压力，民怨的上升速度甚至快过汇率波动；瓦希迪所代表的革命卫队，更看重战略纵深、威慑信誉以及对手底线，担心一旦示弱，就会被对手持续抬高门槛，最终演变成“越退越危险”。
从社会层面来看，总统的焦虑并不难理解。伊朗在开战前经济就已吃紧：生活必需品通胀被推到115%的高位，购买力持续蒸发；超过40%的人处在绝对贫困线以下，这意味着许多家庭的困难已不是“消费降级”，而是要去为基本温饱做艰难选择。战争的到来，等于把一台本就老化的经济发动机被迫高负荷运转，问题自然会更快暴露。
一些主要城市出现ATM难以取现的情况，银行卡在关键时刻难以发挥作用；大型银行的网络服务频繁中断，转账与缴费都变得不顺畅。普通人真正感受到的不是宏观指标，而是非常具体的恐慌：现金拿不到、款项下不来、货架价格一天一变。与此同时，政府雇员在近三个月里薪资与福利发放也出现拖延，社会情绪自然更容易被点燃。
但瓦希迪不接受也有其逻辑：革命卫队认为危机的源头不在“打得太狠”，而在于美以的战略压迫并未停手。今天退让半步，明天对方就可能把要求再推高一截。强硬并非单纯逞强，而是要把对手拖入成本消耗，让对方先承受不住。
瓦希迪的经历也决定了他不可能轻易让路：两伊战争出身，长期在革命卫队体系内掌握关键岗位，还担任过国防部长，内部威望很高。此类安全体系人物往往更相信“安全优先”，也更不信文官政府能在谈判桌上顶住压力。
还有一笔更难回避的“代价账”。高层遭定点清除、基础设施被破坏、平民死伤增加，桥梁、公路、电厂、港口等关键节点出现残损。对许多家庭来说，这不是新闻里的统计，而是现实里“家里少了一个人”。在这种情绪基础上，如果突然停火却拿不到明确回报，社会层面很容易出现“这仗白打了”的愤怒，而这种情绪可能反过来冲击决策层的合法性与稳定性。
伊朗并非完全没有筹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能源运输要道，本身就是一张被各方紧盯的“能源闸门”，一旦出现封锁风险，油价可能被迅速推高。伊朗导弹与无人机的库存、打击半径以及持续消耗能力也在；再加上“抵抗之弧”的盟友网络，胡塞、真主党等力量具备外溢施压的能力。
但筹码同时也是双刃剑。把海峡当作杠杆，全球市场会先出现剧烈波动，外部反制也可能更强；把战线持续拉长，对手未必先崩，伊朗自身的财政承压、供应链紧张以及民生耐受度却会被持续消耗。更微妙的是，外部压力一旦缓和，内部问题往往会更清晰地浮现。
战争阶段许多矛盾可以被“特殊时期”暂时遮盖，但一旦停火，通胀、失业、贫困、腐败以及治理效率等议题会集中回到公共视野，社会不满也可能从“对外敌”转向“对内部治理”。这也是部分强硬派倾向维持高压动员的原因之一：他们担心的未必是停火本身，而是停火后随之而来的问责与清算逻辑。
眼下伊朗最难的或许不是简单选择“继续打”还是“立刻谈”，而是如何在不进一步撕裂内部的前提下，把国家机器重新拧成一股绳：对外需要明确可执行的红线与目标，对内需要给出可落地的纾困安排以及治理节奏；该强硬时要有强硬能力，该收束时也要能及时收束，避免前线消耗演化为后方系统性塌方。
战争从来不只发生在边境与天空，还会发生在预算表、粮油价格、权力结构以及民心温度计上。伊朗无论走停火路线还是持久战路线，最终检验点都在同一处——国家能否在风暴里维持基本秩序与凝聚力，避免把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自我撕裂的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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