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建国之初曾承诺限制战争带来的破坏，尽管这一承诺在历史上屡遭背弃。随着要求伊朗屈服的最后期限临近，唐纳德·特朗普非但没有对轰炸民用基础设施的威胁表现出丝毫悔意，反而变本加厉。
他随后补充道，人类正在逼近“世界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之一”。
最后这一论断或许不假。当这场冲突进入第五周，外界已很难对这位三军统帅保持信心。战事的拖延早已打破了他在3月9日许下的“短期行动”承诺。
特朗普曾威胁要将伊朗炸回“石器时代”。这一说辞源自美国空军将领柯蒂斯·李梅，他曾在1965年出版的著作中扬言要将越南炸回“石器时代”。
李梅的狂言在当时便饱受诟病。一方面，地毯式轰炸对越共武装的实际军事打击效果微乎其微；另一方面，这种极端手段只会加剧公众对这场战争的质疑，而美国最终也输掉了这场战争。
在20世纪60年代担任空军高层期间，李梅还犯下过其他草率的错误。在古巴导弹危机最严峻的时刻，他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一场会议上指责约翰·肯尼迪总统搞“绥靖主义”，仅仅因为总统决定对古巴实施封锁而非直接入侵。
当时的会议录音揭示了，在世界徘徊于毁灭边缘之际，李梅的建议是何等灾难。后来的情报证实，苏联当时在古巴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肯尼迪当时没有相信自己的直觉并致力于外交斡旋，核战争恐怕早已爆发。
准确严谨的措辞是化解那场危机的关键。肯尼迪以克制的语调，客观陈述了美国面临的具体威胁。
他避免了虚张声势，并极为谨慎地为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留出了台阶，使得双方领导人都能从危机的悬崖边体面后退。一年后，双方获得了足够的喘息空间，最终促成了核禁试条约的谈判。
如今，面对一场由他一手造成的危机，特朗普显然缺乏这种政治手腕。随着双方不断发表极端言论，局势目前看不到任何缓和的台阶。他似乎铁了心要将毁灭的怒火倾泻在那些他曾呼吁起义的民众身上，这几乎注定了他们对美国将抱有永久的敌意。
尽管几个世纪以来的国际法一直致力于保护平民免受最残酷的战火摧残，但战争终究会伤及无辜。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特朗普肆意威胁轰炸发电站、海水淡化厂和桥梁，这些言论一旦付诸行动，几乎肯定构成战争罪。
1977年《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第52条明确规定，“民用物体不应成为攻击或报复的对象”。正是基于这一原则，国际刑事法院此前一直试图逮捕涉嫌破坏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俄罗斯领导人。
界定何种程度的破坏构成战争罪并非易事。尽管现代武器具备精确打击能力，但政治人物的言辞却往往缺乏分寸。当这些话出自一位习惯性扭曲事实、且言辞前后矛盾的总统之口时，情况便更加堪忧。
尽管如此，如果轰炸不可避免，军方仍有办法限制破坏程度，且有大量随军律师可以提供专业建议。美国必须严格区分具有军事用途的发电站与纯民用发电站。此外，如果网络攻击能够达成同样的战略目标，其造成的附带损害将远小于传统轰炸。
同理，可能被用于运输军队或导弹发射车的桥梁属于合法的军事目标，但仅服务于当地社区的民用桥梁则绝不应被列入打击范围。至于为平民提供重要生活用水的海水淡化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遭到袭击。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战争造成的破坏都应是暂时性的。这既是为了契合特朗普反复强调的“短期战争”设想，也是为了避免付出长期的沉重代价。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在谈判前已明确要求对战争损失进行赔偿——这无疑构成了美方实施精确打击、限制破坏范围的另一个现实动机。
此外，美国应当向国际社会公开说明这些目标选择的依据。此举有助于重塑外界对美国严重动摇的信心。这位总统在发动战争前未能与盟友协商，事后却又经常嘲讽盟友没有更积极地参与他的战争，这种做法早已让盟友心生芥蒂。
这种透明度也将使白宫回归美国历史深处的一项悠久传统：努力以更崇高的目标进行更规范的战争，并为战后的和平制定周密计划。
诚然，美国并非总能实现这一目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就是深刻的教训。必须承认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汉堡、东京、广岛和长崎的轰炸导致了数十万平民丧生；尽管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每一次袭击都被宣称为“军事上的必要”。
尽管二战伴随着史无前例的暴力，但这场战争的初衷是正义的，且其目标得到了清晰的传达。远在战争结束之前，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描绘了他的愿景：一个围绕民主价值观和国际组织团结起来的世界。
事实上，正是在1943年末举行的一场会议上，他敲定了建立联合国的构想，而那场会议的举办地，恰恰是德黑兰。
1945年罗斯福逝世后，继任者们构建了此后为维护世界和平发挥巨大作用的国际架构。这一架构的缔造者并非天真的理想主义者，而是经历了全球战火洗礼的幸存者，他们比任何人都更不愿看到悲剧重演。
自复活节以来，带有“十字军东征”色彩的极端言论甚嚣尘上。特朗普及其团队应当铭记：如果未来真的发生地面入侵，美国将不可避免地需要土耳其的协助。土耳其不仅是北约的重要盟友，更是一个与伊朗接壤的穆斯林多数国家。
如果我们愿意翻阅历史，还有更多箴言可以作为指引。美国国防部编纂的《战争法手册》中，有极长的篇幅专门论述如何保护平民。在1949年《日内瓦公约》诞生之前，《海牙公约》同样包含了大量关于保护平民的条款。
早在林肯之前，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就已深刻认识到：作为一个既勇猛善战又坚守公平的国家闻名于世，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独立宣言》花了相当篇幅来界定这一理念的内涵，包括保护平民免受焚城之灾，以及谴责那些“在最野蛮的时代也罕见的残酷与背信弃义”的行为。
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建国者们始终致力于建立一个更美好的制度。
五角大楼《战争法手册》的开篇，引用的正是华盛顿向英军发出的呼吁。他提出，独立战争“应当按照人类制定的规则来进行”，双方应致力于“在各自的指挥范围内，惩处任何违反战争规则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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