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作为一个分属不同社会阶层的庞杂群体，准确定义甚难，更难的是对其作整体评价。韩愈曾从三个方面论书生，即习学诗书礼乐、修行仁义、遵守法度。铁骨铮铮，“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南宋丞相文天祥，是书生。明清易代之际，曹学佺诗“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所斥也是书生。高山流水，范张鸡黍，是历史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典范，而文人相轻相斥的例子也不胜枚举。
在《朕亦一书生：乾隆时代的君臣父子》中，学者卜键不仅聚焦“书生皇帝”乾隆的学识、性情、治国理念及其在禅让归政后的微妙权力运作，更将笔触延伸至他所统御下的时代群英：从纪昀、王杰等朝堂重臣，到钱大昕、赵翼等学界巨擘，再到曹雪芹、黄景仁等作家诗人，乃至和珅这一颇具争议的人物。作者通过丰富的档案文献，细腻剖析了这些“书生”在君臣父子纲常下的仕途沉浮、人性微光与情感世界，揭示了盛世光环背后政治与人性交织的繁复图景。
以下内容节选自《朕亦一书生：乾隆时代的君臣父子》，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朕亦一书生：乾隆时代的君臣父子》
作者：卜键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6年3月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1735年10月8日）子时，清朝皇帝胤禛崩逝于圆明园。五十七岁的他素来强健，孰料一天前身体出了些状况，居然如此之快就撒手尘寰，令朝臣毫无准备。胤禛有十个儿子，多数早夭，在世的以皇四子弘历最长，“趋诣御榻前，捧足大恸，号哭仆地”。诸王和重臣闻讯赶来，于榻前举哀，连忙操办治丧事宜：
遵照康熙葬事的礼仪程序，要将大行皇帝遗体以黄舆运回紫禁城，要安排前导、随扈和后护；
最小的皇子是圆明园阿哥弘曕，才两岁，派显亲王衍潢带人留下照看；
至于皇太后和众多宫眷，由庄亲王允禄照料进城；
按照丧仪，大行皇帝黄舆进宫时，皇四子弘历在乾清门内迎接，而他坚持在乾清门外跪迎，以表达哀思。
若说雍正之死有些匆遽怪异，以致众说纷纭，各种宫中秘辛簸扬至今，但他对帝位的传承早有安排，王大臣也都心中有数。传位遗诏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取下，当着一众王公大臣启封宣读，就此，刚过二十四岁生日的宝亲王弘历，由每日在上书房阅读用功的书生，一变而君临天下。他似乎没有任何的不适应，一系列新政随之颁布：驱逐宫内僧道，释放在监皇叔，求贤求言，厘正文体，施政由先前的严苛峻急一变而宽缓，赢得朝野称颂。而他不久后就以“书生”一词发布了长篇训谕，那段浩然之气与粗俗气、市井气的比对点评，更使朝野读书士子闻之振奋。
崇尚华夏道统，习学儒家经典，是清廷定鼎北京后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其收服汉人文人阶层、维持近两百七十年治统的重要制度保障。对于读书治学，清朝前四帝皆能“从我做起”，恪守春秋经筵之制，求知若渴的康熙还增加了日讲；他们为上书房精心挑选重臣为总师傅，也为每位皇子从翰林院选配了一对一的师傅，寅时即起床就学，至晚方归，一年只有寥寥几个休息日。至于明确为“书生”“书气”抗辩张目，则只有一个乾隆，声明自己就是书生，所信重的大臣多为书生，一番话痛快淋漓，然而未过几年，口风又有一些改变。
书生踏入官场，青衿易为补服，本来就会出现各种变化。而像弘历这样由书桌跃上御座，由上书房进入养心殿，不变更属不可能。弘历终生阅读，一辈子手不释卷，其对“书生”的认知评价后来有所修正，少了些热切称扬，多了点斥责讥嘲，却也未发生根本的改变。
“书气二字，尤可宝贵”
书生，读书人之谓也。
先秦多称儒生，两汉后“书生”一词较多出现在典籍中，本书所论多为科举入仕者。清朝接续前明的科举体制，以乡试、会试为考选官员之正途，故放眼望去，一朝朱紫多是书生。南书房、翰林院为皇帝的文学侍从，庶常馆乃皇家最高学府，各省学政、各地考差皆皇上钦命拣发，非进士难有此差使。由十载寒窗、穷饿困乏的书生进入官场，难免有些人不能适应；个人才华禀赋不同，考试所要的文字功夫与复杂的行政管理不同，也会有人不适合；而清朝马上得天下，皇子王孙大多亲冒锋矢，功臣勋旧皆从死人堆里滚出来，常会嫌弃文人的柔弱酸腐，加以打压或出语讥讽。于是在一些督抚密折中，便有指责下属“书生之见”“书气未除”之类说法，要求将之改调教职，多数也还真就被改任或降革。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六日，新帝乾隆连颁数道谕旨，其二专为疵议书生的官场积习而发，谕曰：
朕阅督抚参奏属员及题请改教本章，每有“书生不能胜任”及“书气未除”等语。夫读书所以致用，凡修己治人之道，事君居官之理，备载于书。……人不知书，则偏陂以宅衷，操切以处事，生心害政，有不可救药者。若州县官果足以当“书生”二字，则以易直子谅之心，行宽和惠爱之政。任一邑，则一邑受其福。莅一郡，则一郡蒙其休。朕唯恐人不足当书生之称，而安得以书生相戒乎！
弘历旁征博引，以商代贤相傅说、周成王的语录，证明读书明理对于处事行政的意义，申明官员不读书的害处，提倡州县官以“书生”自励，待民宽和惠爱。针对那些讥讽书生迂腐、嘲笑书呆子气的观念，他还以自身为例，痛加驳斥：
若以书生为戒，朕自幼读书宫中，讲诵二十年，未尝少辍，实一书生也。王大臣为朕所倚任，朝夕左右者亦皆书生也。若指属员之迂谬疏庸者为书生，以相诟病，则未知此正伊不知书所致，而书岂任其咎哉！
实为堂皇正大之论、精辟精彩之论！古往今来，世上都不乏迂拘之人，不乏陈腐之书，却不能归咎于读书，更不宜视为官场读书人的通病。弘历指出“迂谬疏庸”之官正在于不知书，或不解书义，岂可归咎于儒家经典！
书气，又作书呆子气、酸腐气，更是贬毁书生的俗词，乾隆在此旨中斥之尤力：
至于“书气”二字，尤可宝贵。果能读书，沉浸酝酿而有书气，更集义以充之，便是浩然之气。人无书气，即为粗俗气、市井气，而不可列于士大夫之林矣。是书气正宜从容涵养，以善培之，安可劝之使除，而反以未除者为病乎？
对“书气”贬低不独满人勋贵，在中国历史上由来久矣，而新天子高度评价，说是若能认真向学，浸润酝酿，再追寻义理，持之以恒，书卷气就会成为浩然正气。大哉此论！
《如懿传》（2018）剧照。
康熙晚期，朝廷上下人事纠结牵缠，各州府贪腐渐趋严重，积欠甚多。雍正帝登基后以雷霆之力打击政敌，整肃官场，剔除时弊，常惩处那些贯彻执行不力者，责斥他们做老好人、卖交情。于是，“做好人”便成为官场的大毛病，成为不尽责、不称职的代名词。弘历对此一说法亦觉荒唐，质问：
且朕闻外间斥人之短，每云伊欲做好人。朱子云：“学者通病，在思作贵人，而不思作好人。”人果欲做好人，行好事，则甚有益于民生，有益于国事，造福无穷。若以好人为戒，不几相率而拂人之性乎？凡此皆系识见粗鄙，不知治体，不明大义之言。朕今姑发其蔽而教戒之，尚各翻然思悔。
一个语词的含义，常也是繁复层叠的，官场的所谓“做好人”另有所指，实为政坛上沿承已久的弊端。青年天子信笔发挥，措辞犀利，当然也不会有人出头解释。
颁发此谕之时，弘历刚刚登基一个多月，不太熟悉朝政运作和官场规则，胸中激荡的多属书生意气。他见折奏中不断出现贬低读书人的说法，意识到其背后那股子保守愚昧势力，遂痛加批驳。这番话气象正大，理直气壮，必也出自亲笔，非一般御用文人所能撰作，亦非他们所敢论议。
布帛菽粟之文
对书生、书气大加肯定，是因为刚登基的弘历头脑简单吗？怕也未必。与此谕同日，乾隆发布的第一道谕旨是“命厘正文体，毋得避忌”，主要应是针对在朝书生，要求他们尽快改变浮靡空疏、满纸假话套话的文风。谕旨说文运与政治相通，应当“修辞立诚，言期有物”，“理为布帛菽粟之理，文为布帛菽粟之文”“勿尚浮靡，勿取姿媚”，尤其要实话实说，扫除“从前避忌之习”。对于弥漫朝廷的公文和奏章的通病，新天子早就看在眼里。此后不久，发生了一个争持数年的“烧锅事件”，使之对朝中出身翰林的大员有了更深认知。
烧锅，此处指酿酒的作坊。乾隆改元后，畿辅连年亢旱，山东、河南也是大旱少雨，粮食严重匮乏。京师却有人将平粜的官米囤积起来，再运往通州造酒。朝廷闻知后亟命禁止，接着就降旨查禁烧锅。弘历起初也有些犹豫，怕影响百姓生计，得知垄断造酒的多为富民，“串通胥役，敢于触禁肆行，并非贫民无力者之生业”，即下决心在北方五省永行严禁。
对弘历自以为经过深思熟虑的利民之举，刑部尚书孙嘉淦上疏提出异议。嘉淦素来忠直敢言，认为烧锅之禁对执业者生计有害，且无益于储存粮食，“止宜于歉岁，而不宜于丰年”。乾隆命王大臣会同九卿详议，表示禁酒本为节省民食起见，“若果严禁烧锅不但于民食无益，而且有害，朕旨可收回。何难改正耶？”姿态已近乎古之圣君，可并未出现热烈讨论的局面，六部九卿大多置身事外，缄口不言。弘历颇为失望，联想到多数官员对旱灾的漠然，降谕切责。谕旨中引用韩愈诗“中朝大官老于事，讵肯感激徒媕娿”，刺其瞻顾依违，怒其缺少忠君爱民之心，已显现厌憎之意。他哪知众臣虽曾为书生，可居官多年，早已历练得圆融老到，尽管皇上责备，可没有点名，仍没人愿意伸头。
此时的文学近侍中，以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方苞最受倚信，受命编纂《钦定四书文》，确定“清真雅正”的标准，意在端正学风，造就可用之才。方苞还建议于经筵中添加御论环节，即在满汉讲官讲毕，由皇上自己阐发文义，结合时政，对众官宣讲，弘历欣然接受。方苞一生坎坷，晚年蒙乾隆倚重，也是竭诚奉献。三年十二月，北方的灾情仍未见好转，方苞觉得不宜缄默，奏请禁止烟酒。这是他第二次提出此议，反驳孙嘉淦关于禁酒病民的说法，并由制酒扩大到种烟，认为都是造成粮荒的罪魁，应在全国严禁。
这位大儒文章精妙，亦擅长煽情，说自己血气日衰，饮食日减，担忧来不及将心里话上达圣主，也在奏折中直截了当，点名批评孙嘉淦、尹继善等疆吏目光短浅，兹引两小段：
在内之公卿，不过牵于庄头之厚利；在外之督抚，不过惑于司胥吏之浮言，又恐有亏关税。今见万民饿殍，圣主忧劳，则九卿督抚必不忍饰浮说以相阻挠，即庄头土豪亦不敢干功令而犯众怒。
即如目今各路凶荒，向使民间多留一石之粟米，较之官为采买运输所省国帑不止一倍；若目下早定一日之大计，则后此可释我皇上一日之忧劳。
方苞这种话语模式，恰属于乾隆批评过的官话套话，乃知这种文风之所以长盛不衰，就在于皇上喜欢。乾隆听得入耳，即命内阁大学士集议。结果是通告南北各省，无论丰年歉年一体禁止，即便以苦高粱、大枣、柿子、葡萄等造酒亦不可。种烟之地必须改种稻谷，自明年元月起再有种烟者，照私开烧锅例治罪。
《延禧攻略》（2018）剧照。
一般说来，到了这一步，孙嘉淦就该闭嘴了，但是不，已出任直隶总督的他，对民情的了解更为具体，遂再次上疏反驳。所奏有一个统计，直隶自禁酒令下达后，前任总督李卫一年内就拿获三百六十四起、一千四百四十八人，自己抵任一个月又增加七十八起、三百五十五人。这还只是申报到总督衙门，不包括各州府自结之案，不包括吏役受贿私放者，也不包括那些受到牵连的人，“一省如是，别省可知。酒禁如是，烟禁可知。烟酒之禁果行，四海之内，一年之间，其犯法之人、破产之家不可数计矣”。他说酿酒种烟皆百姓谋生之道，将他们作为罪人，并非“致吾君于尧舜”的长策。且查禁刺激了官员吏役的贪腐，各级官衙都存着抄来的酒及变价之银，官吏兵役热衷于搜缴查拿，百姓苦不堪言，“弱者失业，强者犯令，十百成群，肩挑负背。盐枭未靖，酒枭又起”。嘉淦坦言禁酒令未使百姓喜悦感激，带来的只是混乱和灾难，奏曰：
夫天下事，为之而后知，履之而后难。从前禁酒禁曲之议，不惟大学士九卿等俱属纸上空谈，即臣言宜于歉岁、不宜于丰年，犹是书生之谬论。身亲办理，逐案发落，乃知夺民之资财而狼藉之，毁民之肌肤而敲扑之，取民之生计而禁锢之。饥馑之余，民无固志，失业既众，何事不为？则歉岁之难禁，似更甚于丰年。……今大学士及方苞等所议，皆系空言，不适于事。
这才是布帛菽粟之文。书生出身、一身浩然之气的孙嘉淦是在为民请命，疏中的关键词却是批评“书生”。在京师时，他认为歉年缺粮，应当查禁与民争食的酒坊，而一旦深入考察，始知“犹是书生之谬论”。嘉淦以自我反省来批驳阁部之论，虽没明说指哪些人，然一句“纸上空谈”，也就表达得明明白白。
这件奏疏同样给弘历带来极大震动，认为“于国体甚有关系”，自己会细加酌量。我们可看到的是，之后的六十年，谕旨中不断出现“伊原系书生”“拘于书生之见”“此皆书生不识事机之语”“书生拘墟之见”“书生习气”“懦弱书生”“文怯汉人”的说法，在证明弘历出现了认识和观念改变，当初对书生的赞誉之辞，不多见了。
圣意两徘徊
弘历的上述谕旨皆缘事而发，贯穿治国理政的长过程，各有原因，似也都能反证或补证其对书生的重视。如雍正末年苗疆动乱，刑部尚书张照主动请缨，授以抚定苗疆大臣，因调度失宜、文武不和、矛盾丛起，弘历继位后断然将之革职。审讯中，张照鼓动将领告状、归罪大学士鄂尔泰（前云贵总督）的事又被揭出，论为斩刑。其间应有鄂尔泰的报复，而弘历心知肚明，降旨赦免，先命在武英殿编书，很快起为内阁学士、南书房行走。有人议论处理得太宽，上谕曰：
伊原系书生，不谙军务，今复用为学士，亦只令司文墨，未尝加之重任。凡此诸人……倘皆弃而不用，则天下岂有如许可用之全人乎？
对于张照作为书生大臣的长与短，弘历都很清楚，仍深爱其才，有意加以保护。
更典型的例子是刘统勋。
统勋清正明练，办事结实，不畏权贵，卓然有古大臣之风。乾隆元年擢为内阁学士，二年改调刑部侍郎，以丁忧归乡，而在返京后即升任左都御史，深得器重。第二次平准之役，阿睦尔撒纳煽动暴乱，定北将军班第、参赞大臣额容安陷入重围，而定西将军永常不仅不火速救援，反而自撤台站，惊恐退缩。刘统勋时任陕甘总督，也上疏请求让军队退守哈密，文中还特意申论内外之界，大意是变乱地域皆属藩部，不值得大动干戈。乾隆览奏大怒，斥责“永常恇怯于前，刘统勋附和于后”，“一将军、一总督无端自相恐怖”；斥责他们“置班第等于不问”；亦严词批驳所谓内界、外界的谬见，谕曰：
试思各部自归诚以来，悉已隶我版图，伊犁皆我界，尚何内外之可分？
指出伊犁等已入大清版图，哪里还有什么界内界外！而天子之怒如迅雷飙风，谕令将刘统勋革职拿问、押解进京的军机处字寄尚在路上，京师已开始抄家抓人，其长子刘墉被革职逮治，次子刘堪也被关进刑部大狱。
一个月后，乾隆怒气稍解，念及刘统勋一向清廉奋勉，传谕免予治罪。他说刘统勋的职责在于筹办粮饷马驼，军队的前进和后撤，系由将军决定。如果是圆熟模棱之人，缄默自全，反而可不担任何干系，因此其言虽荒谬刺耳，其心坦诚，尚可以原谅。谕旨将永常与之比较，指出刘统勋作为书生，敢于提出建议，已属难得：
况永常尚不识死绥之义，何怪于懦弱书生！刘统勋在汉大臣中平日尚奋往任事，朕于万无可宽之中，求其一线可生，予以自新之路。刘统勋着从宽免其治罪，发往军营……办理军需，效力赎罪。倘伊以为士可杀而不可辱，欲来京甘受典刑，亦惟其所自处。
最后一句，推测是担心刘统勋上了倔脾气（即所谓“书生执拗”），特特点明以诫之。统勋实在并非懦弱，却读懂了皇上的意思，唯有磕头谢恩。
仅过数月，弘历就将刘统勋补授刑部尚书，并再次为之辩解：
当其时，刘统勋因目击永常匆遽情形，骤闻其言，未能深察，是以张皇失措。夫永常身为将军，膺阃外之重寄，尚且怯懦退回，甘心偾事。刘统勋本系书生，未娴军旅，其所陈奏识见固属冒昧舛谬，尚为乃心公事。假使彼时藉口于职在文臣，办理军需，不与师行进止，模棱观望，缄默自守，转可安然无事。且如策楞、玉保等皆统兵大臣，当阿逆穷窜逋逃，距军营密迩，乃仍徘徊不进，坐致远扬。彼三人者皆满洲蒙古世仆，勇敢旧风未远，而皆选懦至此。以刘统勋文怯汉人，相提并论，则其过为可谅，而其心转为可嘉矣。
既保护了刘统勋，又要给他戴上一顶懦弱书生、文怯汉人的帽子，再说其心可嘉，说他比那些满洲蒙古将军更为坦荡勇敢，文义显得繁复缭乱，却隐隐有一道心理轨迹可循。
《延禧攻略》（2018）剧照。
对于自己的儿子，弘历在要求他们学习儒家经典的同时，又不忘满人的骑射传统，申诫不得沾染文人积习。三十一年五月，乾隆见十五阿哥永琰所执扇头有题画诗，拿过观看，文理与书法都不错，出于十一阿哥永瑆之手，心中很高兴。弘历曾两次秘密立储，皆早夭，一直注意观察诸子，而对六岁的永琰应已有所属意。至于十四岁的永瑆，自幼酷爱书法，也令乾隆喜欢。然看到落款的“兄镜泉”三字，不禁勃然变色。此时距清室入关已历一百二十余年，满人汉化渐深，面临着如何保持民族特性的问题。乾隆常怀忧虑，皇子之间的书生酬唱题赠之习再次敲响警钟。本来的书窗风雅，被斥为鄙俗可憎，认为永瑆正少年读书、涵养德性之龄，不宜做此种浮伪之事。弘历将此归咎于“师傅辈书生习气，以别号为美称，妄与取字”，指出皇子读书，惟当讲求大义，而不在于寻章摘句，以虚名相尚。这篇谕旨很长，也回忆了先皇在他二十二岁时钦赐斋号之往事，重点则在后面的话：
我国家世敦淳朴之风，所重在乎习国书，学骑射，凡我子孙，自当恪守前型，崇尚本务，以冀垂贻悠久。至于饰号美观，何裨实济？岂可效书愚陋习，流于虚谩而不加察乎！设使不知省改，相习成风，其流弊必至令羽林侍卫等官咸以脱剑学书为风雅，相率而入于无用，甚且改易衣冠，变更旧俗，所关于国运人心，良非浅鲜，不可不知儆惕……阿哥等诞育皇家，资性原非常人可及，其于读书颖悟，自易见功。至若骑射行围等事，则非身习劳苦，不能精熟。人情好逸恶劳，往往趋于所便。若不深自提策，必致习为文弱而不能振作，久之将祖宗成宪亦罔识遵循，其患且无所底止，岂可不豫防其渐耶！阿哥等此时即善辞章，工书法，不过儒生一艺之长，朕初不以为喜。若能熟谙国语，娴习弓马，乃国家创垂令绪，朕所嘉尚实在此而不在彼。
前人有投笔从戎，此时则有“脱剑学书”。一番话发自肺腑，也不幸为大清之谶！此后仅数十年，本为战斗民族的满洲女真，多数已“习为文弱而不能振作”，面对外敌入侵，想找一个统兵将帅都不易得了。然将此全然归罪于“书生习气”“书愚陋习”，不亦偏乎？
“百无一用是书生”
与弘历对书生的复杂心态大致相合，乾隆朝的文化与学术，大多呈现着缠结的状态：一方面是禁言禁书，苛细吹求，不断制造出大大小小的文字狱；另一方面是学术兴盛，彬彬济济，官修《明史》与《四库全书》等先后行世。正因为他对古代典籍浸润较深，能读懂那些弦外之音，断然出手惩治，书生们无论在朝在野，都变得小心谨畏。这也是一种变化，一种皇权压制下的士风变迁，先降低嗓门，再到集体缄默。当缄默也可能被指为腹诽或包藏祸心，大量文句华美的颂圣之章便应运而生，嗡嗡营营，竞为高亢。今天的史学家常讥刺和珅不学有术，最擅长拍皇上马屁，实属选择性批评。试看弘历身边那些个文学侍从之臣，无论是在枢阁还是翰詹，不管到了多高位置，又有几个不是如此呢？
于是，“书生”的光晕渐渐消退，不再需要那些目不识丁的满蒙王公大臣（乾隆间满蒙王公大臣、内务府官员中书生激增，不识字者越来越少了）挑剔指责，颇多汉臣已自惭形秽。翻看那些大致雷同的谢恩折，触目皆是“臣材同樗植、质陋蓬心”之类自贬之词，当然不是出于真心，却写得极为真诚，演为一个基本的话语模式。
《乾隆王朝》（2003）剧照。
恃才狂傲、唇天齿地本是文人常态，所谓“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是也，此际虽较为少见，却也不可能绝迹。如博通载籍、慨然有用世之志的黄景仁，“见者以为谪仙人复出”，“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却是久困场屋，蹉跎早逝。这位文坛奇才与曹雪芹同时而稍晚，也是贫病交迫，未曾得到几缕盛世的阳光。“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是黄景仁的纪事诗，一色白描，真如郁达夫所评“语语沉痛，字字辛酸”。更为辛酸的是他在《杂感》中的名句：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这大概是“读书无用论”的一种极端表述。人情势利，自古皆然，此时会较多一些吗？虽难以统计，却出自一个穷书生的切肤感受。百无一用之说，有点儿调侃，有点儿自省与自嘲，不宜当真，又绝非作假，应于言外求之。两句连读，能见出黄景仁的刺世锋芒，打压与弃掷读书人，还算是盛朝景象吗？
拣读清朝档案史料，此时朝廷也可称重视人才，正科恩科，大挑拔贡，加上皇帝出巡途中的召试等等，书生的出路和机遇不可谓不多，可仍多有饱学之士被隔在体制之外。其间有淡泊遗世、专心著述者；有性情偏激执拗、愤世嫉俗者，更多的则在求仕的长路上左冲右突，终不得其门而入。景仁即属此类书生，好不容易得毕沅一笔资助，立即就去捐纳一个县丞，迟迟得不到实缺，短促一生身如飘蓬，忽而京师，忽而外省，最后病逝于西行求食的途中。
即使有幸考中进士，选入庶常馆，留在翰林院，也多有沉抑下僚者，景仁的同乡好友洪亮吉即其一。亮吉曾以才学得到弘历赏识，庶吉士未毕业即钦派考差，接下来出任贵州学政，“两年前尚一书生，持节今看万里行”，是怎样的意气风发！任满回京，入为上书房师傅，上眷不移。然其孤傲个性为权臣和珅所不喜，上升之路便被堵住，淹煎数年，仍是一介编修，借故辞归。太上皇驾崩，和珅被赐死，朱珪（嘉庆的师傅，也是洪亮吉的座师）进入权力核心，函召在家乡的亮吉回京，然翰林院乃至整个官场的风气并无改变。洪亮吉期待大用，接的差使却是编纂《高宗实录》，心高气傲的他又要请假，也再次获得批准。临行前有所不甘，洪亮吉奏上一本，议论朝政，矛头则主要指向翰林院，对所见的无耻行径予以揭露：
十余年以来，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矣；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求为私人者矣；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与抗礼者矣。太学三馆，风气之所由出也，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矣；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矣。翰林大考，国家所据以升黜词臣者也，今则有先走军机章京之门，求认师生，以探取御制诗韵者矣；行贿于门阑侍卫，以求传递代倩，藏卷而去，制就而入者矣……夫大考如此，何以责乡会试之怀挟替代？士大夫之行如此，何以责小民之夸诈夤缘？辇毂之下如此，何以责四海九州之营私舞弊？
这是清朝的一道名疏，嘉庆曾置于御案上，反复阅读，却因疏中有谤讪之语（伊写得兴起，随笔带了一句皇上起床较晚之语），将洪亮吉下狱审讯，遣发新疆。颙琰公开称道此疏的忠贞与犀利，命主审亲王传达“亮吉读书人，体弱，毋许用刑”之旨，又谴责洪亮吉“平日耽酒狂纵、放荡礼法之外，儒风士品，扫地无余”，进而谴责那些翰詹官员：
近日风气，往往好为议论，造作无根之谈，或见诸诗文，自负通品，此则人心士习所关，不可不示以惩戒。岂可以本朝极盛之时，而辄蹈明末声气陋习哉！
此事发生在太上皇帝崩逝未久，颙琰亲政，仍是先皇的腔调。
原文作者/卜键
摘编/何也
编辑/张婷
校对/陈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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