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不确定难预料，国资系统踌躇满志|国企改革|国资委|国资系统|央企

本文发星球，星球题目为《从被动守护到主动战略布局：国资系统踌躇满志》，全文5000+，除第三部分涉及新设部门外，分享70%。

本想挑战一天写三篇，再写一篇对伊朗的看法，但右手大拇指关节实在不支持，只得作罢，今天打字超过9千，基本恢复状态。

这几年，国资系统动作越来越积极，更多走向前台。近期有三件事，合在一起体现了国资系统的战略调整，而国资的动向，也反映了国家意志的调整。

第一件事：国资委新设立境外国资工作局，主要职责为指导所监管企业国际化运营和境外资产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承担所监管企业境外资产监督有关工作，加强境外投资经营等方面风险防范化解，承担境外突发事件和危机处理有关工作。

注意，能在非机构改革年新增机构编制，这显然代表国家意志，这次新设并没有增加国资下属司局数，而是“1换1”，换掉了一个很重磅的部门，这代表的改革意味就更重了。

第二件事：经济观察报透露，《中央企业功能界定管理办法》即将出台，该办法是继十年前首轮中央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工作之后的第二轮，这次改革最重磅的就是增加值核算方法的细化与落地。

提升增加值是2023年12月央企负责人会议上提出的“五个价值”之首，其他四大价值是功能价值、经济增加值（EVA）、战略性新兴产业收入和增加值占比以及品牌价值，2024年国资将“五个价值”纳入央企核心考核指标，同年12月在此基础上提出“五个结合”，可以说是上一轮三年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的核心之一。

第三件事：由张雪机车的成功，带出了浙创投这家地方国资基金。全国范围内浙江国资基金以“大胆投”著称，背后是这几年探索的国资投资按生命周期进行考核的全新机制，契合鼓励国资“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不将短期财务收益作为唯一导向”。

当然国资投资还存在很多问题，小镇之前也分析过，但客观来说，在美元基金退潮后，以央国资为代表的国家资本，成为了国内最主要的长期耐心资本，掌握硬科技、有追求的科技创业公司，更欢迎国资入股。

为支持长期耐心战略投资，也配套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比如2024年9月国常会提出“要推动国资出资成为更有担当的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完善国有资金出资、考核、容错、退出相关政策措施”。对这一举措，传统西方派、市场派、金融派持怀疑态度，这种怀疑可以理解，按照传统西方理论，国家资本和效率创新是矛盾的，但西方经济学并不适用于中国，特定情况下，在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统一协调下，央国资也能发挥强大的支持创新能力。

近期创新药就是典型。小镇2024年就曾谈到过：要对中国创新药为代表的生物医药产业抱有信心，虽然美国领先优势仍然不小，但存量差距之外，还要看到增量趋势。

总的来说，小镇当时判断2025年的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就好比2020年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2020年，合资车仍以64%的市占率稳居中国乘用车市场主导地位，德系日系分占25%，然而中国自主汽车品牌已经开始崛起，仅仅三年后的2023年，中国自主汽车品牌销量首次全面超过合资品牌，比亚迪更登顶中国乘用车年度销量冠军，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也从2020年的5.4%跃升至32%。

2026年，小镇更新对中国生物医药的看法，整体上可以类比2021年的中国新能源汽车。

为支持国内生物医药产业，同样调动了政策和国有力量进行扶持。比如被诟病的国谈和集采，小镇就谈过要以集采为中国创新药腾挪医保基金额度，通过市场机制鼓励创新药发展，2024年的第十次集采就是一个标志点，具体可以看《》。

国家意志、政策调整带来的支持效果非常强烈，近期创新药板块异动，就跟2026年九号文有关，也就是继2015年上一轮药品价格改革全面放开政府定价后，时隔11年再次以国家名义就药品价格议题发布纲领性文件，文件名很直观：《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其中关键变化之一是强调商业保险的作用，将商业保险从创新药支付的“买单方”升级为价格形成的“参与者”。

这一核心变化，也是小镇2024年12月《》一文强烈建议的改革方向，在这篇文章中，小镇分析：中国医药政策体系不完整，兜底已经比较扎实了，但缺满足高需求的部分。解决之道还是多元供给，要在国家基本医保之外，强化商业医疗保险，要满足患者吃更好药、享受更好医疗环境和服务的正当需求。

提出的政策改革建议是：基础医保兜底，商业医疗创新，如此方能良性循环。希望在“十五五”期间，商业医疗保险能够真正激活，两条腿走路才稳。

欣慰的是，“十五五”规划刚通过，加强商业保险推进创新药发展的改革，就落地了。

小镇对国内政策的把握和预判，经受住了考验。其实这种分析并不难，只要相信当前个人、行业能够看到的问题，国家决策者也一定能看到，还要相信国家一定会想办法解决，有这这两个基本信心在，结合现状分析，就不难得出未来改革的方向，没什么神神秘秘的，更不需要所谓的小道消息。

回到今天要写的国资，近期这三件事看似分散，但内核统一。小镇认为：关键在于国资系统从过去10年的被动守夜人，向战略布局者转变，关键背景是响应国家战略规划，应对不确定难预料挑战，在空间、时间、规则上提前布局，更要对当前存在的短板弱点进行战略补位。

先说张雪机车背后的国资投资。

中国长期以来缺长期耐心投资，缺支持科技创新的风险投资，高度依赖建立在抵押基础上的银行贷款，但银行天然厌恶风险，又因为中国金融体系高度依赖银行体系，银行体系最核心的就是防止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

比如近期针对中小银行合并，国研中心金融研究所陈道富副所长释放放缓信号，提出中小银行改革可分为“止血、输血、造血”三阶段，重点要完善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机制，提出要对风险化解做出过渡性安排，核心就是不能急。

同样的，为了降低银行系统压力，目前央行也推迟了降息。

在这一情况下，指望民企民资并不现实。比如互联网大平台，赚走了大量的容易钱，进行了一些攻坚，但也把海量资金砸向了低利润的民生行业，这是典型的资本无序扩张和不正当竞争。

在当前中国，从长期耐心资本角度，市场机制已经失灵，能够补位的，只有国家资本，这也对上了国家特别看重的培育新兴未来战略前瞻性产业。

新一轮央企功能界定和考核办法，尤其引入增加值核算，也是在补位，补的是评估企业发展的价值坐标不足。要在传统追求规模、利润以及常规社会价值之外，引入新的评价体系，追求从账面利润向创造真实国民财富转变。

为了做好增加值核算，就必须进一步细化央企分类。

十年前分为完全市场竞争的商业一类、重要行业关键领域的商业二类以及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公益类，需要进一步细分。

细分的原则仍然延续解决考核“一刀切”问题，只是在国企改革进入“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深水区后，要有相应的调整，毕竟十年过去了，全国从顶层设计到各专门领域，都发生了巨大调整，当年的央企分类就显得过时了。

过时体现之一是央企分类考核的制度层级太低，不过是低层级的部门规范性文件，已经跟不上国资监管法治化进程。这就导致一旦涉及跨部门协调以及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就导致具体落实时弹性空间过大，当前弥补措施是通过行政手段进行调整。

比如2024年对央企全面实施“一企一策”考核，以统筹共性量化指标与个体企业差异性，但这只能应急，不能长期化，毕竟国资系统人手非常紧张，有经验的处级、资深正科就更少了。也正因为“一企一策”的政策倾向，小镇才说去年某省“三资改革”提出的“三个尽可能”是不对的，后来也被纠偏。

还是要建章立制，以规则而非人治推进工作，在这个过程中，还要解决上一轮分类与现行法律、监管规则之间的“兼容性”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上一轮改革核心要求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这跟当前要求央国资更多承担长期耐心战略资本的导向并不一致，也跟国有资产大量承担不可能赚钱的公共服务的现状产生了制度冲突。

此外，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央国资资产构成、业态扩张也已经大大超出了十年前的设想，比如数据资产到底怎么算？国资大量参与的高端芯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又怎么算？国资改革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型，又该如何体现？

更不要说围绕这些核心问题，引发了更尖锐的次级矛盾。比如过去片面追求规模大，那么大型央企就可以通过内部流转，在账面上虚增营收，这些内部流转的业务，真的是效率最高的吗？能不能通过集团外市场化购买提供呢？在追求规模的考核下，各个央企都在追求全体系覆盖，内部产生了大量依赖内部关联交易、缺乏市场竞争力的僵尸企业。

当然，还是要平衡，不能搞极端化，倘若一刀切禁止内部关联交易也不行。比如一些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领域，内部交易恰恰是安全基石，还有提供稳定就业的社会价值，也需要考虑，当然也要考虑降低改革阻力。所以还是要进一步细化。

这项改革还未正式开始，考核指挥棒的调整，必然会极大改变央企的运营和投资决策，而增加值核算，也会大大提高央企的透明度，各家央企的贡献就能用一个更加客观科学的指标衡量。

还要注意，这项改革也有很多前置工作，比如小镇在2024年11月《》一文解读的“强化覆盖全级次子企业的穿透式监管”，这项改革也跟存量国资的盘活高度相关。

最后就是新成立的司局级部门：境外国资工作局。

（以下省略1408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