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求平等的道路上：人们如何打破顽固的不平等|契约|财产权|追求平等

“努力就能成功”“奋斗能够改变命运”这套优绩主义的话语，构成了这个时代最深入人心的信条。然而，在历史上常常发生的确是：即使机会、教育资源与努力程度相当，结果却仍未必相同。类似的现象，恰好可以成为理解谢晶《平等悖论》一书的入口，她在这部新作中直指一个令人不安的核心问题：为什么在一些历史阶段人们越是奉行平等，现实中的不平等反而越严重，甚至以更难以捕捉的形式不断涌现？这是《平等悖论》想要揭示的深刻悖论。

平等观念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系统化并产生广泛影响。从那时起，现代社会将平等奉为圭臬，但不平等却始终存在并渐趋极端。数据显示，全球最富有的1%的人口掌握着43%的财富，超过后95%人口的总和。如何解决不平等？大部分人的思维惯性：通过解决不平等来实现平等，但这也预设了一个前提——平等的“理念”本身并无问题。即便陷入困境，人们反思的更多是践行平等的过程，而非理念本身。

其实，人们在平等的“理念”上就陷入了僵局。《平等悖论》从关注“不平等”转向探究“平等悖论”，视角的转换意味着：不再满足于批判不平等的表象，而必须追问：为什么某些群体的劣势会被反复生产？为什么人们总是在无意间巩固了特权？哪些观念构成了现代社会占绝对主导的平等理念？在展开分析之前，作者先对三种流行“常识”进行了反驳：一，不平等并未真正减少，在更多情况下是转移或新形式的更新，形成了视野盲区；二，经济发展不一定促进平等，最先走上工业化和民主之路的西方发达国家，不平等的情况甚至愈演愈烈；三，1%的富人造成不平等，而多数人可能无意中成为特权的共谋。

基于这些反思，谢晶将深层机制归纳为四个“观念陷阱”——自然-本性、财产权、进步观、社会契约。这四个陷阱之所以值得警惕，不是因为它们明晃晃地为不平等辩护，而是因为它们恰恰构成了现代社会关于“平等”的主流话语的内核。换句话说，人们用来追求平等的武器，在某个角度来说，它们本身会导致不平等。

“人生而平等”——这是启蒙运动以来最响亮的口号之一。启蒙运动用“自然-本性”来证明每个人从出生就拥有一样的本质，都有着同样的尊严。但谢晶尖锐地指出，“自然-本性”这个概念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用来论证平等，也可以用来为不平等提供看似客观的辩护。现如今，人们常常看到的是后者，用“自然-本性”证明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差异（基因），证明主导与附属的合理性。例如男性天生比女性更擅长数学，女性天生更适合照料家庭。最典型的例子，是对“母性”的建构。当一个社会反复强调女性“天生”就更适合照料家庭、“天性”就更温柔细腻时，它实际上完成了一个隐秘的置换：将社会分工的结果，伪装成生物学的起点。女性承担了绝大部分家务和育儿责任，不再被理解为不平等的分配，而成了顺其自然的事情。更隐蔽的是，还同时贬低了这些劳动的价值。既然是天性，那就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技能，也不是劳动，当然也不需要被赋予经济报酬。于是，明明是社会分工的结果，但其价值却被系统性地抹杀。谢晶认为，只要发生在群体生活中的行为，就会有社会参与并建构。社会建构的事物，往往被自然化和天性化。奇怪的是，被天性化的往往是特权制度和权力关系的规范。

在当代主流话语中，“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几乎成了不容置疑的信条。但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财产权的确立过程，从圈地运动到殖民扩张，本身就伴随着剧烈的占领与剥夺。问题在于，这种财产的精神在如今许多方面仍在施展自己的逻辑，乃至于婚姻家庭观也以财产观为底色。财产权被呈现为一种天然的、去历史化的权利，仿佛它从来就在那里。于是，后来的不平等分配，就可以被解释为个人能力和努力的结果，而不是历史的偶然与权力的暴力。这正是谢晶所说的“陷阱”：财产权的话语体系，让不平等获得了道德上的正当性。

“进步”与“平等”之间存在一个深刻的悖论。一方面，进步是平等的前提，为了实现平等，需要进步到一定程度，而这需要漫长的过程。另一方面，进步又以不平等为前提，按照优绩主义的逻辑，为进步付出更多努力的人，应该比别人享有更多好处，否则不利于进步。这个悖论建立在一个预设之上，即“如果不进步，那么大家都很惨”，这就催动社会必须不断进步。但这也意味着，人们把平等本身当成了终极目的而不是过程。每一次“进步”都有其代价，烟酒销售与医疗建设被算入GDP，烟酒销售得越好，医疗需要也越大，但代价则是人们的身心健康。人们有时甚至陷入了为进步而进步的怪圈，似乎无法确定平等惠及所有人而需要的时间，以及误判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付出的牺牲和代价。

现代社会是一个“契约社会”，契约无处不在。“契约”的基础是卢梭所称的“第四种法律”，即风俗、习惯和舆论。这些不成文的习俗被内化为思想和行为模式，内化为“惯习”，形成大家共有的观念，扎根于意识形态之中，一代又一代人积累。值得注意的是，契约在制定规则的过程顾及大部分群体，这意味着仍有部分群体无法被惠及。制定规则往往关乎的是区分和挑选，这些规则向特定群体倾斜，从而制造出得利群体和失利群体，导致特权和不平等。历史上，女性、无产者、有色人种都曾经被排除在社会契约的“理性个体”之外。卢梭提出的契约理论，并没有把所有人都囊括到社会契约中。今天，从属契约在人们生活中占主导，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合同就是其典型的存在方式。明明在立法和立约过程是为了建立平等关系，但也许却是在巩固特权关系，在平权的假象下其实转化成了特权。

因此，“平等悖论”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试图用统治的逻辑去实现平等，这无异于用主人的工具去拆掉主人的房子，并且运行逻辑存在平等盲点——平等是终极目的而非手段，陷入了为平等而平等的怪圈。

《平等悖论》不是要否定平等本身的价值，而是要揭示那些让平等难以实现的思维陷阱，是对“常识”、“惯习”的解构与质疑。它恰恰在这个充斥着平等话语的时代，提供了一面难得的镜子，让人们看见那些被奉为圭臬的观念，如何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不平等最坚固的堡垒。只有看清这些陷阱，人们才有可能避开它们。那么，是否应该放弃对平等的追求呢？当然不是。谢晶认为可以对其进行改良工作，意识到问题，发现“平等悖论”的存在和发生逻辑就是走出了第一步，第二步，“个人就是政治的”——意识到结构性原因，培植新的观念，促进每个人观念的改变，从而推动风俗和习惯的变化。第三步，则需要正视现实的阻力：在社会系统中，人们的行动轨迹往往遵循“最小阻力路径”，顺从父母安排的婚姻是遵循孝道的最小阻力路径，在消费主义下“买买买”是最小阻力路径，这意味着抵制是有代价的。同时，“惯习”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已经变成潜意识，改变惯习是一个漫长的修炼过程。最后，不妨一起试错，虽然改变是困难的，但并不意味着不可能。一起寻找观念的边界和系统的缝隙，从个体到系统，不断尝试、反思并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