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对女性的误判|世纪|医学|妇科|子痫|迷思

我们被教导说，医学是解开身体谜团的艺术。我们期望医学作为一门科学，能坚守尊重证据、不偏不倚的原则。我们希望医生将我们视为有血有肉的个体，倾听我们的诉求，照料我们。但我们还需要他们抛开所有关于身份的偏见，来评估我们的疼痛与发热、剧痛与疲惫。我们希望得到并且应当得到公平且符合伦理的治疗，无论我们是什么性别、什么肤色。但在这一点上，情况变得复杂起来。医学背负着自身的历史沉疴。医学的历史、疾痛的历史不仅是科学的议题，也同样是社会和文化的议题。它不仅是内科医生、外科医生、临床医生和研究者的历史，更是一部关于人以及人的躯体和生活的历史。医学进步并非仅发生在实验室、课堂和教科书里——它总是映射着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的现实，以及人之为人的意义。

性别差异与人性紧密交织。在其漫长历史中的每一个阶段，医学都吸收并强化了社会建构的传统性别分工。在历史上，男性被认为更有力量，被分配了主导地位，而女性在政治、财富和教育方面被置于从属地位。现代医学历经数个世纪，发展成一种专业、一套体系和一门学科，它的繁荣也离不开这些条件。男性主导地位和与之相伴的男性身体的优越性深深扎根于医学的根基之中，这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据公元前3世纪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描述，女性身体是男性身体的镜像。女性因其与男性的解剖学差异而被打上烙印，并在医学上被定义为有缺陷的、残缺的和不足的。但女性还拥有一个在生物和社会层面最具价值的器官，那就是子宫；这一器官定义了女性的使命，那就是生儿育女。关于女性的生物学知识都围绕女性繁衍的能力和义务展开。生物学意义上的女性特征定义并限制了身为女人的意义，而身为女人这一概念又被等同于或被片面地视为“女性性别”。医学使这些社会建构合理化，构建出一种迷思：将女性等同于其生物本质，并认为她们受到生物本质的约束、管控和支配。长期以来，医学关于女性对疾痛和疾病的易感性的认知受到了偏见性的扭曲。

医学在历史上一直坚持将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混为一谈。几个世纪以来，被标记为具有“女性”特征的器官和系统的相关医学知识充斥着对女性身份和女性气质的父权视角认知。随着医学对女性生物特征的认识不断扩展、演变，它持续反映并固化了主流社会和文化的期待，如谁是女性，她们思考、感受和渴望的对象应该是什么，尤其是她们能够用自己的身体做什么。如今，我们认识到，生物学并不能决定我们的性别身份。几个世纪以来，女性主义一直在为让所有人过上不受生物学特征定义的生活而斗争。但医学中仍然遗留着性别问题。早在医学成为循证科学之前，关于性别角色和行为的医学迷思就被建构为一种事实，造成了持续的危害。并且，这些关于女性身体和疾痛的迷思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如今，性别迷思已成为根深蒂固的偏见，在护理、治疗和诊断方面对所有被认定为女性的人造成了负面影响。

医疗保健从业者和医疗体系都在辜负女性，没有很好地应对和治疗女性的疼痛，尤其是在慢性疼痛方面。带有偏见的“性别预期”直接影响了人们对女性疼痛的真实程度、严重程度以及是否值得治疗的认知。女性更有可能获得效力温和的镇静剂和抗抑郁药物，而不是镇痛药物。和男性相比，女性也更少被转介以进行进一步的诊断性检查。并且，女性的疼痛更常被认为是出于情绪或心理因素，而不是躯体或生物原因。女性是受到始于疼痛的慢性疾病影响的主要群体。但是，我们的疼痛首先要得到一位医学专业人士的确认和相信，然后才能被视为潜在疾病的症状，得到认真对待。而数个世纪以来，对女性疼痛叙述的普遍不信任已经融入医学态度之中。女性过度充沛的情绪与身体之间有着深层的相互影响，这种历史悠久而不可理喻的理念就像一张底片，潜藏在今天那些寻求关注、疑虑重重的女性患者形象之下。关于女性如何体验、表达和忍受疼痛，社会刻板印象根深蒂固，这并非现代的现象，而是根植于整个医学历史。我们当代的生物医学知识沾染了陈旧的故事、谬误、假设和迷思。

在过去数年间，医学知识、研究和实践中的性别偏见受到了主流媒体的关注。在英国和美国，媒体中时常会出现这样的标题，如“为什么医生不相信女人”“医生正在辜负有慢性疼痛的女人”“相比男人，医生更有可能误诊女人”。公众逐渐认识到，女性时常被忽视和误诊。我们逐渐认识到，医学性别歧视是普遍而系统的，正在让女性病得越来越重。但女性并非一个整齐划一的群体。性别偏见对一位女性健康和生命的影响，取决于她是谁。我患有慢性疾病，但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拥有特权。我是白人，并且看起来还算健康状况“良好”。我还能通过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获得由公共财政支持的全民医疗服务。至于非裔、亚裔、原住民、拉丁裔和其他少数族裔女性，还有可获得的医疗服务受限的女性，她们作为患者所受到的性别歧视更加严重。

在美国，非裔、亚裔和其他少数族裔女性在获取恰当的医疗护理、治疗和建议以及申请医疗保险方面遭遇了重重障碍。结构性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交织在一起，导致美国22%的黑人女性曾在就医时遭到歧视。作为一名白人女性，我的疼痛有可能被当成癔症。而一名黑人女性通常要抗争一番，才能让她的疼痛得到承认。2016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关于不同种族存在生物学差异的迷思，致使黑人群体在获得疼痛治疗方面面临着极大的不平等。一种普遍存在的错误观念认为，黑人女性的疼痛感较低，因为她们被认为具有“较厚的皮肤”和“较不敏感的神经末梢”，这些观念源自非人道的错误认知，目的是将历史上白人对黑人奴隶的可怕虐待合理化。这种关于黑人女性生理和心理疼痛的歧视性叙述意味着，她们从医生那里得到的止痛药物更少，也更容易被误诊，或是将诊断延迟到危险的地步。这些不平等正在“杀死”她们。

在英国，黑人女性在孕期和分娩过程中死于并发症的风险是白人的5倍。在美国，黑人女性的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在工业化国家中排名第一。而且，许多导致黑人女性死亡的孕产期并发症是可以避免的。先兆子痫（又名子痫前期）是一种高血压疾病，可在孕期突然发生，而英国和美国的黑人女性患上该疾病的概率要比白人女性分别高出50%和60%。患有红斑狼疮、糖尿病、肾脏疾病等慢性疾病的女性，发生先兆子痫的风险飙升，而在英国和美国，黑人女性患这类疾病的概率显著更高。先兆子痫如果没有得到诊断或治疗，就可能发展成子痫，导致可能致命的癫痫、心脏疾病、肾脏和肝脏损伤、血栓（包括影响肺部的肺水肿）、胎儿发育障碍，最终可能导致胎儿和母亲死亡。先兆子痫的早期警示信号包括血压升高、头痛、恶心呕吐、视力障碍、烧心，以及足部、脚踝、面部和双手肿胀，这些都很容易被当成“正常的”怀孕症状。而当黑人女性报告自身疼痛的时候，她们无法得到足够的尊重、关注和共情。她们关于个人经历和身体经验的叙述常常被视为无效。黑人女性如实诉说疼痛是有风险的。种族歧视造成了护理和关怀令人震惊的缺位，但仅仅让医学界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够的。医学需要积极反抗种族歧视，这意味着它要直面其忽视黑人、亚裔和其他少数族裔女性的历史复杂性。

黑人女性患病时所感受和遭遇的被忽视的现象，不仅仅存在于急救室、诊所和医生的办公室里。这种忽视和不当对待源自某些医学专业人士隐性或显性的偏见，但它从来都不仅仅是社会层面的问题。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性和系统性渊源，渗透到知识和研究当中，对护理和治疗产生危险的影响。我相信绝大多数医生都并非有意拒斥眼前的女性。我也真诚地希望，多数医学专业人士都不会因为显性的种族歧视，恶意忽略、妨碍黑人女性的健康诉求。但是，持续至今的对不舒服的女性的歧视被遮蔽在数个世纪的阴影下，它超越了个体无意识的偏见，导向偏颇的预期和判断。女性的疾病在历史上从来就不是一个优先事务，更不用说那些在黑人和少数族裔女性身上表现不同且更为频发的疾病，这导致了医药和临床知识中深刻的性别和种族分裂。几十年来，医学进步都将女性排除在外，比如，直到20世纪90年代，女性一直被大量排除在临床和观察性的试验和研究之外；又比如，心脏病、某些癌症和艾滋病在女性身上的不同表现也未能被识别出来。全世界女性群体中难以诊断或治愈的疾病越来越多，这种忽视女性的文化亟需得到纠正。

有时候，女性的身体确实让医学感到困惑。疼痛和疲劳是最为常见的“医学无法解释”的症状。一些女性每天都忍受这些症状的折磨，她们患有某种神秘的慢性疾病，并且这些疾病的存在在医学界常常饱受争议。慢性疲劳综合征和纤维肌痛都属于女性比男性更高发的疾病，但探究其成因的研究却远远不足。医学上的误解和社会对待女性表达身体感受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们对这些复杂而难以诊断的疾病的理解。从20世纪50年代起，心身医学的诊断方法证实大脑能够对身体产生真实的影响。但这些受到承认的疾病分类本身就包含了一种偏见，认为女性有夸大或编造症状的倾向。这种拒斥在遇到“女人的麻烦”时还会变本加厉，如长期笼罩在羞耻、秘密和迷思中的妇科疾病和失调。

子宫内膜异位症就是一个真实的教训，体现了男性主导的医学在历史上的失败。这是一种无法治愈的慢性疾病，病因是子宫内膜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并在那里生长。这种疾病在20世纪20年代才得以命名，但它在医学文献中已有几个世纪的记载。在这几个世纪中，女性的鲜血和疼痛被强加了许许多多惩罚性的传说和臆想。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症状包括酷刑般的盆腔、后背和胃部疼痛，性交疼痛以及大出血，在极其漫长的历史上都被解释为情绪压力的躯体表现。在19世纪，女性由于盆腔和腹部疼痛或经期“紊乱”，遭受残忍的侵入性手术，还会被指控得了癔症，被关进精神病院。如今，当女性报告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早期症状时，她们仍然常常遭到拒斥，被指责为神经质、焦虑、抑郁、多虑甚至歇斯底里。长期以来，痛经和妇科疼痛都被弱化，被当作身为女性“自然”且无法避免的后果。

据估计，目前子宫内膜异位症影响着全世界约十分之一的女性，而这种疾病平均要经过6~10年才能得到正确诊断。对于这种使人衰弱的疾病，学界投入的研究和时间还远远不够，导致患者得不到应有的护理和尊重，这真是令人痛心。至于谁会得这种病，有一则流言传播甚广，仍在诋毁患者。自20世纪40年代末起，医学将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的形象塑造为白人中产阶级年轻女性，其受过太多教育，拥有优越的社会经济地位，并拒绝履行生儿育女的生物学义务。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才认识到它同样会影响黑人女性，此前她们常常被误诊为盆腔炎症，这是一种通过性传播的细菌感染性疾病。对黑人女性性存在和疼痛敏感度的种族歧视观点也阻碍了医学正确理解那些在该群体中更加高发且表现形式不同的疾病，包括子宫肌瘤、宫颈癌和多囊卵巢综合征。直到2012年，底特律的由一群专攻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妇科医生组成的研究团队才发现，与白人女性相比，黑人女性子宫内膜组织增生通常更严重，发生的身体部位也不同。

尽管医学和健康护理的发展处于社会进步的中心，但它的内核始终是政治性的。对黑人女性妇科疼痛的系统性忽视，深植于19世纪以来以内科和外科医学研究的名义对她们进行的奴役和剥削。从那时起，黑人女性被用作医学标本，被当成试验材料。她们的疼痛从不被确证，她们的人性从不被承认。这个男性建构的世界的法则就是让女性保持沉默，抹去她们的声音。作为人所建构的世界的产物，医学同样以男性为中心，这意味着它假设男性的身体就是标准，并极致推崇男性主导的知识。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男性身份和男性气质的特征高人一等。在它的整个历史中，医学都宣称女性的生物学特质有缺陷、不健全、过于丰富或不受约束，这意味着“女性气质”只适合处于从属地位。医生们曾认为女性的神经绷得太紧，不适宜接受教育，这些理念在今天看起来真是荒诞不经。但是，这样的迷思仍然“阴魂不散”，如今仍有许多人认为，月经和更年期使得女性天然不宜担任重要政治职位。临床研究仍然将女性排除在研究和试验之外，理由是雌性激素波动过大，会干扰结论的一致性，这意味着医学文化正在强化数个世纪以来的陈旧迷思：女性的生理活动过于变化无常，所以她们没有用处，没有价值。

男性中心主义（androcentric）不仅意味着男性拥有所有的权力和影响力，它还假设所有人都应根据“男性视角（和）标准”进行评价。“男性中心主义”一词最初由美国社会学家、女性主义者莱斯特·弗兰克·沃德（Lester Frank Ward）于1903年提出。8年后，美国女性主义作家、演说家和活动家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出版了《男性建构的世界》（The Man-Made World），解析“男性中心文化”。珀金斯·吉尔曼激烈批判医学对女性身心的压迫，并直言不讳地抨击医学中的性别歧视。在她写作之时，大西洋两岸正掀起一场争取妇女参政权的运动。这场运动的意义远远不止是让女性有权投票。正如珀金斯·吉尔曼所说，这是一场反抗“经济和政治不平等”、争取“自由和公正”的运动，最重要的是，这是争取“将妇女人性化”的运动。仅根据男性中心主义视角下的“女性气质”来对待和评判女性，就会产生一种性别的迷思，将女性简化为生物学决定的存在。如今，当男性中心主义的医学诽谤、忽视、贬低、损害不舒服的女性的时候，它正在有意或无意地重新唤起关于女性身心的陈旧观念，这些观念本身就是为了维持父权制而建构的。在珀金斯·吉尔曼写作的那个时代，许多医生和科学家认为“女人就是性”，并鄙夷地认为女性是“只为繁衍而存在的亚种”。吉尔曼论证了一个基本事实：对“女性特征”和“女性气质”的强调否认了我们的人性。这个观点至今仍然振聋发聩。

在整个医学历史上，珀金斯·吉尔曼是勇敢反抗男性中心主义理念对女性躯体、心灵和生命的压迫的众多女性之一。当女性为自己和同胞的身体发声，当她们通过倾听其他女性而获得知识，当她们挑战、直面和反抗压迫性观念时，真正的变革就发生了。当女性拒绝沉默时，男性中心主义文化便失去了部分力量。

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1860-1935），美国作家，代表作有《黄色墙纸》《她的国》《妇女与经济》等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医疗体系内部和外部，女性主义健康活动家们不知疲倦地反抗临床研究中对药物副作用的否认，以及系统性的性别和种族歧视。女性通过自下而上的运动，大力推进了法律和实践层面的变革。她们的努力最终促成了药物的发明，包括口服避孕药以及对所有女性而言更加安全的激素替代疗法。并且，医学女性主义有着一段漫长、迷人又发人深思的历史——女人在矮墙后高举双手，确保自己的性别得到代表、照护和倾听。女性主义社会改革者谴责医学将女性视为“天然的”弱者，这一观念从18世纪存续至今。20世纪70年代的草根活动家为女性赋权，呼吁她们从男性建构的医学迷思中夺回身体的掌控权和享受权，并由女性创造为女性服务的知识。数十年乃至数个世纪以来，女性主义医生、社会学家、研究者和改革者始终为女性身体的权利和自由辩护，她们为月经正名，拥抱性快感，立法保护避孕和生育的自主权。

随着2016年女性主义运动的发端，来自社会各界的女性获得了力量，得以分享她们经历的性别歧视、“厌女”以及权力滥用等现象。随着全世界威权政治意识形态的抬头，和随之而来的对女性身体权力的破坏、对女性证言的否认，在女性为了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和信任而进行的战斗中，医学近来已经成为一道关键的防线。慢性、无法治愈且神秘的疾病，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不舒服的女性手中的试金石，她们勇敢地讲述着自己所遭遇的性别和种族歧视。在长篇和短篇文章、回忆录、长篇和短篇小说、电影、纪录片、博客帖子和聊天室里，女人们分享着自己被神秘疾病推向医学边缘的经历。为自己的身体发声是非常契合女性主义的。重现和回忆因疼痛造成的创伤，这种行为慷慨而勇敢，也是对这种倾向于怀疑和不信任女性的文化做出的激烈反抗。这样做虽有风险，但这个举动同时也是对某些男性建构的世界里希望我们噤声的权力结构的一种反抗。

讲述“作为一名不舒服的女人意味着什么”这样的个人私密经历，也会带来有价值的知识，但是循证、客观的诊断模型既不能，也不会容纳这些知识。几个世纪以来，医学一直宣称女性及她们的生活被她们的身体和生物属性所定义。然而，至于我们的身体发生了什么、经历了什么，我们从未被视为可靠而值得尊重的讲述者。我们的能动性受到否认，因为男性建构的世界为专家赋予了特权，让他们用知识审查我们的思想和情感。关于疾痛和疾病的专业医学叙述，没有为女性的私人体验留下任何空间。

纵观历史，医学一直将女性生理特征视为女性身份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理念影响着我们对疾痛和疾病的认识。本书聚焦美国和英国的医学文化，在这两个国家，“西方”医学主导着主流医疗护理系统。它的历史塑造了医学院教授的知识基础，并且在诊所、办公室、实验室和手术室里，它的发现为关于我们身心问题的决策提供依据。它能治愈我们，让我们恢复健康，拯救我们的生命。但西方医学也是一个权力系统，在其漫长的历史中一直让男性知识和专业技能处于优势地位，强化和维系着性与性别的二元划分。

《她们怎么了？医学对女性的误判》通过梳理这段迷人而又时常令人愤怒的历史，探索西方男性中心主义医学以何种方式研究、评估和定义被贴上“女性”标签的生物学和解剖学特征。我关注的重点是医学如何强调“女性气质”的病理性，并进而将女性身份病理化，这意味着我的讨论并未扩展到跨性别、非二元性别和非常规性别群体。我并不认为社会性别身份取决于一个人出生时获得的生物性别，但我想要展示医学如何从发端之时就将二元性别差异的歧视性错误观念融入知识建构的过程中。从关于女性疾病和最早的歇斯底里概念的古典医学理论，到妇科学的专业化、公共卫生的诞生和生物医学的发展，父权制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持续渗透在医学文化、实践和知识体系中。如今，所有不舒服的女人的健康和生命都深受这种历史深远的迷思的影响。在这里，我们的疼痛被弱化，我们的症状被忽视，我们的疾病被误诊，我们自己的身体和声音被质疑。这本书是一场穿越不舒服的女人历史的旅程，而这段历史，本质上就是在男性建构的世界里作为女性存在的历史。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医学一直充当着惩罚、噤声和压迫女性的“同谋”。但女性仍在创造知识、挑战现状、奋起反抗、争取权益、变革法律和宣示权利。在本书中，女性不仅是男性主导的医学教条的受害者，她们同样是强大、勇敢、偶尔会引发争议并带来希望和变革的主体。

医学正在改革其实践和原则，但在女性身心方面，它还需要摆脱沉疴宿疾。我从我的体验中了解到，这种宿疾仍在阻挠女性获得及时有效的护理、诊断和治疗。20世纪70年代，健康活动家、政策制定者、研究者、活动家和社区创建者呼吁，医学辜负和病态化不舒服的女人的历史应当终结。他们的大声疾呼不仅适用于当时，也适用于今天。是时候让医学充满争议的历史为未来让路，让位于一个让女性经验得到承认和尊重的未来了。我感到很幸运，能够从医学历史年鉴中取材，讲述这些关于女性病痛、坚韧、忍耐和积极作为的故事。医学中普遍存在的迷思和误诊干扰了它对不舒服的女人的理解，我相信改变这种文化、取得进步的唯一方式，就是从我们的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在这个男性建构的世界里，女性的身心一直是反抗性别压迫的主战场。为了治愈医学知识和实践中这种令人痛苦的宿疾，我们首先必须理解我们现在的状况，以及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没有一个患病女性应该被简化为一叠笔记、一串临床观察，或一个尘封在档案中的病例分析。当患病女性发声时，医学必须倾听她们的声音——不是将她们视作被男性建构的世界里的迷思所束缚的女性，而是将她们视为人去倾听。医学必须倾听并相信我们关于自己身体的证言，并最终投入人力、时间和金钱，真正解开医学谜团。答案就存在于我们的身体之中，存在于我们的身体一直在书写的历史之中。

本文为《她们怎么了？医学对女性的误判》一书的导言部分内容，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标题为后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