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古代历史人物生平,往往有一个最大的瓶颈,那就是童年,青少年时代的记载和资料很少,即使名垂千古如诸葛亮,也不例外。
根据陈寿《三国志》上的记载,诸葛亮的故里,是东汉时期琅邪郡阳都县,也就是今天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的南郊。今天听评书,说书的也都会在诸葛亮刚出场时提到一句,他的籍贯,是山东琅琊。
琅邪诸葛氏的先祖,是出过大人物的,比如西汉汉元帝时期的司隶校尉,叫诸葛丰。
司隶校尉负责京城地区的执法监察工作,权力很大,但诸葛丰可能太过刚直,开罪了不少权贵大臣,导致被皇帝罢官。
200多年后,在公元181年,诸葛亮出生了,此时,是东汉灵帝光和四年。他的父亲诸葛珪,担任泰山郡丞,相当于太守的副手;是当地的望族,生活优裕从容。
但巨变,很快就降临到年幼的诸葛亮头上,首先是家庭层面的:在他幼年时,父母先后去世,所以《三国志·诸葛亮传》就记载说“亮早孤”。其次,是东汉王朝后期的社会动荡与变乱: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无论是诸葛亮的故乡,琅邪郡阳都县,还是诸葛珪担任官职的泰山郡行政中心奉高县,都属于黄巾军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
黄巾之乱
随后,曹操率军征讨徐州,也把战火烧到了这里。幸亏,诸葛亮还有一个叔父诸葛玄,对家族成员非常照顾。后来,叔叔诸葛玄被任命为豫章太守;豫章郡的首府,就是今天的江西南昌。所以为了继续抚养后辈,诸葛玄,也就带着年幼的诸葛亮和诸葛均兄弟,启程赴任。
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根据考据,推荐诸葛玄为豫章太守的,是割据淮南,出身名门的军阀袁术。
但是袁术是东汉末年军阀里面野心暴露得比较早的一位,在建安二年,也就是公元197年,就迫不及待地登基称帝,导致声名狼藉,四面受敌。
当然,诸葛玄一家在豫章也没有过了多久安稳日子:抛弃袁术,准备在江东独立的军阀孙策,又把战乱扩大到了这里,所以诸葛玄被迫拉家带口再次上路,流亡到了荆州襄阳。
这件事对诸葛亮的影响很大,因为读过三国故事的人,基本都知道,诸葛亮迟迟不出山当官,非常谨慎,刘备请他都要“三顾茅庐”,背后的原因恐怕就是先祖诸葛丰和叔叔诸葛玄的遭遇:诸葛丰执法严格,不被汉元帝所接纳;诸葛玄又贸然接受了袁术的推举,所以自己在未来选择主公的时候,必须要本着长期主义原则综合考量,既要考虑发展前途和上升空间,也要想到对方的政治名誉和策略主张,是不是切合自己的价值取向。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探讨一下,诸葛亮的家世出身,与受到的早年教育,如何决定了他的学养才华,和道德观,乃至日后的仕途。
诸葛亮并非是那种死守书斋,不闻天下事,死读书的知识分子,但是他日后的军事行政管理知识,从何而来?
首先,诸葛亮的家族,应该是两汉时代逐渐兴起,有治学读书传统的,属于地方上有一定声望的名士家族。名士,也就是有名望的士人;而士人,特指研习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也是当时担任官员职务的主力群体,二者合一。
这是自从汉武帝时期以来,朝廷对于儒学的推崇的结果。一部分有条件进行家学研究,藏书丰富的士大夫,就变成了“学阀”,不仅可以促成自家子弟当官,还在朝廷官员的推荐评价体系中,拥有大的话语权。士人势力的逐渐壮大,让他们在朝廷上,能够与皇权和外戚,分庭抗礼,呈现鼎立局面。
诸葛家族,不仅自身有儒家家学传统,也和这些当时批评时局,积极要求以儒家道德对皇权朝政进行规范的名士,走得很近。
一个旁证就是,前面说过,诸葛玄率领全家从豫章迁居到荆州襄阳;为什么呢,因为大名鼎鼎,割据在荆州的刘表,是诸葛玄的好朋友。
刘表本身是东汉的皇室宗亲,也是天下知名的名士,和张俭等七个士人一起,被当时的士人尊称为“八及”。
当时,各地士人都热衷于开门讲学,传播儒家经典知识和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诸葛亮肯定从小就受到过正规的士人教育,通读经典。
《三国志》里还保留了不少诸葛亮给自己的君主刘备,或是给他人写的信笺,里面时常会引用《礼记》、《诗经》等儒家经典,说明他对这些儒家经典是熟悉的。
而在他哥哥诸葛瑾的传记里,明确提到诸葛瑾年轻的时候在洛阳游学,系统研习过诗经,春秋等儒家经典。诸葛亮未必一定要与哥哥读一样的书,但诸葛亮在父母去世的情况下,哥哥的影响肯定很大。
而且,儒家经典是东汉这些精英家庭的必读书,不读根本没有机会入仕。所以,综合这几条史料,我们可以比较确定的认为诸葛亮的儒学修养是不低的。
另外,由于诸葛玄自己做过地方官太守,所以诸葛亮在耳濡目染之中,对汉代官僚如何处理行政,财政事务,有一定的接触了解。
然而,就在迁居襄阳后不久,诸葛玄去世了。整个维持家族的重担,就一下落到了年仅20左右的诸葛亮身上,全家迁到附近的乡下去,亲自耕种田地,从此开始自食其力的生活。
荆襄地区
用《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话来说,就是四个字:“躬耕陇亩”;具体位置,在襄阳城西大约20里,南阳郡邓县附近,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隆中。
但是,隆中虽然听起来偏僻,甚至有几分世外桃源的味道,但诸葛亮把自己的躬耕隐居之地,定在这里,却是精心思虑后的结果。这个决策背后的考量有那么几点:
首先,南阳土地肥沃,农业发达,在这里谋生,难度不大。
其次,在两汉时代,南阳地区人杰地灵,人才辈出。往上数,比如东汉中兴的功臣邓禹,岑彭,名士严尊等,都是南阳人。这里民风淳朴,好学之风盛行,诸葛亮在这里居住可以结交各路师友,和他们取长补短,顺便让自己名扬四方。
读过三国演义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在隆中,诸葛亮有四个好朋友,颍川人徐庶,石韬(字广元)等等。实际上,这些中青年士人,都属于刘表挑头组织的“荆州学派”。这既是一个学术团体,也是一个松散的名士社交团体,里面大家熟悉的人物,还有三国演义里向刘备推荐诸葛亮的司马徽,以及被称为“凤雏”的天才军事谋略家庞统。
荆州学派治学有什么特点呢?一是拒绝浮夸务虚,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问。第二是博采众长,研究的典籍不限于儒家。
根据学者的推测,诸葛亮应该在这个时期的交游和共学里,接触到了先秦时法家,道家,兵家乃至擅长外交与辩论的纵横家经典,把自己慢慢培养为一个“六边形战士”。
一个旁证就是,在《诸葛亮集》等文献中,就曾记载,诸葛亮自己回忆说,在青少年时代自己就熟读的书,有兵法《六韬》、法家著作《韩非子》、《商君书》,以及《管子》,也就是春秋政治家管仲关于政略,兵法,哲学思想的文集,等等。出于对自己学识和才能的自信,诸葛亮就“自比于管仲乐毅”,认为自己未来的成就,可以和管仲乐毅这两位春秋战国时代的大政治家军事家相比。同样,这也说明了,我们读《三国演义》的感觉为什么就是,诸葛亮这个主角一出场,虽然年纪不大,但各项数值,都是满级的。
再次,南阳交通便利,距离长江中游水陆要冲襄阳很近,无论是前往洛阳长安,还是江淮地区,都十分便利。同时这里又是信息交换中心,天下时局有什么大事,可以很方便地感知到。
总之,在这东汉王朝崩溃、群雄割据之时。年轻的诸葛亮就在南阳隆中这样一个自己精心选择的环境里,一般耕作农田维持生计,一边和周边的名士才俊交游往来,同时关注天下大势,不慌不忙地等待有赏识自己才华的乱世明主登门拜访。
他心里很清楚,各路群雄为了生存壮大,必须选贤用能;而贤能之士为了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也会认真选择要跟随的主公,这是一个“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的双向选择时代。
实际上,在南阳隐居期间,诸葛亮应该对可能成为自己主公的天下群雄进行了一番考量和筛选:
自己的长兄诸葛瑾已经在江东孙氏那里出仕了,自己再去,发挥的舞台空间不一定很大,而且也不符合乱世中“分散投资,对冲风险”的原则。
其次,和自己关系相对密切的三顾之刘表也不行,刘表名士范儿太重,只适合在和平治世担任政治领袖,气度雍容但优柔寡断,政权内部派系众多,北方有咄咄逼人的曹操,南方有江东孙氏,战略态势险恶复杂。
而当时天下势力最大的曹操呢?也不在诸葛亮考虑范围之内,因为在诸葛亮年幼时,曹操率军征讨徐州,暴行累累,是促成诸葛亮跟随叔叔迁居豫章的原因之一;再加上曹操在世人眼里,“名为汉臣,实为汉贼”,一方面在破坏东汉王朝残存的纲纪,另一方面对投奔自己的儒家士大夫,只是驱使,并不尊重;而且曹氏政权的统治风格,也背离了儒家传统政治道德原则,非常严酷,所以曹操也早早在诸葛亮心中出局了。
接下来的故事,大家就非常熟悉了,那就是三国演义的经典桥段“三顾茅庐”。掐指一算,40多岁的刘备,为什么对比自己小20岁,毫无军政管理实操经验的青年隐士诸葛亮言听计从,不惜屈尊来请呢?
有一种别出心裁的解释是这样的:
那就是,像东汉末年这种乱世,历史的大趋势大约十年到十五年就会变化一次,所以曹操刘备已经明显感知到,他们的认知结构和经验已经趋于固化,且出现了严重的路径依赖;所以要想成功立业,就必须请那些自身成长于乱世,血气方刚,思维模式已经迭代,且具备开放性的年轻一代来襄助。
刘备对诸葛亮的激赏并不是孤例,比如曹操聘请比自己年轻很多的名士荀彧做幕僚,也是很殷勤的,称呼他为自己的张良。
刘备对诸葛亮的才华,有相当的认识,但是作为乱世之中闯荡已久,心怀天下的豪杰型军事,政治家,绝对不会随便把重大责任托付给他人。
所以,一见面,刘备就给诸葛亮出一道非常复杂,涉及集团长期战略的面试题,翻译成白话就是:“大汉皇室衰落,奸臣曹操窃夺皇权,天子流亡在京城洛阳之外。我想要为天下伸张大义,可惜智慧谋略短浅,接连遭遇挫折而未能成功。请问先生您认为应当怎么办才好呢?”
而诸葛亮,显然是做好了准备,于是胸有成竹,给刘备指出了发展的大战略,简单来说就是八个字“占据荆益,三分鼎立”;让刘备想办法占有长江中游的水陆枢纽,自己落脚的荆州,以及土地富饶人口稠密的四川地区,作为基本盘;然后,和曹操,孙权割据对峙。
确实,如果我们今天以上帝视角复盘一下当时的天下,当时中国境内的四大经济区,北方的关东关西,已经落到曹操手里,江南经济区的一大部分,在孙权手里,剩下的只有四川一个了。
而江南,四川经济区的经济生产总量和人口加在一起,勉强可能和北方受到战乱破坏后,实力缩水的关东关西相持一下,这就是实现三国鼎立的客观社会经济基础。
而荆州呢,诸葛亮长期居住于襄阳附近,对荆州的战略重要性了解得很透彻:这里位于南阳盆地、江汉平原的中心地带,周围的水系四通八达,是通向北方中原地区的咽喉要道。所以,想满足未来主公刘备复兴汉室,北伐曹操的梦想,是必须要占据的。
最终,在占据荆州和四川之后,诸葛亮建议刘备静待时机,一旦曹操政权内部出现了乱局,就从荆州和四川两个方向,发起强大的钳形攻势。
建安十三年(208年)七月,曹操动员近二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南下而来。此时刘表已经病故,次子刘琮继位,投降了曹操。形势确实如诸葛亮日后所说,自己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于是,诸葛亮果断向刘备献计,劝他劫持刘琮,号令本地文武百官,接管荆州;但刘备以仁义为理由,拒绝了建议,随后率部向南撤退到夏口,也就是今天的汉阳。
在危难时刻,幸亏诸葛亮为刘备立了一大功,那就是出使江东,说服了孙权,奠定了孙刘两家的联盟,共同抗曹,最终获取了赤壁之战的胜利。
如果看当时几人的年龄的话,赤壁之战的胜利,是三个年轻人奠定的,分别是三十四岁的周瑜,二十八岁的诸葛亮以及二十六岁的孙权。诸葛亮口才高超,再加上外表儒雅风流,很容易激发孙权这样一个年轻枭雄的争强好胜之心。不仅如此,诸葛亮还敏锐地为孙权剖析了孙曹关系的本质:之前曹操之所以容忍孙权,是因为还有劲敌环伺。一旦曹操拥有了荆州,那么长江天险就为双方共有,孙吴政权的上游门户洞开,这种情况下,力量对比的天平必然倾斜于曹操,孙权自己想维持在江东的独立地位也不可得;与其事后后悔,不如在实力尚能一博时开战。
实际上,刘备在赤壁之战中获得的真正利益,在于曹操仓皇撤退后,对荆州的占据。
而这个过程的筹划,诸葛亮居功至伟。他安排刘备率军,假意配合周瑜,从北面围困曹操麾下大将曹仁守卫的江陵。趁着周瑜和江陵曹军鏖战,无法脱身的时间窗口,迅速南下,席卷那些已经被曹操放弃的地方;随后,诸葛亮又说服了鲁肃,从孙吴政权那里得到了南郡,作为孙刘继续结盟的交换。
荆州七郡
于是,荆州的七个郡里,南郡,长沙,零陵等五个郡,都归了刘备。随后,诸葛亮又受命,迅速在荆州开展赋税的征收,让刘备这第一块自主地盘,开始具备造血功能,而诸葛亮也被授予军师中郎将的官职。
到了这个阶段,刘备的运气明显变好了,荆州刚到手,诸葛亮“隆中对”里为刘备筹划的另一块根据地,益州,也就是四川,居然向自己主动招手:
建安十六年,也就是公元211年,割据益州的刘璋派遣使者来到荆州,请求刘备出兵,帮自己抵御盘踞北方汉中,逐渐进逼的军阀张鲁。
于是,刘备立刻率领主力精兵,沿长江而上,进军益州,留下诸葛亮、关羽、张飞留守荆州。这是诸葛亮又一次承担重大任务,而且角色又变了,相当于留守后方的代理大总管。
刘备进入益州,受到刘璋的热烈欢迎和大力资助,然后安排他进驻北边的军事要塞葭萌关,也就是今天的四川广元附近,抵御张鲁。
然而,刚过一年多,刘备和刘璋就反目了,刘璋发现刘备并不积极讨伐张鲁,反而到处收买人心,心生疑窦。他不仅开始克扣给刘备的后勤物资,还准备下逐客令,请刘备率军返回荆州。
最终,为了得到益州,成就基业,复兴汉室,刘备选择开战,南下讨伐刘璋。战争的过程并不顺利,所以刘备只能呼叫诸葛亮,赵云率领援军进入四川。诸葛亮用兵灵活,将援军分为三路,分别沿着嘉陵江,长江迅速挺进,避免被刘璋长期阻挡;最终,刘备麾下各支部队得以准时抵达,包围成都,刘璋被迫投降。
夺取成都后,刘备随即开始组织未来蜀汉政府的权力中枢:
统揽全局的军政机构,是刘备本人名下的左将军兼大司马府署。这里的 “左将军”,是东汉朝廷授予刘备的官职,为了彰显自己的正统性,必须排在前头。
在这个机构里,军政机要事务的具体主办长官共有两位:第一位是已经升任军师将军的诸葛亮,第二位则是协助诸葛亮的掌军中郎将董和。实际上,这时诸葛亮的地位和作用,已经开始明显带有当朝行政一把手,丞相的意味和色彩了。
全新的政权,势必要海纳百川,兼容并包,刘备的军政班子里既有长期追随自己的旧部,又有夺取荆州前后来投奔的士人,还有在征服益州后投降的当地官员。
权力的分配,关系的和睦真是千头万绪。然而诸葛亮却显露了出了出色的人事协调管理能力。在他的举荐下,法正,蒋琬,李严,黄权等人才得以崭露头角,成为蜀汉政权中后期的顶梁柱。
益州的获得,虽然奠定了后来蜀汉政权的基本盘,但很多后世的历史学家,认为诸葛亮和刘备这种不讲信义,鹊巢鸠占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刘备的政治声誉和蜀汉政权存在的正当性。
但是当时的诸葛亮不这么想,因为汉末乱世之中,机会窗口稍纵即逝,如果因为过度拘泥所谓大义名分,则是本末倒置。
对于诸葛亮这种立志改变天下格局的旷世英才来说,夺取益州,尽管有道德上的遗憾,但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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