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腊月,鲁西南黄河边的陈庄,冷得像个冰窖。黄河封了冻,厚厚的冰层从河这头连到那头,西北风卷着黄沙,刮过光秃秃的黄河大堤,跟刀子似的刮在人脸上,生疼。村里家家户户的烟囱都冒着烟,蒸馒头的甜香、炸丸子的油香,顺着风飘得满村都是,可这些热闹,半点都没钻进我们家的土坯房里。
那年我十岁,妹妹六岁,我娘有严重的哮喘,一到冬天就喘得下不了炕,干不了重活。家里的顶梁柱,是我爹陈守业。开春的时候,他跟着村里的包工头周老歪,去了东北佳木斯的建筑工地盖楼房,说好的干满十个月,一天两块五的工钱,腊月二十左右结清工钱,一起回家过年。
我们全家的指望,都在爹这笔工钱上。我和妹妹来年的学费,娘治哮喘的药钱,家里过年的年货,甚至开春买种子化肥的钱,全指着这笔钱。
从腊月二十开始,娘就天天拄着个棍子,站在村口的黄河大堤上望。大堤上的风大,吹得她的头巾乱飞,她就那么站着,眼睛死死盯着东边的土路,那是从县城火车站回村的必经之路。一起去东北打工的村里人,陆陆续续都回来了,背着包袱,拎着给孩子买的糖块、给媳妇扯的花布,脸上带着过年的喜气,可唯独我爹,还有另外两个外村的工人,迟迟不见踪影。
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跟爹一起去打工的栓柱叔,来我们家了。他站在屋门口,搓着手,支支吾吾了半天,才跟娘说:“嫂子,跟你说个事,你可别着急。工地完工了,周老歪那个挨千刀的,卷着所有人的工钱跑了,一共二十多号人的血汗钱,全被他卷走了。守业哥他们几个,留在佳木斯找周老歪呢,怕是……怕是过年都回不来了。”
娘当时正坐在炕沿上纳鞋底,听完这话,手里的针“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整个人顺着炕沿滑了下去,瘫坐在地上,眼泪瞬间就涌了出来。她想张嘴说话,可哮喘一下子犯了,捂着胸口,喘得上气不接下气,脸憋得发紫。我和妹妹吓得抱着娘的胳膊哭,妹妹嘴里反复喊着“我要爹,我要爹”。
那天晚上,娘一夜没合眼,坐在炕沿上,煤油灯的火苗晃啊晃,映着她满是泪痕的脸。我躺在被窝里,听着她压抑的哭声,心里又酸又恨。恨那个卷钱跑了的周老歪,也怨我爹,明明知道家里等着钱用,怎么就不能早点回来,非要留在人生地不熟的东北,找那个根本找不到的人。
日子一天天往年根里走,村里的年味越来越浓。家家户户扫房子、贴春联、炸年货,本家的婶子大娘们,也给我们家送来了两碗炸好的丸子、几个蒸好的花糕,可娘看着那些东西,一点胃口都没有。她依旧每天去大堤上望,从早上望到天黑,回来的时候,眼睛总是肿的,脚步也越来越沉。
腊月二十八,是村里赶年集的日子,家家户户都去集上买肉、买鞭炮、买年画,可我们家,连买盐的钱都快没了。娘的药只剩最后两顿了,我和妹妹眼巴巴地看着别的孩子穿着新衣服,拿着糖块在村里跑,妹妹拉着我的衣角,小声问:“哥,爹是不是不回来了?我们是不是过年吃不上饺子,也穿不上新衣服了?”
我摸了摸妹妹的头,说不出话,鼻子酸得厉害。那天晚上,娘把家里仅有的半袋白面拿了出来,和了面,蒸了几个硬邦邦的馒头,连点馅都没有。我们家的油壶早就空了,别说炸丸子,就连炒菜都舍不得放一滴油。
腊月二十九,除夕。天刚擦黑,村里的鞭炮就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家家户户的窗户都亮着灯,饺子的香味飘满了整个村子。我们家的煤油灯,也挑到了最亮,可屋里冷冷清清的。娘包着饺子,馅是地里收的白菜,剁了点碎粉条,一点肉星都没有。她包着包着,眼泪就掉在了饺子馅里,砸出一个个小小的坑。
晚上守岁,娘把炕烧得热热的,坐在炕沿上,眼睛一直盯着屋门,一夜没合眼。我和妹妹熬不住,靠在娘身边睡着了,梦里全是爹回来了,他背着大大的包袱,给我和妹妹带了水果糖,带了印着小花的新衣服,还把一沓崭新的钱,塞到了娘手里。
大年初一,天刚蒙蒙亮,村里的鞭炮声就炸了锅。本家的叔叔大爷们,都带着孩子挨家挨户拜年,说吉祥话。娘早早起来,给我和妹妹找出了两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领口和袖口都补了补丁,却叠得整整齐齐。她摸着我们的头,红着眼圈说:“孩子,委屈你们了,等你爹回来了,娘一定给你们扯新布,做新衣服。”
就在这时候,院门外传来了“咚咚咚”的敲门声,还有一个粗嗓门的男人喊:“家里有人吗?这是陈守业家不?”
我心里咯噔一下,第一个念头就是:爹回来了!我光着脚就跳下炕,冲过去拉开了院门。
门口站着三个男人,都穿着厚厚的军大衣,脸上冻得通红,胡子和眉毛上都结了白霜,身上沾着厚厚的尘土,一看就是赶了很远的路。为首的男人四十多岁,个子很高,手里拎着一个磨得发亮的帆布包,看见我,笑着问:“孩子,你是陈守业的儿子不?”
我点了点头,眼睛往他们身后看,没看到爹的身影,心里瞬间凉了半截。这时候娘也从屋里走了出来,扶着门框,看着他们,声音都在抖:“他叔,俺家守业呢?他……他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为首的男人赶紧上前一步,把手里的帆布包递了过来,对着娘鞠了一躬,说:“嫂子,我叫王建国,跟守业哥一起在佳木斯打工的。守业哥没回来,但是他让我,把他的工钱给你捎回来了。”
娘的身子晃了一下,我赶紧扶住她。王建国蹲下身,把帆布包放在地上,一层一层地打开,最里面,是一个用蓝布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包。他把蓝布包递到娘手里,说:“嫂子,你点点,一共三百二十六块钱,一分不少,全是守业哥这大半个月,一麻袋一麻袋扛出来的血汗钱。”
娘的手哆哆嗦嗦地打开蓝布包,里面是一沓沓的零钱,十块的、五块的、两块的,甚至还有几毛的毛票,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每一张都皱巴巴的,沾着尘土,还带着点淡淡的机油味。娘拿着钱,眼泪哗哗地往下掉,砸在那些钱上,嘴里反复念叨着:“他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俺家守业,到底在哪?他好好的不?”
王建国叹了口气,拉着我们进了屋,坐在炕沿上,跟我们说了这半个多月发生的事,那些事,是我们在家里,想都想不到的。
工地腊月十五就完工了,包工头周老歪,本该当天就给所有人结清工钱,可他一拖再拖,说甲方没结工程款,让大家再等几天。结果腊月十七的早上,大家起来才发现,周老歪住的工棚空了,卷着所有人将近两万块的工钱,跑了。
那可是二十多个工人,大半年的血汗钱,是一家老小的活命钱。当时工棚里就炸了锅,有人哭,有人骂,有人当场就瘫在了地上。大部分人都是附近县城的,认了倒霉,拿着身上仅剩的一点零钱,买票回家了。可我爹不肯走,他跟王建国,还有另外两个工人,红着眼说:“我不能就这么回去。我老婆等着钱买药,孩子等着钱交学费,一家老小等着钱过年,拿不到钱,我没脸进家门。”
他们四个人,在佳木斯的火车站、汽车站、大大小小的旅馆,找了整整三天,终于在腊月二十的凌晨,把准备坐火车逃去满洲里的周老歪堵住了。可周老歪把卷走的钱,几乎全在赌场输光了,身上只剩了不到两百块钱。他们把周老歪扭送到了当地的派出所,可钱没了,派出所也只能把人扣下,追不回工钱了。
另外两个工人,也彻底死了心,拿着派出所追回来的几十块钱,买票回家了。只剩下我爹和王建国,两个人站在派出所门口,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寒风里,站了整整一夜。
王建国说,那天晚上,我爹蹲在雪地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抽得嘴都裂了,最后把烟屁股一扔,跟他说:“建国,咱不能就这么回去。火车站旁边的货场,招卸火车的力工,扛一麻袋五分钱,干一天能结现钱。咱干到腊月二十八,能挣多少是多少,总不能空着手回家,让老婆孩子年都过不好。”
就这么着,两个人去了货场,干起了卸火车的活。腊月里的佳木斯,零下三十多度,呼出的气瞬间就结成了冰。火车皮里的煤、粮食、建材,全靠人扛,一麻袋一百多斤,从火车上扛到货场里,一趟要走几百米。
王建国说,我爹那时候,一天干十四个小时,天不亮就去货场,干到后半夜才回工棚。手冻裂了,口子深的能看见骨头,就用破布缠上,接着扛;肩膀磨破了,血渗进衣服里,冻成了硬邦邦的冰壳,他也一声不吭。有一次扛着麻袋,脚下一滑,摔在了铁轨上,麻袋砸在了腿上,他瘸了三天,愣是一天活都没落下。
“嫂子,守业哥是真拼啊。”王建国红着眼圈说,“货场里的年轻人,都没他能扛。我劝他歇一天,他说不行,家里老婆哮喘,离不了药,孩子还小,等着钱过年呢。多扛一麻袋,孩子就能多吃一口肉,老婆就能多买两顿药。”
腊月二十八,货场结了工钱,我爹干了八天,挣了三百二十六块钱,王建国挣了二百多。拿到钱的那天,两个人疯了一样往火车站跑,可腊月二十八,佳木斯到山东的火车票,早就卖光了,连站票都没有。火车站里全是回家过年的人,挤得水泄不通,连候车室的门都进不去。
他们在火车站守了一天一夜,求了无数个列车员,都挤不上车。腊月二十九的下午,王建国找到了一趟中转沈阳,再转去济南的火车,能买到两张站票,可我爹的身份证,之前在找周老歪的时候,不小心弄丢了,补临时身份证要等年后,根本上不了火车。
那天晚上,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我爹把自己挣的三百二十六块钱,全用布包好,塞到了王建国手里。他还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小布包,里面是他省吃俭用,给娘买的治哮喘的药,给我和妹妹买的水果糖,还有两块印着小花的的确良布,是给我和妹妹做新衣服的。
他跟王建国说:“建国,麻烦你了,帮我把钱和东西,捎给我老婆孩子。跟她说,别担心我,我在这边挺好的。货场老板留我看货场,管吃管住,过年还给双倍工钱,我过完年,干到开春,就带着钱回去。让她好好照顾身体,给孩子好好过个年,别委屈了孩子。”
王建国说,那天晚上,我爹送他上火车,火车开动的时候,他看见我爹站在站台上,穿着单薄的棉袄,对着火车挥手,眼泪掉在了冻得硬邦邦的站台上。
娘坐在炕沿上,手里攥着那个蓝布包,听着王建国的话,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止不住地往下掉。她把脸埋在手里,哭得浑身发抖,嘴里反复念叨着:“你这个傻子,你这个傻子啊……”
妹妹抱着娘的胳膊,也哭了,嘴里喊着:“我想爹了,我要爹回来。”
王建国又从帆布包里,拿出了一封折得整整齐齐的信,递给了娘,说:“嫂子,这是守业哥让我带给你的信,他不认多少字,写了大半夜。”
娘接过信,手抖得厉害,让我念给她听。我打开信,纸上的字歪歪扭扭的,还有很多错别字,墨迹晕开了好几处,想来是写的时候,眼泪掉在了纸上。
信上写着:“孩他娘,对不起,今年过年,我回不去了。你别担心我,我在这边挺好的,吃得饱,穿得暖,老板对我也很好。钱让建国给你捎回去了,你拿着钱,先去抓药,别舍不得。给孩子扯点布,做身新衣服,过年割点肉,包顿肉馅饺子,别委屈了孩子。等开春,天暖和了,我就回去了,到时候给你和孩子带好吃的。你照顾好自己,别累着,家里的活,等我回去干。勿念。”
我念着信,声音也哽咽了。那时候我才明白,我爹不是不想回家,他是没脸空着手回家,是为了我们娘仨,在几千里外的冰天雪地里,拿命换钱。
那天大年初一的早上,虽然爹没回来,可我们家终于有了年的味道。娘擦干了眼泪,揣着钱,带着我和妹妹,去了村里的供销社。她买了肉,买了鞭炮,买了年画,给我和妹妹扯了新布,还买了一大包水果糖。
中午的时候,我们家也煮了肉馅饺子,放了鞭炮。妹妹嘴里含着糖,穿着新做的衣服,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笑得合不拢嘴。娘一边给我们夹饺子,一边往碗里多盛了几个,放在桌子的另一边,那是给爹留的。
王建国他们在家待了两天,初三就走了,走之前,娘托他给爹带了一大包棉衣棉裤,还有家里蒸的馒头、炸的丸子,还有一封娘写的信,让他一定亲手交给爹。
正月里,娘的哮喘好多了,她每天都会把爹的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炕烧得热热的,就等着爹回来。她总跟我和妹妹说,你爹是个有担当的男人,是咱们家的顶梁柱。
开春四月底,麦收之前,爹终于回来了。
那天我放学回家,刚走到村口,就看见大堤上,一个熟悉的身影,背着大大的包袱,正往村里走。是爹!我喊着“爹”,疯了一样跑过去,妹妹也跟在我后面,边跑边喊。
爹放下包袱,蹲下来,把我和妹妹抱在怀里。他黑了,瘦了,颧骨高高地凸起来,手上全是厚厚的老茧和裂开的口子,脸上的皱纹也深了好多,可眼睛还是亮亮的,笑着摸我们的头,从包袱里掏出了好多糖,还有给我们买的新文具。
娘听到消息,从屋里跑出来,看见爹,站在原地,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爹走过去,把娘揽在怀里,声音沙哑地说:“孩他娘,对不起,我回来了,让你和孩子受委屈了。”
娘抱着爹,哭着说:“人回来就好,人回来就好,别的都不重要。”
那天晚上,我们家做了满满一桌子菜,爹跟我们讲他在东北的事,讲佳木斯的雪有多大,讲火车皮里的货有多重,讲他怎么跟王建国一起找周老歪。他说得轻描淡写,可我们都知道,那些话背后,是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
从那以后,爹再也没去过那么远的地方打工。他就在县城附近的建筑队找活干,每天早出晚归,能天天回家,看着我们娘仨。家里的日子,也一天天好了起来,我和妹妹都顺利考上了中学,后来又考上了大学,娘的哮喘,也因为好好调理,慢慢好了起来,很少再犯了。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爹已经八十四岁了,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可身体依旧硬朗,每天早上都要去黄河大堤上走一圈。每年腊月二十八,他都会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跟我们讲起1982年那个春节,讲起在东北佳木斯扛大包的日子。
他总说,那时候没什么别的想法,就是觉得,自己是个男人,是丈夫,是爹,就得扛着。不能让老婆孩子过年吃不上饺子,不能让孩子交不上学费,不能让老婆断了药。男人嘛,就算天塌下来,也得给老婆孩子撑出一片天来。
每次听到这话,娘都会坐在旁边,笑着给爹递上一杯热茶,眼里满是温柔。
而那个蓝布包,还有爹写的那封信,娘一直好好地收在木箱的最底下,收了四十多年。她说,那是我们家最值钱的东西,是一个男人,对老婆孩子,最实在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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