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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22日,南昌解放。

陈赓带着四兵团进了城,雨下得不小,可他执意要出去走走。南昌,这地方对他来说太特殊了。

他在日记里写:“今日冒雨进南昌,这是我历史上第4次到此。”

第一次是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他差点在南昌丢了命;第二次是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

二十多年过去,他回来了。

当天晚上,兵团部几个人围住他,非要他讲讲当年起义的事。

陈赓也不推辞,端起茶缸子喝了口水,就开了腔。那语气不像作报告,倒像跟老朋友唠嗑。

“1927年8月1日那天,我跟周公一起到的南昌。

我那时候在贺老总的二十军三师六团一营当营长。

半夜里,我们负责解决省银行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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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帮人睡得跟死猪似的,枪一响,光着膀子就往外跑,有的还穿着裤衩就往江边窜。

天亮的时候,城里的敌人六个团全解决了。”

“可高兴劲儿没持续几天。

8月5日,部队撤出南昌,走得急,武器丢得遍地都是。

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发动老百姓来拿枪,好多好枪就那么扔了,想起来真可惜。”

他顿了顿,眼神有些飘忽,像是在看很远的地方。

“最凶险的是会昌那一仗。

8月24日,我们三师打前锋,跟钱大钧的部队干上了。

本来想拂晓动手,可部队走岔了路,拖到早上八点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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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到中午,后续部队没上来,弹药快光了,敌人却越聚越多。我们只好撤。”

“我走在最后头。左腿膝盖那儿被子弹打断,脚腕骨头也碎了,站都站不住。

我赶紧把身上的军装脱了——不是怕暴露身份,是怕敌人搜口袋时发现我还活着,补一枪。我顺着山坡滚下去,掉进一条水沟里,血把沟水都染红了。”

“卢冬生一直跟着我,也跳下来。他是我小时候家里的放牛娃,后来跟我一起参了军。

我叫他快跑,他不肯。

几个敌人搜过来,他躲进草丛,我把血往脸上抹了一把,闭着眼装死。

敌人踢了我一脚,看我浑身是血,以为死了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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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儿,围坐的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我们在沟里躺了两三个钟头。下午四点,叶挺的部队反攻上来了。

山上人喊马嘶,我们怕又是敌人,不敢动。

搜索队发现我,还拿枪托捣了一下。

我偷眼一看,他们脖子上挂着红带子,知道是自己人,这才敢出声。得救了。”

他长出了一口气,端起茶缸子又喝了一口。

“后来我被送到汀州的福音医院。那医院是个叫傅连暲的医生办的。

起义军撤了,他不但没跑,还找了一帮小学教师和学生来帮忙,收了我们三百多个伤员,包括徐特立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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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医生后来雇了一百五十个挑夫,挑了半个月,把整个医院从长汀搬到瑞金,那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正规医院。”

“我的腿伤得厉害,肿得跟水桶似的,又红又亮。

傅医生每天给我消毒、上夹板,还让我喝鲜牛奶,硬是保住了这条腿,要不然,我现在就得拄拐棍了。”

大家这才注意到陈赓走路确实有一点点跛,但平时根本看不出来。

“伤还没好利索,部队又往潮汕走。9月23日占领潮州,我住在韩文公庙小学。

第二天汕头也拿下了。

可好景不长,广东军阀陈济棠、钱大钧几路人马压过来,英军和蒋军的军舰也猛攻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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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我们被迫撤出。周公发着高烧,还在前线指挥。”

“我住进了日本人开的‘博爱医院’。

可第二天早上,卢冬生一出门就看见蒋军进了城。

日本人翻脸比翻书还快,要把我们赶出去。

有个护士李小姐和一位打扫卫生的工人,偷偷把我藏到工人住的房间。

后来他们找来一条小船,趁退潮时从泥巴里推到岸边,把我送到一艘开往香港的轮船上。”

“到了香港,检查的人一看我的伤,就说:‘你一定是汕头失败的赤党。’我用蹩脚的广东话骗他说,我是潮州电报局的,打仗逃跑跳楼摔的。

他们又问电报局在哪,我说在韩文公庙隔壁——这地方我住过,说得上来。这才混过去。”

“可上了岸,一个熟人也找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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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卢冬生坐在马路边,巡捕用棒子赶。后来我们躲进一个厕所,坐了半个钟头。那气味虽然难闻,可当时觉得那就是天堂。”

他讲着讲着,自己笑了起来。

“最逗的是,我跟卢冬生说,要是能吃顿西餐就好了,他真去叫了。服务生跟着他一直走到厕所门口,气得脸都绿了。结果西餐没吃成,还挨了顿骂。”

“后来我们凑了二十块钱,打算坐船去上海。

可验票的说我有病,不卖票。

有个穿工人装的好心人帮我们买到了船票,还找来一张行军床,把我抬到货舱里。

那地方左边堆香蕉,右边堆桔子,放一张床就没空地了。”

“巧的是,我们师师长周逸群也上了这条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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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俘虏后逃出来,弄了张船票,挟着烂席子钻进货舱,见有人躺着,就偷偷爬到床底下睡。我正躺在床上看报纸,认出是他,故意把报纸翻得哗哗响,自言自语说:‘嗬,这报上的消息真灵通啊,暴匪周逸群还没上船,报纸就登出来了。’周逸群一听,从床底下爬出来,一把扯下我脸上的报纸,两人哈哈大笑。”

满屋子人哄堂大笑,郭天民参谋长在他肩上拍了一巴掌:“你呀,啥时候都不忘开玩笑!”

陈赓也笑了,可笑着笑着,眼神又暗了下来。

“后来我和周逸群一起到了上海。他后来跟贺龙去湘鄂西创建根据地,1931年牺牲了,才3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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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冬生后来也离开了我,去贺龙那儿当警卫员,一路从连长做到师长。1945年他在哈尔滨被苏军兵痞枪杀,37岁。他要是活着,该多好啊。”

屋里安静下来,没人再说话。

南昌起义的那声枪响,过去了二十二年。

那些一起滚过死人堆的战友,有的走了,有的还站着。

陈赓站在南昌的雨里,大概想起了很多人。这世上有些路,走着走着人就散了,可路还在,故事还在。

后来的人听着,像听传奇,可那都是真真切切用命换来的。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