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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史纪

编辑|议史纪

一个日本“国宝级”科学家,在自己国家被砍经费、挤出赛道,最后跑到中国来带团队、带设备,把三个学生送成院士。

藤岛昭,这个被日本媒体骂过、被中国高校抢着请、被学生尊称老师的老头子,一辈子干的事其实就两件:琢磨光催化,带学生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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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砍下基础研究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藤岛昭第一次被邀请到北京。那会儿北京的市政条件还挺简陋,路不算平,设施也赶不上东京,但中方接待很认真,专车接送、专机安排,把他请到西安看刚开放不久的兵马俑。

那次行程,外人看着就是一个访问日程,他自己则多了一条固定路线:日本—中国,两边来回跑。

从八十年代开始,他几乎每年都会来中国,做报告、带学生,指导的中国学生加起来已经三十多人。

他没怎么弄那些华丽的场面,最常见的动作就是在实验室里站着,看数据、看样品、看年轻人做实验,遇到问题就一起围在设备前调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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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他是日本化学界的“招牌人物”,当过日本化学会会长、东京理科大学校长,也被选进欧洲科学院,在国内拿过一大串奖,光催化领域的人基本都知道他。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二十一世纪初。

大概在2000年前后,日本对外部科技竞争的焦虑开始明显:美国这边有谷歌、苹果往上窜,中国这边有腾讯、阿里在长个头,自己昔日的招牌企业索尼、松下,日子越来越难过。

面对这种局面,日本官方嘴上说要押注未来,但实际操作上,基础研究经费一刀刀往下砍,钱更多地投去短期能见效的项目。

藤岛昭的实验室就遇上了这波削减。实验经费被压缩,维持日常运转都开始吃力,更别说做那种看不见立刻回报的长期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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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公开场合提过,做基础研究越来越难,连实验室都不好撑,话不算激烈,但信息很直接:条件在变差,很多以前习以为常的操作,开始变得费劲。

同一时期,日本别的高校里,情况也差不太多。北海道大学的上田多门,长期研究混凝土,申请一台新设备要跑流程、写材料,等审批,一圈下来时间就过去了。

到2018年前后,他干脆直接去了深圳大学,做同样的研究。到了深圳之后,仪器想要什么型号,就按需求列清单,学校很快就能配齐,日常工作重点回到了实验和工程本身,而不是怎么熬过一堆预算表。

可以看到,一个是光催化,一个是混凝土,方向不一样,经历却有点像:在日本的时候,花的力气越来越多用在“求资源”;到了中国之后,同样的人、同样的研究方向,日常动作集中在“搞科研”本身。这种落差,对任何一个做学术的人来说,都很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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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前后,藤岛昭从东京大学退休,本来按照日本学界常规,可以轻松做个名誉职位,偶尔出出席、写写文章,领着一堆头衔安稳收尾。但中国给他递过来的是另一套安排:中国工程院邀请他担任外籍院士

当时整个工程院的外籍院士只有三十多人,他就是其中之一,级别摆得很清楚——不是简单挂个名,而是当作重要科研力量给进来的。

更有意思的是,他早在2000年底就已经主动试水。那次他专门跑到中国来看学生江雷,进实验室看布置,看课题,看学生团队。看完之后,他给出的评价非常直接:你在这里安心搞研究,这一点就很重要。

然后没几个月,他和东京大学的桥本教授一起,帮江雷搭了一个实验室,把值上千万日元的仪器整套发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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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安全,这些设备不是普通货运渠道,而是跟着“向阳红号”科学考察船走,等于按科研级别单独护送。

到了2021年,上海理工大学举行了一场任命仪式。学校书记、校长都出面,把藤岛昭和他的团队正式接进来,全职落在学校的新材料和化学相关学院。

在这个基础上,学校准备建一个光电材料与光催化国际研究院,场地、实验室面积、科研经费,都按重资产配置。

同一年,上海官方对外宣传中,还特地把这件事拿出来说,说他和团队全职加入,震动了日本学界。

站在城市的角度,这不只是引进一个个人,而是把一支在光催化领域成型多年的队伍整体接过来。对他自己来说,这意味着今后的项目立项、学生培养、产业合作,重心都会从日本转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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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三院士

很多人第一次听说藤岛昭,往往是通过光催化这三个字。简单说,就是用二氧化钛这类材料,在光照下分解水、降解污染物、杀菌除味。

一九七二年前后,他和导师一起发表了著名的水分解实验,后来被业内叫作本田—藤岛效应。这件事在国际化学界地位不低,他之后拿到的奖项、社会职务,很大一部分都围绕这条主线展开。

这项技术后来跑出了实验室,实际用在不少地方。巴黎卢浮宫玻璃金字塔,表面有一层透明涂层,主要就是光照后的自洁效果。

国内大家更熟悉的,是大剧院那种自洁玻璃、浴室防雾镜面,还有一些空调里用来分解甲醛、杀菌的部件。这些看起来挺日常的东西,背后就是几十年光催化研究积累出来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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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中国带的学生里,后来不少人自己成了顶尖学者。江雷、姚建年先后进入中科院,另一个学生也走到了院士层级,一位老师带出三位院士,一门三院士这个说法,就是这样来的。

江雷从国内大学一路读到研究生,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系统内做研究,课题经费、项目申报基本都靠中国平台;姚建年同样是在中国科研机构长期任职。

藤岛昭这边则是在日方身份的基础上,不断往中国这边输送资源,前期是仪器和共同课题,后期是整个团队一起扎根。

东京理科大学曾经为光催化建过一栋专门的科研楼,投入接近十亿日元,聚集了一批国内外研究人员。

在那段时间,日本在光催化领域掌握了很强的话语权,产业界也有不少公司跟进开发涂层、建材、自洁外墙之类的产品。按理说,以这种基础,完全有条件继续把这个领域牢牢握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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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实是,从2000年前后起,日本整体科研经费的倾斜,让类似这种长周期项目慢慢变得不那么好做,很多年轻人不得不去做更“好结题”、更容易拿到经费的方向,原来那条又深又窄的路,自然就冷清了。

反过来看中国这边,正好是加码阶段。

无论是中科院系统,还是地方高校、研究院,在材料、能源、环境方向大规模上马项目,需要有经验的领军人物来撑门面、定方向。

藤岛昭这样的科学家,一旦愿意全职过来,自带成熟体系,既可以做基础研究,又能带应用转化,对任何一个城市来说,都是难得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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