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东西》过后，我们迎来了《我，许可》。
银幕上又多了一部关切女性生命和女性困境的影片，当然令人欣喜。一年多以前《好东西》出现时，网络上热议的是女性上桌吃饭，而到了今天，我想，女性不仅要上桌吃饭，还得把筷子伸远一点。
目前对于《我，许可》的负面评价多集中在“议题拼贴”、“段子集锦”等标签上。在话语权不平等的现实情况下，本文的立场是，一部女性电影的形式策略不应该成为它的原罪。
但如果对女性艺术一味采取一种母爱式的眼光，全盘赞美、无脑支持，反而是把女性排除在真正的艺术评价之外。这是另一种蔑视。
这一点，写在前面。
《我，许可》的叙事重心是母女关系，这也是导演杨荔钠一贯关切的主题。
对比前作《春潮》和《妈妈！》，《我，许可》呈现的母女更加年轻态。
《春潮》呈现了一对在共生中尖锐对抗和撕扯的母女。母亲强势且具有攻击性。《妈妈！》则让我们看到一种近乎本能的、超越理性的母性。
而到了《我，许可》，杨荔钠翻转了代际间的权力结构，让女儿成为启蒙者，母亲成为被教育、被解放的对象。这在国产电影中几乎是首创。
为什么这一叙事模式具有特殊意义？
结合电影结尾母亲胡春蓉的转变来看，女儿许可对母亲的“反向教育”颠覆了一个延续近百年的叙事惯性，用当代的女性意识回应了鲁迅在一百年前那句经典的诘问。
一个常年被锁在家里的娜拉，她的出走总是孤独的。如鲁迅所言，她也许会堕落，她也许走不远又回来了。但别忘了，门外的世界，娜拉可能有个女儿。
女儿接住她，女儿引导她，女儿陪她走。若真如此，娜拉不再孤立无援，因为出走的决心，将是一场跨越代际的接力。
这是由两代人或者说几代人共同回答的版本。
许可送胡春蓉内衣、支持母亲尝试“小玩具”、带母亲去酒吧蹦迪，是在鼓励母亲正视自身的生命感受，因为在过去，她的身体只被作为丈夫和家庭的服务工具。
当胡春蓉遭遇雇主儿子偷拍和猥亵后，许可带她去拿证据、报警、讨公道。我想，每个女性的一生中都会遭遇或目睹此类事件，母亲也不例外。而许可的正面反抗是胡春蓉第一次被教会用法律和公共手段对抗男性的性侵犯。
最引发共鸣的段落之一，是胡春蓉怕女儿没有谈恋爱阴道瓣就破了，不给她的手术签字。许可质问母亲，「那层膜到底有什么意义？」「为了一个没什么用的膜，要我放弃治疗？」
这层「膜」，是一个被社会发明出来的文化符号，它控制女性身体，给女性画地为牢，但它压根没有意义。
有了舞台上的情感释放，有了对自己身体的珍视，有了讨回的尊严，有了独立的经济支持，母亲在女儿的影响下，终于意识到她的身体与精神一直被那层毫无意义的「膜」束缚。
于是胡春蓉的出走有了动力。
在杨荔钠的创作谱系中，《春潮》是恨海情天，《妈妈！》是相依为命。一个刀光剑影、至死方休；一个把母女关系处理成水晶球般纯净。
《我，许可》则提供了一种稀缺的可能性想象。
02轻盈的代价
在肯定影片在书写母女关系上的当代价值之外，我们也无法忽略影片在执行层面（剧作细节）的缺陷。
私认为，影片对母女关系的摩擦大多集中在代际间的冲突，并没有触及结构性困境中最深的矛盾。这便导致了“教育”的难度太低，和解的阻碍不够，人物的成长缺乏力度。
选择一条更容易的路，当然有商业考量，但代价也是显而易见的。
东亚母女之间最残酷、最值得挖掘的张力，在于母女既是盟友，又是对手。她们共享同一个敌人（父权制），却因为身处不同的代际位置而承受着差异化的困境，导致彼此的爱与伤害常常纠缠不清。
对很多母亲来说，她们在面对女儿的女性主义思想时，往往有很强的抵触心理。因为如果她承认女儿是对的，那就意味着她必须接受自己的一生都在为错误的制度服务。
在女儿一边，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中提供了一个视角：母亲是女儿最亲近的敌人，也是女儿第一个「厌女症」的范本。女儿既同情母亲的牺牲，又恐惧自己会变得像母亲一样。恐惧之下，女儿往往通过反对母亲来确认自我，有时会不自觉地借用父权社会的标准，将母亲再次置于被消耗的位置。
少了这一层撕裂，母女关系的探究就少了纵深。
《出走的决心》对此有着复杂的呈现。电影中的孙晓雪既是母亲出走的最大支持者，又在无意识中成为母亲出走的最大阻碍者。她像爸爸一样，为了自身价值压榨妈妈，同时不断说服自己只是让妈妈“等一下”。
但是许可与胡春蓉之间呢？没有催婚催育的窒息拉扯，没有“厌女症”发作时相互言语投毒，没有感情勒索，也没有经济依赖。
许可充分完整。她是一个在精神与经济上完全独立于母亲而存在的女性主义者，这当然是一个理想且乐观的状态，但这一切，是否只是为某些观众特供的成人童话？
影片中，许可与胡春蓉的主要矛盾多为生活方式和观念之间的摩擦，比如胡春蓉没有边际感，许可不想吃鸡，胡春蓉节约而许可花钱大手大脚······
两个人之间最主要的争执，是许可要做切除子宫息肉的手术，医院要求监护人签字，而母亲觉得许可还没有谈男朋友，不该破坏那层膜。但许可并不是一定要找母亲才能解决，她有多种选择。
这个核心矛盾并未成功将两个人物带入无法回避又悬而未决的困境之中。这导致胡春蓉的觉醒被简化为一次观念升级，许可就是那个集合了小红书上女性主义主张的传声筒。况且“教育”如此轻而易举，一个暑假就能成功上岸。
这很美好，也很鼓舞人心。但问题在于，人物缺失了在困境中血肉模糊的角力，她们的出走和成长便丧失了应有的重量。
当前的舆论场，一位女性观众对一部被广泛叫好的女性主义电影指出不足之处，或是直言「不喜欢」，需要有辩护的心力。
甚至网络上还出现一种声音——对《我，许可》的喜爱程度反映了一个人的觉醒程度。
关于这点，本文决定用《我，许可》的价值立场来回应：我许可你对《我，许可》的全面喜爱，我也许可我自己对《我，许可》不够满意。
而关于文章前面提出的“议题拼贴”、“段子集锦”的形式策略不该成为一部电影的原罪。
《好东西》和《我，许可》这两部女性电影因为选择了这样的路径，被很多观众批评“不够电影”。但在女性声音仍然有限、表达空间尚未真正打开的当下，滔滔不绝反而印证了表达之急切、问题之庞杂。
这背后当然有出于传播的考虑，更何况，影像本身也在被新的媒介环境所重塑。热点、金句、情绪切片，是当代电影与观众无可避免的对话渠道，现实来说，是它的语境。
因而，拼贴手法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手法是否有效地落回到人物关系与核心主题中。
《我，许可》堆积了大量女性困境相关的话题，同时选择把“医疗系统的性别偏见”“东亚社会的母女关系”这样自带重量的话题作为主要的叙事引擎，就不仅是让观众在电影院嗨一下、感动一下了。
你不能一边用尖锐的社会问题来吸引观众，却一边告诉Ta们这只是一部轻盈的喜剧，从而回避其中最需深度处理的切口。正如你不能一边吃议题红利，一边又用“轻盈”来辩解执行层面的乏力。
从完成度来看，它太像一个女性困境展演PPT，为了将海量的信息串在一起，构思出了许可这个串讲人，为了让它实现价值升华，又加入「母女关系」作为核心线索。
黏合度不够。那些内容填充物七零八落地散落其间，却没能让骨架饱满起来。
这是我为《我，许可》的出现感到高兴却无法真正喜欢的原因。
作者 | 一 只 呀
编辑 | 楼 主
校对 | 赵 立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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