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绑架案-连载③ | 昔日走出农家院，今朝摇变大富豪(上)|世纪绑架案|中企高管|张子强

上世纪90年代末，香港回归前后，以张子强为首的犯罪集团在香港制造了一系列震惊海内外的特大绑架案，其杀人抢劫、绑架勒索手段之残忍，勒索金额之巨大，犯罪行径之猖狂，创造了香港自开埠以来刑事案件之最，对当地的社会秩序造成了巨大冲击，严重影响了“一国两制”的实施以及香港的顺利回归。他们所犯下的罪行，不仅是香港社会的一道深重伤疤，更成为研究极端犯罪与社会治理的一个典型案例。该集团的最终覆灭，是法治正义的彰显，也为社会留下了深刻警示。

《张子强犯罪集团覆灭记》音频播客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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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 刘海陵

第三章（上）

昔日走出农家院

今朝摇变大富豪

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市井。

从广东山区来到香港

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曾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山区。绵延不断的群山，崎岖不平的小道，漫山遍野的杂草，张子强的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这个自然环境极其严酷的山城里。

1955年4月7日，山城一间小屋内，小张子强来到人间。家境贫寒使得年轻的父母自身就营养不良，小张子强在娘胎里已经先天不足，来到人世时又瘦又小。但是年轻的父母还是欢天喜地，家中从此多了一个男丁，将来就多了一个劳动力，他们相信日子也就会慢慢地好起来。

年幼的张子强天生聪慧，从小目睹了老一辈人在贫困的山区里艰难地生活，苦苦地挣扎，耳濡目染，也培养出一种山里人的“拼”和“毅”的特质。

1959年，广东沿海靠近香港一带，悄悄地刮起了“逃港”风，一批年轻力壮的汉子不甘忍受“苦日子”，纷纷离乡背井，偷渡逃往香港。当时年仅4岁的张子强，也随着父亲加入逃港队伍，来到香港。

上世纪50年代的香港，经济还是一片凋零。但对于一个来自内地贫穷山区、满身沾满泥土味的小孩子来说，这里已经是“人间天堂”。张子强后来对同伙回忆起当年的那段日子时说，当时他曾经十分好奇地问父亲，为什么香港样样都这么美丽？父亲回答：当然啦，在香港只要有了钱，要什么有什么！

张子强的父亲凭着对中草药的一些认知，在三教九流聚居的香港油麻地庙街开设了一间凉茶铺，为了增加收入，同时经营一间“花字档”（香港及部分华南地区对一种传统民间博彩活动的俗称）做小买卖。年纪尚小的张子强跟随父亲在贫困线上挣扎，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小学还未毕业，就弃学进入社会，终日在凉茶店周围流连，与小孩玩耍。父亲也实在是没有精力来管教这个调皮的儿子，任由他自由发展。

油麻地是当时香港十分复杂的地区之一，泥沙俱下，龙蛇混杂。在这个社会大课堂里，小张子强懂事后学到了第一堂“人生哲学课”——世道险恶，人心难测，弱肉强食。

他在这里与街头恶棍和黑道人物交往渐多，慢慢开始培养出争强好胜、出人头地的性格，要当一代匪首的念头，也开始在张子强的意识中萌芽。

贫民窟里的沉沦，使得张子强小小年纪就已经在警察局里有了多次刑事记录。父亲把这一切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当初答应孩子他妈，到香港后要把儿子培养成人，现在看来，如果再这样下去，儿子的前途将会毁于一旦。

于是，父亲把他送到尖沙咀一间相熟的裁缝店，强迫他学习一门手艺。善良的老人天真地认为，离开了那个环境，张子强会学好的，即便不能出人头地，起码凭手艺，可以自食其力，能在这个社会上混口饭吃。

生性聪明的张子强没用多久就把裁缝的基本功学到了手。每天的活计很多，店铺一开张，就要接货送货、缝缝补补。张子强很勤快，裁缝店的老师傅因此也很器重他，很快就让他独当一面，自行一手一脚缝制洋服。

当年的街坊，仍能回忆起瘦小的张子强光着脚板来回奔走时的情景。那时的张子强耳旁还时常响起父亲的教诲：“仔仔，做人一定要努力，要靠自己的奋斗才会有出头之日。”

张子强在当裁缝学徒期间，因为经常要与外国客人打交道，他除了勤学裁缝手艺之外，更是勤学英文。在那时的香港，英文是当地通用语言之一，当时的官方文件也都用英文，如果仅懂粤语而不通英文，常常会遭到白眼。为了生存并立足，张子强立下决心，一定要学习好英文。

他曾经尝试同时就读两所学校的英文课程，学校里的富家子弟，起先瞧不起这位说话不多但是异常勤奋的穷孩子，嘲笑他的衣着过时，嘲笑他的为人呆板，嘲笑他的不合群。张子强并不理会这些人的冷嘲热讽，勤奋加天分，他的英文水平提高得非常迅速，这帮富家子弟再也不敢小瞧他了。

张子强的父亲当年在香港除了经营凉茶铺外，还时不时搞点“赌外围马”。在香港，“赌外围马”是一种非法行为，而参与赌博的往往都是社会上的一些不法人员。这使得张子强从小便与香港黑道上的人来往甚密，这为他日后走上闯荡江湖的不归路埋下了伏笔。

香港庙街曾经是三教九流、鱼龙混杂的地方。

立志“出人头地”

少年时代的这一段经历，让心高气傲的张子强，立下了远大的志向——做出一番大事业，出人头地。

在尖沙咀当裁缝的这段时期，张子强认识了他生命中两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一个是他后来的妻子罗某芳，另一个则是当年与他同时干裁缝的汪凤祺。

罗某芳当时就在裁缝铺对面的一家店内工作，张子强工作干累了，抬头望向街对面，总能发现对面另一家小铺里一个女孩子朝他微笑。双方眉来眼去，感情在你来我往中日益加深，一段姻缘就这么牵到了一起。

罗某芳小学毕业后，从事会计文员工作，自从认识了张子强后，发觉这名小青年言语不多，虽只有小学文化，但肯学肯记，经常与外国人打交道，英语也能说上几句，因此芳心暗许，毫不介意对方出身卑微，只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偶像。

罗某芳时常会为张子强端过来一碗汤，而她店铺里有什么搬不动的东西，张子强总是前去帮忙。罗某芳还常到张子强的店铺做衣服，后来又支持他自立门户。

夫妻两人夫唱妇随几十载，日后想起这段往事，罗某芳唏嘘不已，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至于裁缝汪凤祺，则是张子强当初踏上犯罪道路时的“领路人”，他与张子强说得上是臭味相投。两人时常在一起喝酒抱怨，望着街上的洋房名车，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人生一世，应该干成几件大事，如果一辈子在这裁缝铺里度过，只能是一辈子受穷。汪凤祺更想得远些，他说：“要发财就必须走偏门，而且办事要计划周详，就像裁缝裁出来的衣服一样，要做到‘天衣无缝’。”

张子强牢牢记住了汪凤祺的这段话，在其后的几十年犯罪生涯中，他凡事总是多动脑筋，把犯罪计划准备得更为周详一点，更加“天衣无缝”。

张子强后来在黑道上慢慢成名了，汪凤祺也甘心一直追随着张子强，并为他穿针引线结识江湖人物。与张子强一起参与了多宗大劫案的“死党”胡济舒，就是这一个时期通过汪凤祺的介绍而认识的。

别看胡济舒只比张子强大四岁，但是他已经在江湖上混过多年了，黑白两道关系甚广。胡济舒性格深沉，说话细声慢语，他的江湖阅历和见多识广，令张子强大开眼界。两人一见如故，常常把酒言欢到深夜，结交几十年，张子强尊称胡济舒为“大哥”，并与胡济舒手下的张志烽、邓礼显、甘永强等人混得火热，胡济舒也因为江湖上的丰富经验而充当了张子强的“军师”。张子强团伙的核心人物就是由这些人组成。

心存“远大理想”的张子强，总想着干些什么事情一鸣惊人，倒是妻子罗某芳冷静地帮他分析时势，并对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泼冷水。

很快，香港的洋服市场走下坡路，张子强辞掉这份工作，转为做生意。1985年，张子强拿出自己仅有的5万元积蓄，投入房地产炒卖，买了香港中区半山麦当劳道一个楼花单位，不久后转手卖掉，共赚了几十万元。随后，张子强又在尖沙咀、何文田、湾仔等地区买铺位、买楼宇，然后转手再卖，收获颇丰。1991年9月他以380万元购入湾仔兰杜街一个铺位，三个月后以530万元出了手。

但是，小打小闹地炒地产，挣点蝇头小利，不是张子强的“志向”，他盘算着怎样才能在一夜之间挣“大钱”。

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街头。

黑道上的“为人处世”

转眼间十多年过去，张子强在黑道上也从一个无名小卒，慢慢地变成了“江洋大盗”，在黑道上越混越有名气，偷车、盗窃、抢劫、聚赌、斗殴、诈骗、勒索、伪造证件等等无所不作。1998年7月，他在一份审讯供词中描述自己的过去时说：

“我从16岁到现在，大大小小的犯案加起来没有100次也有99次，哎，早知道今日又何必当初呢!”

据来自香港方面的资料，张子强从16岁开始犯案至1998年初在内地落网，有起码超过15次刑事记录。

多年的犯罪生涯，使张子强养成了放荡豪赌、游戏人生的性格。黑道上的人讲起张子强的“轶事野史”来，总是绘声绘色、惊心动魄，后来这些东西也越传越神。

澳门。七彩霓虹闪烁的葡京赌场，热闹非凡，男女老少围坐在“百家乐”“21点”的赌桌前疯狂“厮杀”，上百台老虎机前更是人山人海，整个赌场大厅烟雾腾腾人声鼎沸。

与楼下大厅的喧闹相比，三楼的贵宾房就安静得多了，但是，这里正在进行的一场两军对垒厮杀，更是令人心惊肉跳。

一张长条桌子上铺着腥红色的绒布，荷官身着黑色小马甲正往桌子两边发牌，那副刚刚拆封的新牌在荷官手中成了一块任意变幻的魔方，唰唰唰几下，牌就被洗好。

桌子一头坐着的就是张子强，只见他身穿一身西服，脖子上打了一个黑色的领结，嘴角叼着一根烟，慢慢地摸起桌上的纸牌放在手心，用一张纸牌盖着另一张刚发过来的新牌，慢慢地往下看，下一点下一点，终于，被盖着的纸牌露出了一个黑色的小尖尖，再往下看：原来是个黑 A，又输了!

“他妈的，今天不能来赌!”

张子强气得把牌狠狠地往桌子上摔过去，站在他身后的马仔赶紧上来扶起他，这一个回合，张子强输了几千万元。

也许是赌运不济，最近以来张子强多次与当地江湖朋友到澳门的多个赌场“以赌会友”，谁知前前后后共输掉过亿元，气得张子强七窍生烟。

但是也有一次是例外的，上回与名震濠江的黑道人物“崩牙驹”对垒，双方搏杀的激烈程度，直令旁人都为张子强捏着一把汗。黑道上的人都知道“崩牙驹”脾气不好，他来赌钱，如果赢了没有什么事，如果赌输了，会一怒之下抡起椅子掷人。

张子强已经接连赢了好几个回合了，最后，“崩牙驹”孤注一掷，把桌上的所有筹码通通押了上去，红着两眼直直地盯着张子强。

张子强倒像是一位十分有耐心的猎手，不急不躁静静地等待着猎物的出现。他沉思片刻，也把桌上的筹码推了出去，等到揭牌的最后一刻，他终于把“崩牙驹”杀得个片甲不留。

赌红眼的“崩牙驹”左看看右看看，最后强忍着一肚子气，把手上的几张纸牌狠狠地撕烂后，带上几名马仔走了。

张子强一家四口在香港九龙塘家门前留影。

张子强尽管在香港的黑道上摸爬滚打多年，但他从来看不起黑社会上的人物，他要自立门户，独自为王。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张子强与多名黑道“大哥级”人物成为好朋友且往来密切。张子强与港澳黑道上极有知名度的“街市伟”和“崩牙驹”都相熟而且是好朋友。

张子强之所以能在黑道上占有一席之地并自称“黑道上第一人”，除了他从小生活在这个圈子，打下很深的根基外，更在于他既是一名疯狂、残暴的疯子，又是一名充满“犯罪智慧”的智力型匪徒。他对手下一批多年跟随他一起卖命的兄弟，既打又拉，并给予充分的信任。

有几名他的同党被判入狱，出狱时，张子强亲自到监狱门口来迎接。他的这一套笼络人心的办法，使得一大批黑道中人，死心塌地多年跟随他走南闯北、打家劫舍。

比如，团伙成员中有一名叫韩法的香港人。1996年4月的一天，张子强找到韩法说，现在有一单大“工程”要做，不如你也一起入局干。韩法见是“大富豪”来找，没有二话立即答应了。

后来，由陈智浩向韩法具体布置，谁知事不凑巧，就在这伙人行动前的几天，韩法因为饮酒过多，与巡逻警察发生冲突。喝得醉醺醺的韩法，看也不看站在对面的是谁，挥拳过去，结果被关进尖沙咀警察局。

4天后清醒过来的韩法在法庭上被保释出来，他找到陈智浩，要去干“工程”，结果陈智浩告诉他“工程”已经干完了。原来计划这次“大工程”由10名成员参与的，结果变成了9名成员，韩法也在不知不觉中因为自己醉酒后的这一拳，为他日后免去了一条绑架罪名。

听到自己没能搭上这“班车”的韩法，当时也没当回事。谁知几天后，陈智浩给他拿来一大捆现钞并说这是“大富豪”给他的，韩法后来打开一看：足足有50万元！

按时间来推算，他们所说的“大工程”正是绑架富商李某的那桩大案。

这里还要说说张子强的“难兄难弟”叶继欢。

叶继欢与张子强一起，一手策划了绑架富商李某的全过程，他还亲自出马购枪并将同伙从内地偷渡来香港。但在偷渡时，叶继欢遇上了香港巡逻警察，结果被击伤而被捕。

张子强得知此情况后，马上召集同党商量对策。最后，张子强作出了一项惊人的决定：绑架仍然按计划进行！他作出这个决定，是建立在周密的分析和对同党充分信任的基础上的。他想，按照叶继欢的“为人”是决不会出卖这个准备已久的计划的，因此更是要按计划实施绑架，用得来的钱“救”叶继欢。

结果绑架事成，张子强没有忘记被关押的叶继欢，让陈智浩一定要分给叶继欢一份钱——共7500万元，并让陈智浩转告叶氏兄妹，这钱是用来“救”叶继欢的。

张子强经常光顾澳门葡京酒店赌场进行豪赌。

对社会强烈的报复心理

人称“变态佬”的张子强，从小在贫富极度悬殊、生活环境极端恶劣的环境中长大，形成了一种叛逆、对抗社会，梦想一夜发横财暴富的扭曲人格。

在张子强的人生信念中，总是认为，社会亏待了他，社会对待他是不公平的。因此，他要加倍向社会索取，对社会有着强列的报复心理，并企图通过种种非常手段，来达到他日思夜想的暴富目标，以此来赢得社会的承认。

1992年，张子强因涉嫌启德机场劫案被警方抓获后，法院将其送进了香港赤柱监狱服刑。在监狱服刑期间，他不但没有接受惩教，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而且产生了对社会更强烈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日积月累终于膨胀到极点，他发誓出狱后一定要报复社会，讨回损失。这可以从他亲自开车撞烂香港惩教署岗亭时那种极其亢奋的状态，看出这种复仇的恶念是多么的强烈。

1996年3月的一天凌晨2时许，张子强突然打电话给陈智浩：

“喂，阿七，我今晚睡不着觉，浑身不自在，不如我们去找台车搞搞惩教署‘刺激一下’怎样？”

“你真是‘变态佬’，半夜三更的去搞什么惩教署……”陈智浩满肚子不高兴。

“你快点把车开过来，我有个好的建议，保证又刺激又不会搞出人命来。”张子强不但一点睡意也没有，还越说越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