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绍兴杜浦村。
章运水趴在破旧的竹榻上，背上的疮口已经烂得有碗口那么大。
女儿章阿花端着一盆热水进来，看见父亲又把那杆铜烟管攥在手里，眼神直愣愣地盯着房梁上的蜘蛛网。
“阿爹，换药了。”
章运水没吭声。
他想起四十多年前那个月光如水的夜晚，在百草园的瓜地里，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戴银圈，手捏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刺去。
那个少年后来管一个穿长衫的孩子叫“大阿官”，那孩子教他雪地捕鸟，在墙角捡贝壳，给他讲《山海经》里的故事。
后来那个“大阿官”成了鲁迅，而他成了“闰土”。
“老爷……”
1919年冬天，当周树人站在他面前时，那个称呼像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从他干裂的嘴唇里本能地滑了出来。
他看见对方愣了一下，眼神里有惊愕，有刺痛，还有一种他读不懂的悲悯。
如今那道鸿沟终于要吞噬他了。
五十七岁，五个孩子，六亩地早就卖光，背上这个要命的疮，请不起郎中，买不起药。
1934年的浙东农村，一场大旱过后，地主和收捐的人轮番上门，他只能把那具千疮百孔的身子躺平，等死。
“水生呢？”他问。
“去地里了。”
章运水闭上眼睛。
水生是他长子，才二十出头，已经像当年的自己一样弯了腰。他想说点什么，但胸腔里的一阵咳嗽打断了思绪。
铜烟管从手中滑落，在泥地上滚了两圈，停在一束从窗缝透进来的阳光里。
那年冬天，章运水死了。葬在杜浦村的乱坟岗，没有墓碑，只有一抔新土。
1954年春，杜浦村。
二十岁的章贵正在地里插秧。
他是章运水的孙子，水生的小儿子，三岁时父亲就病死了，母亲去上海当保姆，他和哥哥寄养在伯父家，十三岁就给地主放牛、当长工，不认识一个字。
“章贵！章贵！”
生产队长踩着田埂跑过来，手里挥舞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你的信！从绍兴城里寄来的！”
章贵直起腰，满手泥浆接过信。他不识字，但他认识信封上红色的公章——“绍兴鲁迅纪念馆筹建处”。
队长找了个识字的会计来念。信上说，新中国成立了，为了纪念鲁迅先生，政F要在绍兴建鲁迅纪念馆。
听说“闰土”的后人还在村里，邀请章贵去纪念馆工作，“即日起程，待遇从优”。
章贵站在水田里，泥水漫过小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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