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而知新，凉州（武威）文人必读文章：蔡元培《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国民|武威郡|民国|王宠惠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一名敳，字仲申，曾化名蔡振、周子馀，浙江绍兴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中国近代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翻译家，中国近代民族学研究的先驱。

蔡元培二十五岁被点翰林院庶吉士，成为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北伐时期，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员会，筹设中华民国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导教育及学术体制改革。1928年至1940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贯彻对学术研究的主张。

蔡元培把中国文化教育“从封建专制时代摆渡到民主自由时代”；提倡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及人生观、世界观、美学教育；倡导自由思想、民权与女权，致力革除“读书为官”之旧俗，开科学性研究风气。

编者按语

1912年7月10日，初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于北京召开临时教育会议，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主持会议。此次会议意在就民国教育之定位与改革，征求全国教育家意见，以谋现代中国教育事业之发展。在会议的开幕式上，蔡元培作此演讲，从民国教育与专制时代教育之不同的辨析出发，提出对新教育特质和教育改革方向的主张。1912年7月20的《民立报》载：“蔡总长演说洋洋数千言，颇为精辟，其辨别民国教育所以与专制时代不同之点，大抵谓专制时代由上特定一种教育主义，而以利禄诱人民以就之，民国教育当视各种人民而施以各种相当之教育主义，当以人民一方面为重。”

然而，蔡元培在发表此演讲的当日，即与宋教仁、王宠惠、王正廷，一同向总统袁世凯提出辞职，7月14日获免教育总长一职。

在此演讲中，蔡元培对于民国教育之要旨，特别强调两点。其一，摒除“利己主义”，尤以掌权者或当政者之“利己主义”为甚；其二，以树立国人“道德心”为教育家“百世不迁之主义”，以去除国人“自大”与“自弃”之旧弊为教育系统改革之考量。这两大要点，共同指向了蔡元培在教育理念和教育改革上的根本出发点——作为新国家之公民的“人”的挺立。基于此，他强调民国的教育方针，“应从教育者本体上着想”，而非从当政者之需出发。尽管，考虑到蔡氏于此演讲后即向袁世凯请辞，在此教育主张的背后，或亦藏有对袁世凯政府专制“驭民”之忧。如其开篇所言：“此次议决事件”，“即使间有不能实行者，然为本会已经议决之案，将来亦必有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蔡氏对民国公民的养成，强调了公民之“责任”“义务”——公民种种“能力”之养成，意在使其能克尽种种“责任”。于是，蔡氏在教育中“为公”的倾向得以突显。并且，这种“公”是通向“天下为公”的世界主义的，是超越一国政府之“私利”的，甚至主张公民对国家之责任应以“对世界之责任无冲突”为范围。这一点，直通其“教育独立议”（蔡元培主张，教育事业应超然于政党政权），后来的钱穆等人亦持此论。

正基于此，蔡元培在其著名的“五育并举”主张中，以公民道德为中心——世界观与美育意在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则以道德为根本。亦即，在蔡氏眼中，彻底超越“利己主义”而导向“天下为公”之世界主义的道德心，方为新国民的立身之本，也是国族振兴、国家再造的长远倚仗。这与他于同年2月发表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所述其倡世界观教育与美育之缘由——使公民道德超轶于政治，颇有一脉相承、前后呼应之意。由此，他对于民国公民的设想或定位亦随之显现——独立自主之道德主体，而非“权利—义务”之对立关系中的权利主体。

与此同时，蔡元培从破除中国人随保守心而来的“自大”与“自弃”出发，主张废止经科与读经，将经科分入文科之文、史、哲三门。这也意味着以学问和知识教育的立场，对以经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重审与转化，更直接导向了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与教育体制之建构。事实上，尽管蔡元培在发表此演讲后即辞任教育总长，但其中的教育理念和主张要求，却在他执掌北大时期得以施行——支持新文化，倡导学术研究，践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且实行教授治校。

以上为本文的大致背景与相关内容延展。

本文选自张圣华编《蔡元培教育名篇》，科学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委任状

《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

文｜蔡元培

今日之临时教育会议，即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第一次之中央教育会议。此次会议，关系甚为重大，因有此次会议，而将来之正式中央教育会议，即以此次会议为托始。且中国政体既然更新，即社会上一般思想，亦随之改革；此次教育会议，即是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此次议决事件，如果能件件实行，固为重要关系；即使间有不能实行者，然为本会已经议决之案，将来亦必有影响。诸君有远来者，即或在近处者，亦是拨冗而来，均以此次会议关系重大之故。

民国教育与君主时代之教育，其不同之点何在？君主时代之教育方针，不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用一个人主义或用一部分人主义，利用一种方法，驱使受教育者迁就他之主义。民国教育方针，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有如何能力，方能尽如何责任；受如何教育，始能具如何能力。从前瑞士教育家（沛斯泰洛齐）有言：昔之教育，使儿童受教于成人；今之教育，乃使成人受教于儿童。何谓成人受教于儿童？谓成人不敢自存成见，立于儿童之地位而体验之，以定教育之方法。民国之教育亦然。君主时代之教育，不外利己主义。君主或少数人结合之政府，以其利己主义为目的物，乃揣摩国民之利己心，以一种方法投合之，引以迁就于君主或政府之主义。如前清时代承科举余习，奖励出身，为驱诱学生之计；而其目的，在使受教育者皆富于服从心、保守心，易受政府驾驭。现在此种主义，己不合用，须立于国民之地位，而体验其在世界、在社会有何等责任，应受何种教育。

社会逃不出世界，个人逃不出社会。世界尚未大同，社会与世界之利害未能完全一致。国家为社会之最大者，对于国家之责任与对于世界之责任，未必无互相冲突之时，犹之对于家庭之责任与对于国家之责任，不能无冲突也。国家、家庭两种责任，不得兼顾，常牺牲家庭以就国家；则对于国家之责任，自以与对世界之责任无冲突者为范围，可以例而知之。至于人之恒言，辄曰权利、义务。而鄙人所言责任，似偏于义务一方面，则以鄙人对于权利、义务之观念，并非相对的。盖人类上有究竟之义务，所以克尽义务者，是谓权利；或受外界之阻力，而使不克尽其义务，是谓权利之丧失。是权利由义务而生，并非对待关系。而人类所最需要者，即在克尽其种种责任之能力，盖无可疑。由是教育家之任务，即在为受教育者养成此种能力，使能尽完全责任，亦无可疑也。

当民国成立之始，而教育家欲尽此任务，不外乎五种主义，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是也。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我国人本以善营业闻于世界。侨寓海外，忍非常之困苦，以致富者常有之，是其一例。所以不免为贫国者，因人民无道德心，不能结合为大事业，以与外国相抗；又不求自立而务侥幸。故欲提倡实利主义，必先养其道德。至于军国民主义之不可以离道德，则更易见。我国从前有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之语。现在军队时生事端，何尝非尚武之人由无道德心以裁制之故耳。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从前言人才教育者，尚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说，可见教育家必有百世不迁之主义，如公民道德是。其他因时势之需要，而亦不能不采用，如实利主义及军国民主义是也。吾人会议之时，不可不注意。

又有一层，我中国人向有一弊，即是自大；及其反动，则为自弃。自大者，保守心太重，以为我中国有四千年之文化，为外国所不及，外国之法制皆不足取；及屡经战败，则转而为崇拜外人，事事以外国为标准，有欲行之事，则曰是某某国所有也。遇不敢行之事，则曰某某等国尚未行者，我国又何能行？此等几为议事者之口头禅，是由自大而变为自弃也。普通教育废止读经，大学校废经科，而以经科分入文科之哲学、史学、文学三门，是破除自大旧习之一端。

至现在我等教育规程，取法日本者甚多。此并非我等苟且，我等知日本学制本取法欧洲各国。惟欧洲各国学制，多从历史上渐演而成，不甚求其整齐划一，而又含有西洋人特别之习惯；日本则变法时所创设，取西洋各国之制而折中之，取法于彼，尤为相宜。然日本国体与我不同，不可不兼采欧美相宜之法。即使日本及欧美各国尚未实行，而教育家正在鼓吹者，我等亦可采而行之。我等须从原理上观察，可行则行，不必有先我而为之者。例如十三个月之年历，十二音符之新乐谱，在欧美各国为习惯所限，明知其善而尚未施行，我国亦不妨先取而行之。学制之中，间亦有类此者。

此刻教育部预备之议案，大约有四十余种之多。第一类，是学校系统；第二类，是各学校令及规程；第三类，教育行政之关系；第四类，学校中详细规则；第五类，大概含有社会教育性质。

其中有一大问题，是国语统一办法。现在有人提议：初等小学宜教国语，不宜教国文。既要教国语，非先统一国语不可；然而，中国语言各处不同，若限定以一地方之语言为标准，则必招各地方之反对，故必有至公平之办法。国语既一，乃可定音标。从前中央教育会且提出此案，因关系重要，尚未解决。

此外，又有种种问题，不能单从教育界解决者。如前清学部主张中学以上由中央政府直辖；中学以下，归地方政府管辖。日昨有几位谈及，谓废府以后，中学校应归省立或县立。此等须俟地方官制颁布后，始能规定。现在只能假定一划分之方法，即如中等以上教育，取给于国家税，或以国家产业作基本金；中等以下，取给于地方税，或用地方产业作基本金。亦只能为假定之方法。

诸君此次来京，想亦有许多议案提出。其间与本部及他议员提出之问题略同者，可以合并讨论。此次临时教育会议，时期甚短，而议案至多。若讨论过于繁琐，恐耽误时间，不能尽议。盖诸君多半担任教育事务者，即使延会，恐亦不能过于延长。所以，希望诸君于议案之排列，将重要者提前开议。又每案之中，先摘出重要诸点，详细讨论；其他无关宏旨者，不妨姑略之。鄙人今日所欲言者止此。

据《教育杂志》第4卷第6号，

1912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