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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王朝就跟一个人一样，都有着独有的性格。
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明朝的气质最为鲜明而矛盾。它既以其士大夫的铮铮铁骨令人肃然起敬，又以其君臣上下的极端固执令人扼腕叹息。近三百年的历史中，明朝人似乎总是在以一种近乎偏激的姿态面对命运——要么以死殉道，要么死磕到底。这种贯穿其中的性格，便是固执。
文臣的固执，以道义为铠甲，视生死如轻尘；皇帝的固执，以权术为刀锋，以独断为尊严。
第一，大臣固执
以开国之初的壬午殉难。1402年，朱棣以靖难之名攻破南京，建文帝朱允炆焚宫自尽。朱棣即位后，对建文朝旧臣展开血腥清算。建文一朝朝臣六百余人，竟只有二十九人投降。面对新君，这些士人选择了以死明志。
最著名的便是方孝孺——这位“天下读书种子”，因不肯为朱棣草拟即位诏，当廷疾书“燕贼篡位”四字，凛然道“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最终被诛杀十族，坐死者达八百七十三人。这些士人的刚烈令人动容。他们追求的并非愚忠，而是如黄宗羲所评价的“以九死成就一个是，完天下万世之责”。方孝孺以“择义在我，圣亦可企”的刚猛告诉世人，读书人哪怕身死也要捍卫心中之大义。这种硬气，是宋明理学浸润下的精神产物——士人超脱短暂的自然生命，更在意千秋万世的声名、道义和天地正气。
齐泰被凌迟三千余刀，黄子澄被凌迟。
铁铉被押到朱棣面前，他转过身去不看朱棣，朱棣让人把他的耳朵和鼻子割掉，他是不看朱棣，朱棣把他身上的肉烫熟，喂到他嘴里，问他好不好吃，铁铉说，忠臣的肉，当然好吃。
第二，皇帝也固执。
1644年三月十九日拂晓，北京城外的火光映红了天际。崇祯皇帝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却无一人前来。绝望中，他爬上煤山，在一棵歪脖树上自缢身亡，临终留下“诸臣误朕”的遗言。这一幕成为大明王朝最后的定格。崇祯本有机会南迁——其实这在其他王朝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唐代的玄宗、僖宗，宋代的徽宗、高宗，清代的咸丰、光绪，面对这个问题时都是直接跑路。然而在明代，是否跑路反而成了困扰皇帝的一个大问题。南京保留着一整套行政机构，若能及时南渡，未尝不可像南宋那样延续国祚。但他拒绝了。朝中清流士大夫以道德大义反对南迁，而崇祯本人也过于在意颜面与朝臣批评，不愿承受弃都南逃的骂名。
史家说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然而，刚愎与优柔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性格，恰恰在崇祯身上并存。他在关键决策上犹豫不决，却又在最后时刻展现了“君王死社稷”的刚烈。这种宁可玉石俱焚也不愿屈辱求存的姿态，折射出大明王朝骨子里的傲气。崇祯傲气伴随着他一生，他瞧不起皇太极这样的胡人，不屑于与李自成这样的土匪谈判，更不愿背负逃跑的骂名。他的固执，是一种毁灭自我的固执。
第三，大臣和皇帝都固执，双方爆发激烈冲突，不可避免
与崇祯的刚烈式固执形成对照的，是万历皇帝长达三十年的消极式固执。万历帝因“争国本”一事与文官集团彻底决裂，他无法在立储问题上说服那些死守嫡长制的臣子，便选择罢工——从此不再上朝，不再与臣僚面议国事。他把自己关在紫禁城的深宫里，以沉默对抗整个文官集团的上疏。结果是中枢瘫痪，奏章堆积如山，官员缺额不补，党争愈演愈烈。万历的固执没有换来胜利，只换来一个被掏空的王朝。他以为用消极可以逼退文官的纠缠，却不知对方的固执同样坚不可摧。君臣之间，谁也不肯先低头，最终消耗的是大明自己的元气。
而大礼议，则是君臣双方固执对峙的另一种呈现。1521年，14岁的朱厚熜意外被推上皇位，是为嘉靖皇帝。廷臣按照宗法制要求他改称伯父孝宗为父，而将自己的亲生父亲称为皇叔父。嘉靖拒不接受，于是引发了一场长达二十余年的大礼议之争。这本是一个可大可小的礼仪问题，却演变成一场持续二十余年的政治地震，君臣关系极度紧张。
内阁首辅杨廷和以“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的强硬姿态应对，四次封还嘉靖的御批，态度强硬到皇帝毫无办法，只能以“朕不当这个皇帝了”相要挟。最终，这场无关国计民生的礼仪之争，导致一百八十多位文臣或死或伤，并造成了明朝历史上一次深刻的政治分裂——原本尚可共进退的文官集团，一步步走入分化、撕扯与内耗之中。
大礼议的本质，是皇权与文官集团之间关于权力边界的一次激烈碰撞。君臣双方都不愿妥协的固执，让大明王朝在相互消耗中耗尽了元气。
其实，固执一词，无关贬义和褒义，大礼议是它，崇祯殉难是它，壬午殉难、万历怠政还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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