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我和加沙的堂妹重新联系上，整整40年没见面。对西岸的人来说，加沙这40年就像被焊死的铁门——你能听见里面有人，但永远够不着。

我们上次见面还是1984年，我11岁，去加沙参加一场教堂婚礼。仪式结束，宾客散场去赴宴，我哥把车停在教堂门口的土坡上。轮子空转，越踩油门陷得越深，沙粒像某种古老的计时器，一点点把我们埋进那个下午。

堂妹在视频里说起同一场婚礼，同一片沙地。她说当时有个男孩在车窗边笑，她记了四十年。我告诉她那个男孩就是我哥，她愣住，然后问：「那辆车后来开出来了吗？」

开出来了。几个路人推了一把，我们赶上了晚宴。但那个画面被两个人各自封存了四十年——她记得车窗边的男孩，我记得车轮扬起的沙。

现在我们的孩子在视频里互相介绍，兴奋地发现彼此存在。堂妹说她的树快死了，加沙的水咸得没法浇地。我问她什么树，她说外婆种的，和我们外婆是同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