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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姚江古河道变迁及其改道甬江的环境条件

－张松达－

姚江平原属于宁（波）-绍（兴）平原的一部分，西起曹娥江，东至甬江，南界四明山，北临杭州湾。地形上呈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锅状地形，地势较低。姚江主流从四明山北出后，由西向东沿姚江平原南端的四明山北麓东行，穿过河姆渡遗址，到达宁波三江口与甬江汇合。历史上，姚江古河道并不与甬江连通，姚江在河姆渡遗址东侧有大隐至慈城高地阻隔，与甬江形成分水岭。由于区域特殊的地形及水环境条件，经过长期的地形及河床演变，创造了姚江改道甬江东流的河道地貌。了解姚江平原的形成、古河道的变迁以及姚江改道的水环境条件，对科学治理和管理姚江具有裨益。

一、姚江古河道及环境变迁

浙江省地质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编制的《杭州、余姚、宁波水文地质普查报告》，描述了姚江古河道的位置、范围及流向。根据这一文献，在晚更新世，余姚江古河道基本分为两支，一支自河姆渡向西汇合车厩、陆埠大溪流水，再向西北经余姚向北至周巷、长河、庵东进入杭州湾；另一支自云楼向东经马渚折而向北从泗门进入杭州湾（附图1）[1]。其时，河姆渡以东大隐的大洋山与慈城的羊角尖两山相连，形成姚江与甬江平原的一条分水岭，分水岭以西即为姚江古河道，源头便是河姆渡遗址右岸的芝林溪，水流向西北流经余姚出杭州湾；分水岭以东的大隐溪和大雷山渚溪向东北方向伸展，经洪塘在现在的宁波市区三江口汇合奉化江流水后向北入东海。其时，姚江古河道与甬江古河道互不相连。

图1 晚更新世到全新世初期的古河道

全新世冰期后，由于全球气温持续上升，遭受晚更新世末以来最大规模的海侵。距今1.2万年前后，海岸到达现水深-110米的位置上，距今1.1万年前后，上升到-60米位置，在距今8000年前，海面上升到-5米的位置，而到距今7000～6000年前，海侵达到最高峰，姚江平原沦为一片浅海。海侵过程中平原上沉积了一定厚度的淤泥层，使原来起伏不平的地貌成为一片平原。从地质部门测定的姚江平原贝壳堆积深度可知，在距今约8000年的全新世中期，姚江平原南高北低的地貌还比较明显，这个时候四明山北麓的地表水仍然通过姚江古河道向北排入杭州湾，大隐-慈城高地还是姚江与甬江的分水岭。海进海退的多次发生，由于陆域泥沙和海上泥沙来源丰富，海岸线淤积较快，内陆形成众多泻湖，姚江古河道也随之发生改变。在海侵时期姚江平原区域范围有两个重要的地貌及环境因素，对姚江平原的变迁特别是姚江古河道的演变起到了重大的影响。

一是翠屏山丘陵与四明山北麓形成的工字形地貌，在海侵过程中对姚江平原的泥沙淤积产生了显著的干扰和影响。从空中俯瞰，地处余姚、慈溪、江北、镇海四地的翠屏山丘陵，东西长40余公里，最宽处9公里，与四明山之间有一段东西向的长条形盆地，即为姚江两岸堆积而成的姚江平原。在翠屏山中部的慈城区域，有一条垂直于翠屏山，且与四明山北麓相连的大隐至慈城高地，纵横相连形成工字型地貌，东西向的翠屏山成为当时海上的一条横向顺坝，而长约8公里的大隐至慈城高地就是四明山向北外伸的纵向丁坝（附图2）。从科学的角度判断，这一丁坝和顺坝的相互作用具有显著的促淤效果。首先余姚慈溪西北部处于顺坝的头部，海上泥沙迅速落淤，且淤积速度远远快于平原南部和东部，介于翠屏山与四明山之间的姚中和姚东腹地，如陆埠、丈亭、河姆渡等区域由于缺少海上泥沙来源淤积最慢。根据该区域地质勘察资料，在更新世地质年代海相沉积，姚江平原大部分岩石上已覆盖几米至数十米厚的泥土、砂砾层，余姚郎海的堆积厚度达113.40米（慈农22号孔），城区模具城地块厚60米，河姆渡罗江淤泥层厚15米[6]。长期的泥沙运动形成北高南低、西高东低的姚江平原地形，进而形成姚江古河道向北排水困难的不利地形。现代科技正是利用丁坝和顺坝的促淤原理达到围垦海涂的目的。姚江平原现在的地形地貌，也证实了这一历史演变。现状河姆渡地面高程0.8米～1.0米（八五高程基面），姚江中游的余姚城市周边地面高程1.5米～2.0米，姚江上游的马渚地区3.0～3.2米，而慈溪余姚西北部则高达4.2米～5.2米，北高南低地形高差达2.0米～3.0米。

图2 大隐至慈城地貌（高地）

二是杭州湾喇叭口地形的淤积影响。《钱塘江河口治理开发》研究认为，约6000年前，钱塘江河口还在今富春江的近口段，杭州湾湾顶在杭州至富阳之间。此后，河口位置不断下移，杭州湾喇叭状河口逐步形成[4]。喇叭口处的镇海与对岸的上海南汇之间宽达100多公里之多，潮流平缓，而与钱塘江交汇处的余姚临山与海盐澉浦之间宽仅20余公里，潮流湍急，形成涌潮。姚西北平原地势平坦，受钱塘江河口的摆动影响大，涨潮时大量的泥沙被带了进来，海岸附近加速淤涨，姚北大古塘古海岸一带淤涨远快于姚江腹地，使杭州湾沿岸的临山、泗门、周巷等地地面高程大大高于姚西马渚、老方桥等地的地面高程。同时，涌潮不断改变岸线位置，也使海滩不断外移，不但增加了姚东平原地表水向西北排泄流程，而且钱塘江潮位顶托时还会堵塞古河道排泄口，古河道不断淤积减弱排水能力，姚江中部和东部势必沦为洪涝灾害的多发地。再则，杭州湾喇叭口的形成，还使曹娥江水位受到潮水顶托，使之排水困难，因而，促使曹娥江洪水不断向姚江溢出，更加重了姚江古河道排水压力。《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会稽郡图幅中，描述了曹娥江水道连接姚江平原西水东溢的历史[5]。

上述两大主要因素，造就了姚江古河道变迁的大环境，迫使姚江排水另寻出口。从河姆渡遗址四个文化层出土的主要器物分析，年轮约7000年的第四文化层，出土器物众多，有石器395件、骨器2064件、陶器1143件，木器328件，这一时期河姆渡先民前依湖泊、河流，后靠丘陵山地，身处肥沃平原，生存环境优异。而年轮约5000年的第一文化层，仅有石器92件、陶器84件，未见骨器和木器，这一时期遗址附近排水困难，经常遭受洪涝灾害[2]。可以探测河姆渡先民从早期优渥的自然环境逐步演变，水环境不断恶化，到了晚期只能向外迁徙，说明姚江平原水环境的变化，对河姆渡先民的生存环境及文化兴衰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姚江改道的地质及洪潮条件

据史料记载，河姆渡遗址两期发掘中，发现第一文化层上叠压着厚厚的一层淤泥，自南向北自数厘米至百余厘米。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一次特大洪水及洪水长期滞留的遗物，并与姚江改道、河姆渡文化在姚江平原消失有关，推断姚江改道东流在距今约5000年以后。结合大古塘南侧出现良渚文化遗址的因素，以及姚江平原水环境变化的情况，学者研究认为姚江改道在距今约4500-5000年之间[2]，改道位置在河姆渡遗址向东约500米的大洋山与羊角尖之间的高地，由原有的姚江古河道穿过河姆渡遗址，向东分流进入甬江。初步分析认为，姚江改道主要与这一区域的地质条件及暴雨、洪水、高潮位等地质和环境因素有关。

（1）地质断裂带与暴雨长期剥蚀共同创造了改道的造床条件。

根据浙江省地质部门勘察，在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期间，有一条昌化-普陀断裂带自西向东穿过浙东平原，其南面有一条次级断裂带，位于河姆渡-大隐一线，与姚江段河道重合。在1967年大旱和2001年5月姚江特低水位期间，当地农民发现大隐城山渡以西姚江河滩有活石出露，表面光洁，冲刷痕迹明显，河道成V字形且有两处缝罅清泉不竭，据当地老人介绍，河姆渡泉眼深3-5m，城山泉眼深2-3m，证实姚江河道处在断裂带上[2]。在第四纪漫长的地质年代中，这条断裂带被砂砾泥土填平，因此，其地质条件具备造河要求。同时，这一带大隐至陆埠山区是姚江流域的次暴雨中心，年降雨量在1800毫米以上，且短历时暴雨强度大，断裂带沟头高程约20～30米，由于遭受长期的暴雨冲刷，高地断裂带充填的砂砾泥土逐渐剥蚀降低，为姚江改道造床创造了地质条件。

（2）洪潮漫溢冲刷、渗透切割进一步形成河床。

杭州湾喇叭口形成的北部高潮位托顶和姚西北地区地面不断淤积抬高，使姚江平原向北排水更加困难，尤其遭遇长时间的大洪水，姚江平原洪水位不断抬高。同时，曹娥江水势东流，更加剧了姚江的洪水位，使大隐至慈城山地的分水岭东西两侧形成较大的水位差，上游河姆渡一侧经常处于高水位，而下游大隐一侧则由于甬江潮汐影响交替出现低水位，分水岭东西两侧高水头不断渗透，切割断裂带，逐步漫溢冲刷，形成沟槽，继而交替出现上游洪水下泄，甬江潮流上溯的造床动力。最终使姚江在这里贯通，改道东流，在畅通之后，西部姚江的地表水向东泄出，甬江潮一日两潮不断向上游溯源侵蚀，进而发展姚江中上游河床，终致形成干流，奠定了现在姚江平原的基本地貌和水环境。随着姚江改道贯通，大古塘前后的姚北平原不断淤涨，向北排水进一步减少，河流动力减弱，原姚江北排古河道不断萎缩淤塞，又进一步演进了姚江的发育。

《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会稽郡图幅表明，今之姚江被标注为“渠水”[5]，北魏《水经注》引东汉《汉书·地理志》载，“句章，渠水东入海”，均指姚江为“渠水”（附图3）[3]，“渠水”一名源自西汉时期对人工开凿水道的统称，说明西汉时期姚江河道还比较狭窄，部分可能有人工疏浚的痕迹。到了近现代，随着自然演变和人类活动的不断影响，姚江逐渐拓宽浚深，成为灌溉供水、防洪排涝、交通航行、生态环境的重要水道（附图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