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历史上识字最多的人?
中国有近十万个汉字。从甲骨文到简体字,三千年积累下来的这个庞大字库,像一座沉默的珠穆朗玛峰。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谁,把这十万汉字认得最多?
这个问题听起来很简单,细究起来却十分复杂。因为“识字”的标准,古今大不相同。今天你用拼音输入法能打出来的字,算“认识”吗?一个学者能准确写出字的篆书形体、说出它在《说文解字》里的释义,才算“认识”吗?一个农民能把四本《辞海》倒背如流,应该叫“认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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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谱系。
古代的标杆:认识字,更要认识字的“根”
在古代中国,真正的学问被称为“小学”。这不是今天“小朋友上学”的意思,而是一门极其艰深的学科——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一个顶尖学者对汉字的掌握,绝不在于认得多少字形,而在于他能否从一笔一画中,读出这个字三千年的演变史。
这就要说到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
许慎,东汉人,中国文字学的开山祖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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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0年,许慎开始写一本书,叫《说文解字》。这本书收录了9353个汉字,给每个字解释字形、字义、字音,并且首创了540个部首分类法。这个分类法一直用到今天——《新华字典》的部首检索,就是他发明的。
9353个字,在今天看来不算多。一个普通高中生也能认识这么多。但许慎的“认识”和我们的“认识”,根本不是一回事。
他认识每一个字的“前世今生”。这个字在周代的青铜器上怎么写,在秦代的小篆里怎么变形,到了汉代的隶书又简化成什么样子——他都清楚。他不仅认字,他是在给每一个汉字建立档案。一千九百年后,我们想要知道一个汉字的来历,仍然要翻开《说文解字》。这部书,是中国文字学的《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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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慎开了路,后来者不断拓宽。
到了清代,出现了一个学术史上的“黄金时代”——乾嘉学派。这群学者把“读书必先识字”奉为最高信条,穷尽一生校勘古籍中的每一个字。
代表人物叫段玉裁。他做了一件事:给许慎的《说文解字》做注解。这件事花了他几十年。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考证,指出许慎哪里说得对、哪里说得不完整、哪里可能是后人抄错了。他的《说文解字注》写完后,自己也成了一个“活字典”。后人评价说,要想真正读懂《说文解字》,不读段玉裁的注,等于白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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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慎定了规矩,段玉裁把规矩打磨到了极致。他们认字的深度,今人难以企及。
而把这种深度推向另一个维度的人,是近代的陈寅恪。
陈寅恪被吴宓称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傅斯年说他是“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他不仅通晓中国典籍,还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十几种语言。他的“识字”,是用文字的钥匙,去打开整个欧亚大陆文明交流的秘密。一个字在中亚的写本里怎么变形、在佛教东传的过程中怎么被翻译、在敦煌的经卷里又留下了什么痕迹——他都能一一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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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用字来读史,用史来解字。
当代的大师:复活那些已经“死去”的字
古代学者面对的是传世文献,而当代学者多了一项任务——面对从地下挖出来的“天书”。
甲骨文、金文、战国简帛、汉魏碑刻……这些出土文献上的字,很多已经在历史上失传了。没有人认识它们,没有人知道它们的意思。当代文字学家的使命,就是把这些死去的字,一个一个地复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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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要说到裘锡圭。
他是公认的“中国古文字学研究第一人”。在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这些被称为“冷门绝学”的领域,他深耕了半个多世纪。很多从未被破译的古文字,在他手里第一次被认了出来。他的著作《文字学概要》,是每一个文字学专业学生的必读书。有人说,裘锡圭认字,不是在“记忆”字,而是在“理解”字——他能从一笔一画的细微变化中,推断出这个字在几千年前的读音和用法。
如果说裘锡圭主攻的是“最古的字”,那么毛远明主攻的就是“最怪的字”。
他研究的是碑刻文献——古人刻在石头上的字。这些字有一个特点:很多是异体字,也就是“正规写法”之外的民间变体。同一个字,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石匠手里,能刻出几十种花样来。毛远明一辈子就在研究这些“怪头怪脑”的字。他被学界称为“怪头怪脑的字认得最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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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杨宝忠,他的研究方向更特殊——疑难字。
什么叫疑难字?就是那些躺在大型字典里、但谁也说不清它是什么意思的字。有些字,从古书上抄下来,传了两千年,中间可能抄错了、刻错了、改错了,最后变成了一个“面目全非”的东西。杨宝忠带着团队花了三十多年,考释出了5100多个这样的疑难字。他的成果,直接进入了“中华字库”工程。换句话说,他认出来的字,未来会出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电脑和手机里。
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活字典”——宗福邦。
他一生在做一件事:编字典。《汉语大字典》《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古音汇纂》……这些大部头的辞书,每一部都需要几十年光阴。宗福邦的工作不是认一两个难字,而是为海量的汉字逐一核定读音、释义和书证。他的工作,是为所有识字的人提供一个可靠的依据。他是辞书编纂界的“定海神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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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的奇人:把“认字”变成一种极限运动
以上这些学者,认字的深度无人能及。但他们的“识字量”——单纯比谁认得的字形最多——未必是最高的。
因为有一类人,把“认字”这件事推向了记忆的极限。
武汉有一个农民,叫李英华。他用四十年时间,背下了四套《辞海》。他能准确识读并解释三万多个汉字。三万个,什么概念?我们日常使用的汉字不过三四千,能认到八千就算饱学之士了。李英华的识字量,是普通人的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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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挑战过吉尼斯世界纪录,媒体称他为“识字大王”。但他不是学者。他认字的方式,是靠超常的记忆力,把字形、读音、释义硬记下来。他不会写论文,不研究古文字的音韵流变,他只是一个把“认字”当作毕生爱好的普通人。
这让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李英华和裘锡圭,谁更“识字”?
一个认得三万个,但只是知其然;一个可能只认得一万个,却每一个都知其所以然。谁才是真正的“识字冠军”?
尾声:十万汉字的守夜人
据统计,中国历代积累的汉字总量接近十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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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绝大多数,已经死了。它们躺在故纸堆里,无人问津,等着被彻底遗忘。
但也有少数人,在做着守夜人的工作。许慎用《说文解字》圈住了一万个,段玉裁为这一万个字做了精密注脚,裘锡圭从甲骨里挖出更古老的祖先,杨宝忠从字典的角落里救出了五千个即将消失的“疑难字”。而李英华这样的人,则用最朴素的方式——背诵——证明了人脑的记忆潜能可以触及多么辽阔的字海。
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在做同一件事:不让那些字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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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最初的问题:中国历史上识字最多的人是谁?
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如果问的是“谁理解的汉字最深”,那是许慎、段玉裁、裘锡圭。如果问的是“谁复活难字最多”,那是杨宝忠、毛远明。如果问的是“谁大脑里储存的字形最多”,那是李英华。
但如果把所有维度加在一起——深度、广度、创造力、影响力——有一个名字,也许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
许慎。
不是因为他认得最多,而是因为他第一次把散落在茫茫历史中的汉字,聚拢到了一起,给了它们一个家。从此以后,每一个识字的人,都是他的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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