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2月16日，北京中南海颐年堂正在开会。一个消息传进来，整间屋子瞬间安静了。毛主席缓缓站起身，领着在座所有人为罗荣桓默哀。
沉默良久，他开口说了一句话："一个人数十年如一日，忠于党的路线，很不容易啊。"当晚，毛主席彻夜未眠，提笔写下了他一生中唯一一首悼念战友的诗。最后两句是——"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往前推两年零九个月，1961年3月16日，陈赓大将在上海病逝，年仅58岁。
两颗将星，一前一后，在共和国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坠落了。
很多人后来说，如果他们能多活十年，有些事情的走向，也许会不一样。这话到底有没有道理？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得先看看，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先说罗荣桓。
1902年，罗荣桓出生在湖南衡山县一个普通家庭。1927年秋收起义，25岁的罗荣桓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从此跟着他上了井冈山。这一跟，就是一辈子。
罗荣桓这个人有个特点，用毛主席的话概括就是十几个字——"无私利，不专断，抓大事，敢用人，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撇得开，放得下。"这十个字说起来轻飘飘的，做起来那是要命的难。你想想，在那个年代，多少人因为路线之争闹得头破血流，多少人因为意见不合就背后捅刀子。而罗荣桓呢？毛主席亲口评价他——"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
这评价有多高？一生始终如一——你去翻翻历史，能做到这几个字的人，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井冈山时期，毛主席还专门跟罗荣桓的妻子林月琴说过一段话，大意是："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可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对己严，待人宽。当然，老实人免不了受人欺负，这也没什么，历史总会正确评定人们的功过是非。"
这话说得多意味深长。毛主席太了解罗荣桓了——这个人不争功、不抢戏、不站队、不搞小圈子，但关键时刻绝不含糊。
抗战时期在山东，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两人一路搭档打下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四野从白山黑水一路打到海南岛，罗荣桓的政治工作居功至伟。
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这个位置有多重要？说白了，全军的思想工作、干部任免、组织建设，全归他管。1955年评军衔，那么多功勋卓著的将领，谁高谁低、谁上谁下，多少人盯着、多少人不服。罗荣桓从1950年就开始主持军衔评定工作，硬是把这件得罪人到极点的差事办得服服帖帖。
但罗荣桓的身体早就垮了。1942年就开始带病指挥作战，1946年切掉了一侧肾脏。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拖着病体工作，到了1960年代初，肾功能已经严重衰竭。1963年9月28日住进北京医院做腹膜透析。12月16日，终究没能扛住，走了。终年61岁。
再说陈赓。
如果说罗荣桓是那种沉稳厚重、让人安心的"压舱石"，那陈赓就是完全相反的另一种人——他是军中公认的"活宝"、"开心果"，走到哪里笑到哪里，段子张口就来，上至毛主席下至普通战士，没有他不敢开玩笑的。
但千万别被他嬉皮笑脸的外表给骗了。这个人的履历，放到整个中国革命史里都是炸裂级别的。
1903年出生，湖南湘乡人，祖父是湘军副将。1924年进黄埔军校第一期，跟蒋介石当面锣对面鼓地较过劲。1925年东征，第三师被打崩了，蒋介石吓得要自杀，是22岁的陈赓一把拦住他，背着他跑了好几里地送上船，救了蒋介石一条命。这个梗陈赓后来讲了一辈子，每次讲都笑得不行。
1927年南昌起义，陈赓是营长。打会昌时右脚中弹，拔出弹头接着冲。后来到上海搞地下工作，在中央特科负责情报，跟李克农、钱壮飞他们一起干的就是"刀尖上跳舞"的活儿。
1933年在上海被捕，蒋介石亲自劝降，陈赓不吃这套，后来设法脱险跑回了苏区。
抗战时期，陈赓是129师386旅旅长，打得日军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八路军中最善战之旅"。解放战争中，他率领第四兵团一路从中原打到云南，横扫半个中国。1950年又去了越南，帮越军打法军；1951年到朝鲜当志愿军副司令员，打完仗回来就开始搞国防科技教育——1952年，毛主席亲自点将，让陈赓创办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你看看这份简历：搞过特工、上过战场、指挥过大兵团作战、援过越、抗过美、还办了大学。这叫什么？这叫全能型选手。
1955年，钱学森刚从美国回来，陈赓专程从北京飞到哈尔滨陪他参观哈军工。两个人有一段著名的对话，陈赓问：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怎么不能？中国人又不比外国人矮一截。就是这次见面，坚定了钱学森投入中国导弹事业的决心。
1961年3月15日，陈赓在上海养病。那天是他的生日，他跟妻子傅涯说了一句从来没说过的话——"傅涯，我今天生日，你给我擀点面条吃吧。"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过生日。
第二天，3月16日，心肌梗塞第三次发作。他走了，58岁。
陈赓走的消息传开后，老战友李克农悲痛欲绝。而李克农自己，不到一年后的1962年2月也走了。周总理当时正在广东视察，接到消息后再三要求追悼会必须等他回来才开。
罗荣桓走的时候，毛主席写了那首诗。最后一句"国有疑难可问谁"，不是客套话。
这两个人，一个是全军政治工作的定海神针，一个是国防科技教育的开路先锋，一个管人心，一个管技术。更关键的是，他们俩有几个共同点：原则性极强，不搞投机；人缘极好，但不拉帮结派；对毛主席忠诚，但忠诚的方式不是盲从，而是该说的话照说不误。
罗荣桓在1963年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过一段话，大意是：党委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贯彻民主集中制。党委内部既要团结，又要坚持原则。这话放到当时的背景下听，分量极重。他去世前，已经隐隐感到某些苗头不对劲，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组织纪律、强调民主集中制、强调实事求是。
陈赓也是一样。他在哈军工期间，不管外面的风怎么吹，始终坚持一条——搞军事教育就得讲科学、讲专业、讲实事求是。他说过一句话，大意是"红与专的问题，光讲红不落实在专上也是空的"。这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
1961年陈赓走了，1962年李克农走了，1963年罗荣桓走了。三年之间，三位重量级人物接连离世。而此时距离1966年，只剩下不到三年。
历史没有如果。
但历史允许我们回头看一眼，想一想：如果这些人还在，如果这些声音还在，那些年的很多事情，会不会有一个不同的走向？他们未必能改变历史的洪流，但至少，他们会是洪流中几块不肯被冲走的石头。
罗荣桓走的时候，毛主席说他"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这句话翻译一下就是——有些人在的时候，你觉得没什么；等他们不在了，你才发现，他们一直在默默地撑着某些东西不倒塌。
陈赓走的前一天，还在病床上写他的《作战经验总结》，想把自己一辈子打仗的本事留给后人。结果只写完了序言，人就没了。他儿子陈知非后来说了一句话特别让人感慨——"那时候连硝酸甘油这样的扩冠药物都没有，要是搁到现在，放个支架就行了。"
一个是元帅，一个是大将。一个61岁，一个58岁。他们用一身伤病换来了国家的安定，让中国的医学有条件发展，但自己却没能等到医学进步的那一天。
毛主席那首诗的最后一句，与其说是在问罗荣桓，不如说是在问这个国家、问这个时代——"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这个问题，后来的历史，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给出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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