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晓 | 百年农家乐|我的父亲|王东晓|百年农家乐|童养媳|豆腐坊|银子

我家老屋，今年一百岁了。

东晓申请了政府补助，加上自家出资，老屋终于修缮完工。大门上“农家乐”三个大字遒劲有力，木梁换了新颜，瓦檐覆了新青。我站在道地，望着依旧牢固的榫卯、磨得温润的木柱，眼前忽然漾开电影般的回忆——上世纪二十年代，咸腥的风裹着潮雾，小脚的太婆，正领着年轻的爷爷，在一片空地上，一砖一木，躬身垒起属于家人的屋梁。百年前的造屋光景，就这样清晰地漫了上来。

一

我的太公叫王继云，娶妻岳井李家人。太婆身材矮小，裹着小脚，生了四男两女：长子必清（字岳松，我的爷爷），次子必淡（岳云，未婚早逝），三子岳才，四子少年夭折。长女嫁大湖，次女嫁山前。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伍家屿，还是个潮起潮落的半岛。伍家屿码头桅杆林立，我们家造房子的杉树、砖瓦，从码头上岸，一根根木料、一片片砖瓦，肩扛人挑，历尽艰辛。村里的路不是碎石板就是烂泥，靠海吃海的日子本就紧巴。我们家的日子，是太公推着豆腐磨盘，一点点磨出来的。那时太公靠一手做豆腐的手艺，开了个小豆腐坊，一家人挤在海边的茅草屋里讨生活。茅草屋挡不住海风，挡不住潮雾，冬天漏风，夏天漏雨，磨豆腐的石磨就摆在屋角。太公起早贪黑磨豆浆、点卤、压豆腐，走街串村去卖。太婆裹着小脚，操持家里的大小事。日子虽苦，却也靠着这豆腐坊，攒下了一点家业，也攒下了造一幢房子的心愿。

只是这心愿刚起了头，苦难就先来了。为了造屋，太公拼命攒钱、攒料，身子熬得越来越弱，终究没能熬过那些苦日子，撒手人寰。顶梁柱倒了，造屋的念想却没断。茅草屋里的小脚太婆，没有哭天抢地，只是抹了抹眼泪，看着身边的儿子们，咬着牙说：“房子要造，家要撑起来！”

长辈们总说，造屋的那几年，是家里最难的光景。太公去世后，我的爷爷也积劳成疾走了。豆腐坊的薄利全贴进了造屋的开销，家里三年没尝过猪肉的滋味，平日里就靠咸菜配稀粥，逢年过节，也只是磨一碗嫩豆腐，算是添了荤腥。就凭着这股韧劲，凭着小脚太婆的一腔执念，凭着三爷爷的一身力气，这幢木结构两层、坐北朝南七间、东西两侧厢房组成的三合院房子，终究是稳稳地立在了伍家屿。

1926年，房子落成的那天，太婆领着年仅三岁的我的父亲，站在屋前，摸着光滑的木柱，哭了。这房子，是太公的心愿，是她熬着苦撑起来的家，是我们家在村里扎下的根。

然而，房子造好仅仅六年，三十四岁的三爷爷岳才因患痢疾去世。他是死在老屋的第一个人。其妻后改嫁本村王渭招。

二

我的父亲王照官，1924年12月22日生。

父亲幼年时，爷爷就去世了，他是太婆带大的。隔代亲，又是家族的独苗，宠爱加溺爱是肯定的。不知他上了几年私塾，十三四岁时在宁海正学小学读书。在普遍都是文盲的小渔村，他算是个有文化的人了。

父亲十六岁上半年，我们家的顶梁柱、大功臣——小脚太婆去世了。遵照太婆生前遗嘱，她与三子岳才葬在一起。墓碑上刻有“王门李氏同子岳才之墓其允立”。那时，我们家有近百亩田地，家境殷实，太婆的墓碑做得也很厚实。文革时期“扫四旧”运动刮到农村，搜刮完不多的旧书后，坟碑也被当作“四旧”清除。大队办榨菜厂正需要石板，便冠冕堂皇地撬质量好的墓碑充当材料。太婆和三爷爷合葬的墓碑，就这样消失了。

十六岁下半年，父亲结婚。母亲是象山县大塘大花港人，十二岁就到王家做童养媳了。当年大塘粮食十分紧张，能找到一家能吃饱肚子的就是好人家了。

我不知道父亲几岁学会赌博。1948年，近百亩田地已经全部卖光。个人的命运转折，从不是孤立的，终与历史的关键节点不期而合、同脉相连。赌过博的人都是开始想赢钱，后来想翻本，最后就是搏一把了。某天，父亲“花会”做庄，暴雷了——支付不出。家里被几十名赌友堵门，插翅难逃。此时父亲破釜沉舟，手握驳壳枪，打开门，朝天打了两枪，颇有“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气概。众人一哄而散，逃之夭夭。

人生从无真正的绝境，所有的转折，都是命运为你推开的另一扇窗。家里是呆不下去了。一年前参加抗暴游击队时，他听人说起四明山有部队——那支驳壳枪不知是买来的还是游击队发的，反正父亲携枪连夜走向四明山，走向了光明。

部队是个大熔炉，是锻炼人、改变人生最好的地方。参军后打过仗，经受过解放余姚、解放舟山的洗礼。父亲有文化，头脑活络，会吹口琴、拉二胡，写得一手好字，深得领导赏识。他荣立三等功一次，做过司务长，在正排管理员的职务上退伍。

复员后他没有找政府要工作，而是投身于农村的互助合作工作，当了村会计。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一场场运动过去，身上的锐气慢慢消磨了。为了养家糊口，他把精力花在不多的自留地里：买优质菜籽种最结实的大白菜，村里第一个种番茄，养鸡养鸭养长毛兔，最后养蜜蜂。用昌明哥的话说：“你爸种什么像什么，养什么成什么。”

七十年代的农村，“农业学大寨”如火如荼，但国家需要外汇，蜂产品出口换外汇是条捷径。集体蜂场可以出省养蜂，宁海第一批跨省养蜂的人都是见过世面的能人，父亲也是其中之一。1986年父亲退休回家，带着四万多元，成为伍山的万元户，也算小有成就。

父亲一米六几的身高，却有惊人的威慑力。我们五个姊妹从小就很怕他。小时候犯错，他一句“跪着”，我们连吃饭都不敢起来。因为要管旭明抽烟，他自己戒烟；因为要管旭明搓麻将，他把自己心爱的麻将牌倒进了井里。我养蜂回家后的第一年，大哥、二哥都造了房子搬新家，旭明还在养蜂。金娟怀孕在身。一天晚上，我在发小家打扑克，父亲看到我在打牌，也没叫我回家，待我和金娟回去，发现他竟然把大门给杠起来了。如今我也六十多岁了，有了儿媳、孙子、孙女，我是绝不可能做出锁门这种事的——也只有父亲做得出来了。

1980年5月30日，母亲患病去世。虽然老两口在一起时吵吵闹闹半辈子，真的阴阳相隔，父亲还是很难过。母亲做的一件中山装，父亲舍不得穿，藏了好多年，留的是一种念想吧。

受当时社会舆论的影响，我根本没想过为父亲找个搭伙的老伴。父亲二十多年形单影只，一个人生活，甚是冷清。我1993年到杭州后，回家的日子就少得可怜了。我回家，父亲最高兴的不是我给他买的香烟，而是我夜里陪他睡觉。有一次我玩得有点晚，钻进被窝时脚还是冰凉的，父亲没有推开，而是把我的脚抱到他的怀里暖着。如今想起来，真有点想哭。

古话说养儿防老，如今已不可能。对父亲，我是没尽到孝心。父亲过世后我还分到了他留下的钱，想想真是惭愧。

父亲2009年7月16日去世，享年八十六岁。

三

母亲孙连妹，1925年10月30日出生，象山县大塘乡大花港人。

母亲十二岁到伍家屿做童养媳，1980年5月30日因病去世，享年五十六岁。在伍家屿的四十五载岁月，母亲可以说是泡在苦水里过日子。年轻时父亲当兵，她一个人带两个孩子长大；后来在生产队挣工分，家里做裁缝，肩上扛着生活的重，手里攥着一家人的温饱。她尝遍了世间的艰辛，咽下了所有的委屈，把苦都藏在皱纹里，把甜全留给了儿女。

她没读过书，为了学裁缝，硬生生记下了“尺寸”“六七八九”等字。我记事后，从没见她闲过一天，大年初一都在缝纫机上忙活。小时候家里人口多，饭不够吃，第一碗饭大家自觉地盛锅边的一圈番薯吃。我最小，爸妈兄姐都疼爱我，我讨厌吃番薯，母亲总是说她喜欢吃，让我把番薯给她。唉，不懂事的我，天真地以为妈真的喜欢吃，却不知道妈因为吃太多番薯而常常受胃酸的折磨。受小时候的影响，直到现在我都讨厌吃番薯。但母亲在我出生前听说还吃过糠——想想真的好难过！

母亲不止一次对我讲过她最后悔的一件事。大哥三岁时，正月初一，穿着新衣服，脖子上戴着银子圈，银子圈上系着一条手帕。那时母亲自己还是个很年轻的人，家里支起了赌桌，她也去凑热闹押铜板。大哥白白胖胖的，很乖，一个人在玩。冬天，家家户户都有烤火的习俗，三岁的大哥一个人在烤火，胸前的手帕烧了起来。哭声传来，妈妈如梦初醒，但为时已晚。那时缺医少药，甚至连烫伤药膏都没有。这小小的过失，却是大哥一辈子的遗憾。脸上带着伤疤的孩子，自尊心受到的伤害该有多大啊！也许大哥懂事后还要埋怨妈妈，因为痛苦如影随形。但用史铁生的话说：“儿子的痛苦在母亲那里是要加倍的。”大哥年长我十八岁，我记事后不知多少次听妈妈讲到大哥的烧伤，那是深深的后悔与自责。

母亲会做裁缝，为人善良随和，人缘很好。我家五间朝南楼屋，宽敞亮堂。小脚的安山姆、带外地口音的宁波婆、洋岭婆、青珠婆……我家堂前常常坐满了人。她们或打毛线衣，或纳鞋底，坐在一起喝茶，东家长西家短地聊天，一天天日子悄然流逝。下雨天生产队开会，我家堂前、檐下坐满了人，好不热闹。

我读高中后成绩一般，那时升学率仅百分之十，高考无望，便辍学做了逃兵。1979年国庆节那天，我告别家乡，告别亲娘，去云南养蜂。那天大包小包带了好多行李，二哥、姐姐送我到长街汽车站。天蒙蒙亮，母亲一直送我到后门山岭，叮嘱我路上小心，注意安全，到云南写信报平安……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就是我和母亲最后的诀别。要是能重来，我一定给母亲跪一个——养育之恩一天都没报过啊！不知是对母亲的亏欠太多，还是有很多想说的话没说完。母亲去世后我写过几篇追忆文章，或忏悔，或思念。母亲忌日十周年时，我和老婆坐在绿皮火车上，晚上十点半，我点亮十支香烟，眼含泪花为母祈祷。老婆以为我发神经了，一度引起误解。

四

去年，王佳云的婚宴上，我和大哥在聊天。有个人向大哥打招呼，大哥眼拙，他作了自我介绍。大哥恍然大悟道：“你是王启吾老师的儿子？我们家的‘农家乐’是你爸写的！”

百年时光，弹指而过。

海边的渔村换了模样。车岙港1952年截流后，伍家屿码头失去了原有的意义。1956年特大台风，老屋东西两边厢房坍塌，没钱修复，便拆除厢房和东西两侧各半间，缩成正房五间，大门重新修建。“农家乐”的名号，从此响彻全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