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从陈旭麓先生的杨国强教授是晚清史名家，其研究领域聚焦于晚清士大夫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等，退休前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代表作有《晚清的士人与世相》《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两头不到岸：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等。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及其时代》在2008年版本基础上增加了涉及张之洞等的数篇文章，属于杨国强作品里专门研究和写作晚清士大夫的著作，思想性和可读性都很强。这部作品通过对三位影响晚清历史走向和国运的封疆大吏的政治与人生的书写，呈现了中国在近代化历程中的跌宕起伏和一波三折，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士大夫生命世界和心灵世界的艰苦备尝。
《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及其时代》，杨国强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出版
在杨国强笔下，三个人物各有千秋，各有面目，而又存在一种隐隐然的对照视野。曾国藩义理与事功兼具，以儒家书生领兵而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同时又勤于整理儒家典籍和诗抄，并善于教育子女后代，留下影响后世的家书，其领导的湘军及其后续影响，更是催生了湖南近代历史和人物的光焰灼目。陈旭麓曾在1980年代的思想碎片《浮想录》里说：“中国不是走出中世纪，而是被轰出中世纪的。”“走”是自觉自愿的闲庭信步，有规划也有章法，而“轰”则是连滚带爬，打落牙和血吞，充满屈辱感。中国的近代化是将西方社会几百年的历史高度浓缩而亲历一遍，因此必然充斥着脱榫和矛盾。曾国藩就是一个过渡时代矛盾人物的集大成者，却正是因这种矛盾性，象征着“天朝上国”回应西潮冲击的具体性和民族特性。杨国强收录于这本历史人物论集的曾国藩简论写于将近30年前，其时他还是一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研究生，可时过境迁、潮来潮去之后，这篇文章放在今日重读仍旧是掷地有声的不刊之论，而当年名动一时的绝大多数时论已经无人问津形同废纸，这或许就是真学术的永恒魅力吧。比如开头这段话：“近代中国产生过不少矛盾人物。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维护传统又越出了传统；他保守旧物同时却抉破了旧物。作为‘中兴名臣’之首，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代表；作为‘自强新政’的倡导者，他又不自愿地为西方以技术为先导的文化开了引接的门洞。”正因为这种历史的多重性，铸就了曾国藩的复杂人格。在杨国强纵横千里、涉笔成趣的笔触中，曾国藩的品性中既有“拙诚”也有“智术”，性格中既有“侠动”的一面，又不乏超然“淡泊”，在一度领军失败试图自杀的百死千难人生中百结忧悒，却又倡导面对磨难和苦难需有韧性和智慧的生命“挺经”。
受曾影响和提携而成的淮军领袖李鸿章与曾国藩用人旨趣不同，不问所用之人德性和人品如何，而注重能力和技艺，只要能够羁縻使用，则品质低劣之人也可以囊括府中。一生浸淫厮磨于晚清民初人物与史事的杨国强，长于从各种史料的爬梳对比中体察“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所谓“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对于历史人物的比较就成为其颠扑不破的史家心法和笔法，尽管他常告诫笔者“史无定法”。而在这种义理、事功与辞章的纵横比对中，他坚持的又是逐级递减的优先级，因此总是以臧否史事议论人物的人文主义尺度为第一准则。比如他对主持淮军和北洋海军的晚清重臣李鸿章的这段宏论，如今读来仍旧不乏警示之意义：“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中心人物。然而他始终未能成为洋务运动的精神领袖。年辈在他之前的曾国藩，一生汇融汉宋，以富有个人体验和学理深度的经世之学换来过众多士人的服膺。年辈在他之后的张之洞，则善用智术和智慧作折中新旧之论。他以中体西用为底本铺叙出来的大篇文字兼备词章与义理，极合章法地表达了洋务人物取新卫旧的共有心影，并在形而上的层次上感染了更多留心世务、关注国运的人。中体西用一语，也骎骎乎成为张之洞的专利。与他们相比，李鸿章显然是略输文采。他匮于学植，所以他没有理论。虽说李鸿章起家翰林，在清秘堂里泡过一阵，但还没有等到他摸熟门径，就已被召去带兵了。后来的生涯中，他见长的一手是‘才大心细，劲气内敛’，然而义理、词章、考据等，则从此渐成陌路。因此，当他需要说理的时候，往往无法将不成片段的新知与‘理气’‘道器’‘体用’‘本末’之类粘连成一个理路圆融的东西。于是，他的洋务议论便只能赤裸裸地以利害来动人心了。以利害动人心本是洋务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但龂龂乎言利言害，显出来的又是一种短视和短气。自中西交冲以来，李鸿章比别人更透彻地识得利害，也比别人更专注地宣述利害。前一面表现了他见事之敏，后一面却常常使他看不到其他许多应有的东西。”尽管如此，作为晚清名臣，李鸿章在关键时刻的一些选择却又彰显了其对人格底线的坚守，比如杨国强特别论述到戊戌维新挫败之后，粤人康梁仓皇出逃海外，湘人谭嗣同一腔热血不愿苟且，选择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喋血菜市口。作为慈禧钦点的缉捕康梁要犯的钦差大臣李鸿章，却几次三番托人致信远在东瀛的梁启超，嘱咐其潜心向学，不必遽灰初心，以待他日时局缓和回国效力。这番不避嫌隙、不忘故旧的举动让梁启超感慨万千：“毋亦发于爱才之盛心，以为孺子可教，而如此国运，如此人才，不欲其弃置于域外以没世耶。”
张之洞从清流而入洋务，因此对两者的优长和短板皆有所知，在杨国强笔下，张无论官至何处，则首重举办书院，嘉惠士林，从事教育，这种不重权力而重文化的人文精神，也是中国的士大夫精英主义文化的流风余韵。杨国强的历史叙述要言不烦却又力透纸背，他长于义理的阐发、历史的思辨和史事的勾连，笔墨纵横之间，晚清中国的历史世界和精神世界就已跃然纸上，引人深思。他这段话可视为对这一类历史人物的共通性评价：“他们（指张之洞等）始终共守着中国文化铸就的一种人文品格，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自愿。当自强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排难发轫之日，这些都成了内在的催动和力量。因此，19世纪60年代以船炮为中心的寻求自强的过程里，冲击来自西方，而回应也出自中国人的文化和社会。当中西交冲之际，这个世界不能没有担当，然而担当涵育于旧学。”掩卷细细思之，杨国强借以安身立命的史学书写，彰显的又何尝不是一种守先待后其道不孤的人文主义传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人品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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