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付莹女士有一个说法：中国人了解西方，远比西方了解中国的多。
的确如此，万斯最近谈到了一个情况，他说中国很奇怪，它的发展历程，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说，很不一样。比方说英国是发达国家时，美国还是发展中国家，那个时代的背景是英国的钱往美国流，美国也越来越强。中国的发展路径不是这样，不是发达国家美国的钱往中国流，而是美国在向中国借钱，这说的是近7000亿美元债务，然后，美国又拿从中国借来的钱，去买中国制造，似乎成 了特里芬难题中的一个”无效逆差“。
本来美国巨大的逆差，应该是美元输出，从而
稳固美元地位，但对中国而言，有了一种抗体，中国通过购买美债，又帮助输出的美元回流回去了，在中美关系中实现了再平衡，中国获得了来自绿纸的利润，而美国用绿纸的自循环，换走了中国的实物。
怎么评估双方的得失？
美国的风险在于制造业空心化，这是特朗普正在解决的问题；中国的风险在国际结算绑定了美元，一损俱损，这是中国的两难，要在贸易顺差与人民币国际化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只有高端制造，而高端制造最终比的是制度的包容性与市场环境的自由，是拥抱全球，不是对抗，没有赢两回，只有双赢与失败。
其实，万斯的奇怪一点也不奇怪，这种局面是中国特定的体制所决定的。中国是外汇管制国家，赚的美元不能在国内流通，要兑换成人民币，央行要对等地印钞，形式上看仿佛中国多了一大笔美元，其实是以国内加印钞票，失去了对等的流动性为代价的。这些多出来的美元没有消失，却不能在国内用，它就成了”闲置资产“，为了让它不闲着，于是卖了美债，多少赚点利息，这就形成了万斯说的”中国现象“，因为到目前为止，美债仍然是最优质的理财产品。
诺奖获得者克鲁格曼也感觉奇怪，认为中国巨大的美元资产只是去收点利息，是资源浪费，其实是外汇管制下的被动选择。
既然是被动的选择，一个国家在拼命印钞赚大钱，一个国家在拼命生产赚小钱，双方在新冷战时代都走到了自身成功的暗面，都要变革，看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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