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长征，很多人都知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才让中央红军被迫走上长征路，而造成这次失败的核心人物，就是共产国际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大名鼎鼎的李德，根本不是共产国际正式派来的军事顾问。他就是个蹭身份的冒牌货，正主其实另有其人。
这事得从顾顺章叛变说起，193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联络员牛兰夫妇不幸被捕。本来租界查了半天都摸不清俩人真实身份，都准备放人了，偏偏已经叛变的顾顺章跳出来指认了他们。原本快脱险的牛兰夫妇，一下子又陷入了必死的险境。
共产国际赶紧组织人手营救，要疏通关系就得用钱，当时负责营救的佐尔格，立刻给莫斯科发消息，要派人送两万美元到上海。为了保险，苏联方面选了两个人，每人各带两万美金，走不同的路线出发，两人互相都不知道还有另一个人在做同一件事。
这俩人都是德国共产党员，一个叫赫尔曼·西伯勒尔，另一个就是奥托·布劳恩，也就是后来人尽皆知的李德。那时候李德刚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分到苏军参谋部没多久，就接到了这个送钱的任务。俩人都顺利把钱送到了，赫尔曼完成任务就立刻回了苏联，李德却因为碰到两个熟人留了下来。
这两个熟人一个是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两人在德国的时候就一起做过党的工作，算是老相识。另一个就是当时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博古，俩人在莫斯科读书的时候就认识，算是老同学。博古那时候才24岁，刚接手中央工作，最发愁的就是自己不懂军事，碰到这么个科班出身的老熟人，可不就相见恨晚。
俩人在上海整整相处了一年，天天凑在一起聊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聊来聊去，博古对李德彻底放下了戒备，百分之百信任。1933年春天，博古要去中央苏区，临走直接提出要带李德一起走。那时候共产国际正式派的军事顾问弗雷德·施特恩，还在来上海的路上呢。
李德本身是苏军参谋部的人，不是共产国际的人，想要名正言顺去苏区，得拿到共产国际的身份认可。他反复征求共产国际的意见，最后才拿到一个特别模糊的指示。指示说，李德只是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一切行动都要受中共中央支配。
说白了就是，李德没有军事指挥权，只有提建议的资格，而且他不听命于共产国际，只听命于中共中央。可到了博古这儿，直接对外改口，说这就是共产国际正式派来的军事顾问，还特意给奥托·布劳恩取了个中文名字，叫李德。就这么着，这个送钱来的路人，成了名正言顺的军事顾问，实打实成了冒牌的“李鬼”。
那这个正牌“李逵”弗雷德·施特恩，真要是早早到了苏区接过指挥权，会不会比李德做得好，能让第五次反围剿打赢，给中国革命带来好运气呢？弗雷德1933年春天才到中国，到了没多久就干了一件影响不小的事。
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中央苏区发了一封著名的长电，明确说了自己定好的红军作战方针。他反对红军集中兵力打，主张分兵两个拳头打人，要求红军抽出主力组成东方军，打到福建去打通出海口，等着苏联送武器来支援。这个计划离谱到什么地步，连李德都觉得他太想当然，根本不切实际。
弗雷德可不管别人觉得对不对，见苏区中央局有异议，直接发电报过来严厉训斥，说必须记住，不准浪费时间讨论，不准磨磨蹭蹭含糊应对，就得按我说的来。这脾气比李德强硬多了，派头也大得多。
没办法，上级都发话了，红一方面军只能按着他的要求调整部署，一、五军团组成中央军留守原地，三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开赴福建。要是真按着弗雷德的想法一直走下去，还不知道要吃多少亏。
万幸的是，弗雷德在中国待的时间特别短，1934年春天就离开了中国，根本没机会到苏区掌权。不然本来李德瞎指挥就够乱了，再来个更不切实际的真李逵，那红军真的要雪上加霜，后果根本不敢想。
其实回头捋这件事，不难发现挺值得深思的。李德来苏区之前，江西根据地已经赢了三次反围剿，毛主席结合实际打出来的军事路线早就成熟了。那时候放着自己用鲜血换出来的成功经验不信，非要信一个没上过战场的外国新毕业生，说起来也是那个特殊年代的悲哀。
这话也不能全怪李德，当年给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说过一句公道话。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抢来的，是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主动拱手交给他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责任，其实得算在中国同志自己身上。这话放到今天来看，也还是非常公允的。
参考资料：人民网 李德原是冒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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