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初春，华北平原的风还透着凉意，傅作义在北京站台上抬头望天，他第一次要乘军用运输机去内蒙古看水利工地。同行工程师臧景贵笑着说：“傅部长，飞一次可比骑马省事。”傅作义点头，却不忘掸掸呢大衣上的灰：“可惜啊，马背上能随手画图，在天上只能靠记性。”
那趟考察行程结束后，水利部迅速敲定引黄入晋试点。有人回忆，傅作义在批示上只写了八个字：因地制宜，量水行工。干练，是他一贯的风格。也正因为这份爽利，1949年1月22日，他在香山双清别墅与林伯渠敲定《北平和平协定》时，没有拐弯抹角，直截了当：“北平必须保住，百姓要活。”
北平得以完璧，老城墙、紫禁城和太师少保街上的胡同口，都避免了炮火。那场起义不仅令傅作义摆脱了旧日军阀的身份，还为他赢得了一张新名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水利部长。1950年代，毛泽东多次夸他“眼光准”。周恩来则常对外宾介绍：“他是把战争停在城门外的人。”
1956年夏，世界和平理事会在斯德哥尔摩开会。傅作义临行前半夜还在办公室摊着黄河治理图纸，同僚劝他先休息，他笑说：“河不睡，人怎能先睡？”会议间隙，他独自站在瑞典皇家图书馆阅览水利专著，用放大镜比画河道剖面。回国后，他带回一大摞手抄资料，塞满了外交部配给的公文袋。
日子久了，老毛病跟上来。1957年，他去河南勘测，因急性心绞痛昏倒在渡船上。医生建议少劳累，傅作义答一句：“流量不等人。”尽管如此，他还是把家搬进了部里，宿舍里只放一张行军床、一沓图纸。朋友揶揄他像守仓库的管理员，他反问：“仓里装的是江河的命。”
1972年深秋，西花厅难得热闹。周恩来和邓颖超破例置办两只烤鸭，一只切片，一只原样端上桌。周恩来对傅作义半开玩笑：“今天算超姐请客，我只是打下手。”傅作义夹了第一筷，嘴上却说：“浪费我可不敢。”那顿饭吃得欢，他没提工作，只聊到北平旧事，唏嘘时间匆匆。
几个月后，1973年2月的一天上午，家里只是寻常午餐：白菜豆腐、两根萝卜、一笼白面馒头。傅作义夹馒头咬下去，嚼了几口，却怎么都咽不下，胸口像被石头堵住，呼吸急促。他皱眉，“坏了”，心里第一个念头竟不是疼痛，而是担忧拖累家人。
夫人赵曾珵见状，赶忙搀他上车直奔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途中傅作义断断续续说明：“不是心绞痛，这次更闷。”到院后，医生先做心电图，结果相对平稳；接着安排胃镜，屏幕上的异物让在场人都沉默——直径三厘米的肿块嵌在胃窦，边缘粗糙。化验报告当晚送到国务院值班室，周恩来批复八字：“全力救治，不计代价。”
3月3日凌晨，外科专家组在手术灯下奋战五小时，切除病灶并实施胃大部分切除。麻醉未退时，傅作义醒来第一句是：“工程图别丢。”医生哭笑不得，把那沓图纸放回护士站。术后恢复期，他照例琢磨河道模型，手里却换成了铅笔和小本。有人问他胃口如何，他摆摆手：“饭少了，大问题不少。”
然而，病情并未就此停步。1974年2月底复查，癌细胞已转移，肝脏阴影清晰。专家会诊后只能实施姑息治疗。3月中旬，他在病榻上批阅最后一份海河综合治理报告，签字时手抖得厉害，字迹歪斜却依旧能辨，“急流不择石”。护士叹：“真是拼命三郎。”
4月19日凌晨，监护仪慢慢归零，窗外樱花瓣随风而落。官方讣告说明，他享年73岁。那天北京仍在下细雨，水利部大楼下的旗帜垂半。人们提起他，总会再说一句北平无战事，也会想到黄河冰塞、海河倒灌、引滦入津的方案。毕竟，战争里停过枪声的人，和平年代照样四处奔走。
葬礼后，赵曾珵将他生前用到卷边的地图寄存国家档案馆，封面仍写着四个字：治水为民。多年过去，海河治理纪念馆里陈列着那张卷图，旁侧是一段简单标注——“傅作义手绘，1973年春”。参观者驻足端详，或许能想象到老人那天午饭咽不下馒头的窘迫，也能体会到他吐出“坏了”二字时的冷静。匆匆几十年，他把沙场上的果断全都用在了河堤与闸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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