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7日凌晨，细雨罩着山城。白公馆高墙内灯火刺目，29岁的刘国志在枪口前高喊口号，声震狱墙，随后身躯应声而倒。守卫低声咒骂，却没人敢正视他倒下的目光。
追溯他的来路，要从1921年农历二月二十九日说起。那天，泸州刘家第七个孩子诞生，父亲甫一看见男婴，便笑称“七莽子”。彼时刘家是当地首富，酿酒生意红火，人们以为这个孩子将来只需坐享其成。谁也想不到，他会将锦衣玉食的日子连同生命一并押在革命上。
1939年，18岁的刘国志考进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校园里救国思潮汹涌，他很快被马克思主义吸引，同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可惜不久组织关系中断，他独自奔波，靠一腔热血苦寻党组织。
1942年春，他到了重庆。凭借章汉夫的介绍，找到了南方局刘光。从此，刘国志以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所资料员、又或《商务日报》记者的身份穿梭在大街小巷，搜集情报，联络进步青年。一次跑到重庆大学做演讲，一个爽朗的女生替他放哨、撂风声——那就是曾紫霞。活泼、机灵，眼睛里全是光。
两人相识后，联络频繁。刘国志处理秘密文件时，曾紫霞在门口朗声读书，替他掩护；他策划学生罢课，她递上写满暗号的纸条。日久生情，战火中来往全凭信任。一次散会后，刘国志低声说：“小东西，咱们会一直并肩。”女孩抿嘴一笑，没回答，却把手电塞进他口袋。
危机在1948年春骤然来临。4月初，因一名学生受审泄密，特务盯上了何北衡公馆。4月10日清晨，渝特委派的季缕冒充来客进门。守门人一句“七少爷，有人会见”让刘国志警铃大作，他镇定答话，旋即上楼焚毁文件，从后门翻滚下山坡，借上学的人流溜出包围。特务扑空，徐远举雷霆大怒。
逃亡途中，他先通知同志转移，又赶到壁山，掏出仅余的几块银圆塞进病友手心：“先买药，别逞强。”说罢转身离去。4月16日，他和曾紫霞在荣昌县大姐家暂栖，自称“带未来媳妇回门”，原想混过风头，没料想叛徒张德明再度告密。
4月19日凌晨，院墙外冷枪齐响。刘国志试图冲出后花园，被乱枪封回。特务破门而入，先押走曾紫霞。她只来得及向窗外喃喃：“但愿你能逃掉。”可半小时后，刘国志也被捕，手腕铐痕很快渗出血丝。押往重庆途中，他握着她的手：“要挺住，关得住人，关不住心。”短短一句，两人紧靠的肩膀微微颤抖，却没有再多言语。
渣滓洞、白公馆，铁门一扇接一扇。酷刑、威逼、利诱轮番上阵。刘国志只说一句：“信仰不是口供。”徐远举恨得咬牙，把他列进第一批处决名单。刘家四处奔走。六哥飞赴成都求刘航琛电请何应钦，才将死刑先拖了下来；五哥再从香港赶回，带着金烟盒和名表，递到徐远举手中，换来一次“兄弟相见”。
那是1948年盛夏的老街三十二号。铁门吱呀开，刘国志面色苍白，脚步虚浮。五哥心酸难耐，拉着他就哭：“跟我走，签个字就自由！香港、美国都给你安排好。”刘国志轻轻抽回手：“家国未定，我不能走，也不签。”一句话，定了生死。五哥跪地哀求，特务冷笑旁观。门再次合拢，弟兄俩的身影被黑暗吞没。
狱外，解放军攻势渐近。1949年8月15日，曾紫霞因“罪证不足”被释放。刘家托人在暗处接应，连夜送她离渝，辗转至川西地下交通站。她不知道，未婚夫已被秘密列入处决名单，只记得分别时的那句“考验来了”，夜夜梦回。
11月27日，国民党军火急南撤，渣滓洞与白公馆火光冲天。枪响声中，刘国志与百余名战友倒在乱石岗。他年仅29岁，生前最后一句话是：“快走，革命路还长！”
后事繁复。1949年12月，重庆解放。刘家终于在井然的旧牢房外找到了刘国志的衣冠。衣袋里有炭条写就的小纸片：请代我问紫霞近安，革命必成，毋念。字迹斑驳，却看得见沉毅。
次年春，组织把纸条交到远在眉山的曾紫霞手里。她看完默默合上纸条，走出了屋子。院子里桃花正开，飞花飘落衣襟，她抬手拨开，挺直脊背继续前行。多年以后，《红岩》出版，刘思扬和孙明霞的故事感动无数读者。人们或许只记得小说里的惊心动魄，却不知字里行间的原型早已埋骨歌乐山。勇士与恋人没能携手看见新中国升旗，然而他们的选择早已写进时代的脉搏，和山城的晨钟暮鼓一起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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