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晚年坦言：一生最佩服两人，一个是胡琏，另一个，喜欢算卦|张淦|李宗仁|白崇禧|胡琏

1964年深秋，台北北安路的老宅里雨声淅沥。白崇禧一手捧着《周易》，一手摩挲折角的笔记本，神情专注。侍从小声问：“先生，这是研究兵法吗？”他淡淡答了五个字：“算卦也算兵。”屋外风声骤紧，旧日战场的片段跟着闯入脑海。白崇禧承认，自己戎马一生最服两位同袍：其一胡琏，其二便是那位总把罗盘挂在腰间的张淦。

倒回到二十世纪初，1909年，广西恰值新旧势力更迭。那一年十二岁的张淦背着《易经》在桂林伏波山下折下一枝竹杖，抬头看云，喃喃自语：“乾三连，坤六断，我要走一条大的路。”乡亲只当顽童胡闹，谁料十年后，小书生成了广西陆军速成学堂里最会掷步枪的学员。更有意思的是，同一教室的另一排，坐着李宗仁、白崇禧。三人缘起于此时。

1923年，旧桂系陆荣廷兵败，张淦已在其麾下做少校副官。兵荒马乱，他却先取罗盘，再调连队。白崇禧新近掌旗，行军抢位子，嫌他磨蹭，好几次差点拔枪呵斥。一次夜宿梧州南郊，张淦丈量营地后摇头：“地名坡脚，卦象示凶，今晚不宜扎营。”白崇禧没搭理，还打趣：“你那几根铜针能挡子弹？”结果半夜他失足跌进壕沟，右腿硬生生扭折。医官包扎时，他想起晚饭前那句话，虽未言谢，却把行军旗默默插在张淦标出的新选址，自此对罗盘多了三分敬意。

抗战爆发后，张淦被编入第五战区，统率所谓“车兵团”。台儿庄之前，他先后三次起卦，得连出“巽”象，便敢于请缨担任左翼突击。大战八昼夜，日军遗尸遍野，参谋本部嘉奖电报连夜飞抵，新桂系风头无两。席间，蒋介石举杯赞“罗盘将军”，张淦却仍旧伏案描绘八卦图，仿佛胜负只与卦爻有关。有人悄声调侃，白崇禧却摆手：“打得赢就行，信什么都成。”

1946年东北鏖战，多路国民党军事主官忙着调兵，张淦仍坚持“一卦在前”。局势急转直下，他命令部队据守吉林西线，理由是“辰位可挡”。东北野战军机动突围，夜袭分割，张淦误判天机，兵团吃下大亏，损失半数。另外一头，胡琏在豫北连日苦战，死守阵地，亲自端着手榴弹冲上堑壕，硬把两个旅救了下来。白崇禧对比两人：一个靠胯下三尺钢刀，一个靠铜盘纸符；一个血战八方，一个握卦从容。

1949年11月，广西战场风雨飘摇。张淦残部自玉林退至博白，司令部驻于山脚祠堂。夜色沉重，副官递来情报：四野主力正合围。张淦不慌，取罗盘、铺黄纸，三摇之后放声：“天助我也，须待援军。”副官急得直跺脚：“司令，炮声都到门口了。” 张淦摆手：“莫乱，子时自有转机。” 此时，解放军第43军已穿插至祠堂背后。枪声迸发，张淦仓促挟卷，终被生俘。卦象说有援军，果然来了一支部队——却是对面那支。

1950年冬，伴随第一批战犯列车北上，他抵达北京功德林。罗盘被收缴，他就把衣鞋当筹码，模拟“奇门遁甲”，调换床位，也算给自己找点精神寄托。管理干部苦口婆心做工作，他只是淡笑：“文王卜世，仍囚羑里。命也。”同室的沈醉好奇问他为何依旧坚信卦象，张淦答得笃定：“从排长到兵团司令，全靠它指路。不问它，心里空。”

另一面，白崇禧在台北的日子并不好过。蒋介石对桂系戒心甚深，军事与政务一概排除在外，封了个“总统府战略顾问”，实则每日孤灯读书。1958年后，随着两岸局势吃紧，他被限制出行，几乎成了半“寓禁”状态。闲极无聊时，他常提起胡琏的虎胆：“从滇缅回国那一仗，他扔光手里所有手雷，也得把炸药包塞到坦克履带里。”说起张淦，他却摇头失笑：“若非迷信，也许能多保几千兄弟。”

1961年初春，白崇禧面见蒋介石，曾试图为功德林的老部下说情。话未出口，蒋机警地翻阅文件，故作无闻。散会后，白崇禧在花园长廊自嘲：“人情薄似纸。”那刻他想起张淦在南宁操场上举罗盘的少年模样，想起胡琏在会稽山麓浴血的背影，忽然明白自己为何敬他们——一个信命，一个拼命，都是彻底的执拗，都是将门里最后的古风。

1959年，张淦病逝功德林。官方讣告寥寥十行，他本人却在弥留时还嘱咐战友：“替我把罗盘埋好，别让它乱了方位。”同年深冬，胡琏赴金门检防，一袭风衣，瘦而硬朗。新闻照片传到台北，白崇禧盯了许久，遣人写信慰劳。信中只有一句：“山高水险，珍重。”